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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

中国帮会史-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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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盐埠,浔江一带盐枭,无不敬畏,他不特是个英雄,而且是个大富之家,洪秀全便又去游说他。他闻洪秀全声名,又听见洪秀全谈吐,十分倾倒,毅然毁家助饷,和洪秀全合作。此时,洪秀全已得罗大纲、大头羊、大鲤鱼等允许合作。又有杨秀清、钱东平、胡以晃、黄文金、韦昌辉、冯云山、谭绍洸,以及兄弟洪仁发、妹妹洪宣娇、妹婿萧朝贵等文士武将的效力,又得各地三合会同志的帮助,声势浩大,和清兵战,势如破竹。竟收拾了满清半幅河山。

  太平天国当时能够获得胜利,虽则可以说是满清末叶朝政的腐败,不修武备,但是洪门的功劳是不可湮没的。而当时宣传的方法也确实不错。他们除掉借上帝教做宣传的工具外,又由冯云山,卢贤拔编撰一本宣传品,书名《真言宝诰》。这本书看起来像是上帝教的教书,实际上满篇都是“灭满兴汉”的文章。给同胞一记棒喝,洪秀全等后来都蓄发,易明朝服装。所以,满清叫太平军为“长毛”。本来闽、粤、桂等地的天地会、三合会的弟兄,无时无刻不在与满清作对,然而在组织上、联络上终究差一点。因此不免许多无谓牺牲,后来有洪秀全出来领导,洪门弟兄见有保障可酬壮志,所以无不乐从,而加入三合会和天地会的,也便日多一日。

  道光二十一年,中英交战,中国失败后,把香港割给了英国。洋人的势力更大,如上帝教的势力自然也更强盛了。此时洪门的总机关便设在香港。洪秀全既得上帝教的势力,又得洪门弟兄给他撑腰,一帆风顺,自是意中事了。 




 

 
 第四部分
   
国父孙中山

孙中山与洪门弟子的合影

洪门的龙头大爷郑士良  

国父认为这是一个起义的大好机会,于是派郑士良到惠州,纠合一班原有的同志——多数是洪门弟兄,——准备起事,派史坚如到广州准备响应,国父本身便率同欧籍将校,绕道回香港,打算潜入内地,组织一个有秩序的革命军,伺机救国。 




 

 
 哥老会的兴起
   
  太平天国洪秀全向南京进攻的时候,一方面三合会在佛山肇庆等地起事。广州已被包围,扼制了珠江的咽喉。

  当时清兵要运粮入粤,以作接济,知道珠江口给三合会占领了,才冒用外国旗帜,挂在桅杆上,通过三合军占领区。后来给三合军发觉了,意外获得了许多军火和粮食,于是声势更加浩大,清兵在粤,等于瓮中之鳖了。

  到咸丰四年十一月,广东全省给三合会所占领,擒获清兵俘虏,不能数计。后来清廷转托美国人出来交涉,三合会才把这些俘虏释放。因为三合会有排外的举动,给旅粤的英美人所痛恨,英美人便处处给懦弱无能的清廷以帮助,而使三合会不能得到顺利。其时,满清遭尽内乱外患的苦,弄得乌烟瘴气,束手无策了。

  这时候,在华南和外洋有三合会和满清作对。在华中,华北,便有哥老会的兴起。三合会和哥老会,不过是名义上差别,其实宗旨一样,都是洪门中的一个支流。

  由庚子直到光绪末年,可说是哥老会势力最盛的一个时期。

  太平天国时,忠王李秀成有一个谋士,名叫李昭寿,李昭寿是洪门中人,学识甚广,很得李秀成信任。李秀成在天长县一役,给清兵攻败之后,军队溃散,李昭寿遂被清廷所执,钦差大臣胜保怜其才,劝他投降清朝。李昭寿初不肯从,后来给胜保说好说歹,才算依允了。胜保奏知清廷,给李昭寿一个三品顶戴。

  不想这李昭寿虽然投降清朝,实际上却和洪门通声气,后来给清廷知道了,便把李昭寿拘禁起来,严刑拷打,李昭寿直认是洪门中人不讳,并且在公堂上破口大骂清廷的腐败。结果,他给清廷斩了头。

  李昭寿的儿子李丰,是一个刚毅的好汉,听说父亲问斩之后,在灵前起誓,要报杀父之仇,便在安徽加入了哥老会。入会后,便往江苏镇江访关熙明——他是江苏哥老会的负责人——李丰见了关熙明,言谈之中,十分投机,其时清廷遭受了洪杨和义和团之乱,兵力薄弱,国库尤虚,朝政日非,李丰要乘这个机会起事,关熙明深表赞同。二人便商量购买军火事宜,李丰毁家捐助白银六万两,作购买军火之用。关熙明又向会中人捐了些款子,便向镇江关英人弥逊处商议购买军火的事,弥逊见有利可图,自然一口答应,弥逊又给关熙明介绍关上的洋人,接洽运输的办法,弥逊自己请假去香港,和军火商订购枪械子弹。岂料这批军火运到镇江时,竟被清廷探知,把军火抄出。弥逊和关熙明、李丰等被擒。弥逊交上海英国领事馆查办,监禁了九个月,解送回国。可怜关熙明和李丰,壮志未酬,却给清廷枭首示众了。

  此案发生之后,长江各地哥老会中同志无不痛恨,要为关熙明、李丰报仇。而实力上又不能和清廷抗战,只得从小处和清廷作对,例如杀洋人、毁洋房之类,引起外交纠纷,使清廷的实力薄弱下去。所以那时长江流域的领事馆、教堂、海关,还有太古、怡和、日清等洋行,时常有烧杀的事情发生。这都是哥老会的人要想打倒清廷,才如此做的。

  后来事态越弄越大,清廷恐慌起来,才出赏格缉拿哥老会中人。捉到哥老会的主持人便可封官,告发哥老会的会员便可得到奖金。

  在光绪十八年时,在湖南和江西交界处的醴陵给清廷捕获哥老会会员四人,正在审问的时候,便有一千多个哥老会会员前来劫狱,和清兵冲突起来,结果把四个人劫了出去。清廷也不敢怎样。

  到光绪二十三年冬,哥老会重要份子毕永平、林述唐等到湖南和当地哥老会首脑李云彪、杨鸿钧、张尧卿、李堃山接洽起义大事,这时候,孙中山先生已在香港成立了兴中会,大家便有意去拜会孙先生。李云彪的意思却要等来年召集长江各埠的同志到湖南开了“英雄会”,有了具体的计划之后,再去和孙先生商讨起义的事,各人都表赞同。光绪二十四年,开完了“英雄会”,长江流域的哥老会有了切实的联络,并且有了相当的准备,去谒见孙先生的人在年底到了上海。二十五年正月,长江各埠哥老会代表李云彪、杨鸿钧、张尧卿、李堃山、何玉林、王金宝、刘家福七人到香港见孙先生和黄克强先生,商讨起义大事。大家公议推孙先生为哥老会的领导,积极准备,预备分珠江流域、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三处发动革命的大事了。 




 

 
 国父与帮会之关系
   
  国父姓孙,讳文,字逸仙,别号中山。他是广东香山县——就是现在的中山县翠亨村人。

  国父的诞生是在七十五年前的十一月十二日。那时离“太平天国”、“鸦片战争”都不很远。所以父老们对于洪杨末造满清政府的残杀汉人,中英战起帝国主义压迫弱小国族的残酷情况,都曾身历其境。每逢茶余酒后,偶然回忆起来,便免不了滔滔不绝的讲演一番,以 此孙先生耳熟能详,从小就有了种族观念,可见国父手订救国救民救世界的三民主义,首列“民族主义”,其原因是很远的。

  国父在八九岁时,思想行动,已有异于常人,他对村学究不给学生讲书只叫学生高声瞎念的教学法认为不合逻辑。因此提出强有力的质问来:

  “先生!这书里说些什么?我一点也不懂,你也不替我讲,尽管读有什么用?”

  学究先生意外地听到这种质问,气得连胡子都翘了起来。

  “你敢不听教训?随随便便的胡说乱道。我非打你几戒尺不行!”

  “戒尺抓在你手里,我是没法子叫你不打的。不过我告诉你,你要不给我讲明书里的道理,我是不再背书的了。”国父很倔强地这样答复他。

  这真出于老学究意料之外,塾中惟一的权威工具——戒尺,竟会吓他不住,只好破例地给他讲书。中山私塾教师的给学生讲书,就是由国父幼年雏形的革命争出来的。

  香山是个傍海的县份,民众稍有积蓄,便免不了海盗的光顾,翠亨村当然不能例外。当国父年十一岁时,有一天村中一个新自美洲回国的侨商家里竟被海盗劫掠一空,事主忍不住地叹气说:“这些财物是我在外多年的血汗换来的。本想带回祖国给桑梓办点公益事业,现在是绝望了!假使我还在外国。那就有着法律的保护,哪里会这样呢?”国父听了,脑海中便感觉到满清政府的无能,同时并憧憬着欧美法治的精神,很想到外国去观光一下。

  距此不久,国父又受到了一个很大的刺激:原来他那村里有一家兄弟三人因为耕田致富,家里住着很好的房子,并有一个小小的花园,作为农余消遣的地方。国父性好园林,每天散学时候,总要到这园里游览一下。有一天不知怎样,突然有个强盗式官吏,带着四五十个如狼似虎的兵丁,跑到三兄弟家,硬说他们是海盗。把他们捉去杀了,房子花园一律充公发卖。在未卖出以前,派两个老爷兵守在那里,禁止人们进去,国父心怀不平,故意要到园里去游玩,当被老爷兵大声阻止。

  “这是海盗的产业,现在已经充公,谁也不许进去玩了!”

  “什么海盗?又什么充公?我全不明白。他们兄弟三个都是规规矩矩的农人,你们说他是海盗,有凭据吗?把他的产业充公,究竟充给谁呀?……”

  国父正在理直气壮的侃侃而谈,那个不能打仗只会鱼肉平民的老爷兵,突然拔出刀来,劈面就砍。国父照着“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古话,很迅速地迈着大步跑了。

  这事不久当然就消逝了,可是满廷统治之下的贪污官吏,杀人自肥的事实,已经在国父的脑海里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乙酉年,中法开战,清代名将冯子材、刘永福等在谅山屡战屡胜,杀得法国兵望影而逃,没有脑筋的满清当局居然糊里糊涂地和法人订了割地赔款的和约。把越南让给法人,这时国父愤恨已极,便决定了推翻满清创造民国的大计。

  他想革命一事,无疑的兼有艰难危险的成份。必须和社会时时接触,然后便于鼓吹,更要有一种外幕,遮掩清廷的耳目,行医自然是最适合这种条件的,于是考入广州博济医学校习医,一方潜心医学,一方就同学中物色革命的人才,首先就结识了潮州郑士良(弼臣)先生,这位郑先生本是该校的优秀份子,同时也是我们洪门的龙头大爷。

  国父一和他谈到革命,他就笑着拍起手来:

  “这是我极端赞成的,因为我们洪门本是一种革命的团体,虽然没有革命的口号,但是全体抱着“灭清复明”的宏愿,恰和足下革命的宗旨不谋而合,我很希望两方面异途同归,联为一气,将来足下起事,我们洪门兄弟是可以尽量帮助你的……”

  国父听说大喜,于是以郑先生为“拜兄”,——就是“恩兄”,这是国父与帮会发生关系的开始,后来许多革命事业,都与它有密切的关系。

  国父在广州学医的一年余,听说香港英文医学校学课很好,那里又是着名的自由口岸,这与革命一事无疑是有利的,于是征得士良先生的同意,改入该校肄业,课余之暇,常到各处去鼓吹革命,有时更往澳门做同样的工作,同时得到几个忠实的同志,那就是现在人们艳称的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三位先生,不过当时为传统的封建思想所蒙蔽的民众们,是把他们三位和国父称为“四大寇”的。

  后来又得了一位同志,就是革命先烈陆皓东先生。

  陆先生也是士良先生的拜弟,因为经商到上海去了几年,这时才回广东,他和国父既是革命同志,又是洪门弟兄,所以彼此非常的关切,工作也比别人更努力些。

  国父在英文医校毕业后,就在广州和澳门两处行医,其实却是实行革命的开始,首先派郑士良尽量地结合帮会,联络防营,作为他时起义的根本。自己与陆皓东先到燕京去窥察清廷虚实,接着又到武汉去探长江的形势,一切“成竹在胸”,恰值甲午年中东战起,国父认为这是很好的革命机会,便偕陆皓东等几个人往檀香山和美洲创“兴中会”,心想纠合一般的侨胞,以收指臂之效,只因那里风气未开,人心锢塞,因此鼓吹了好几个月,仅仅得到邓荫南、邓德彰兄弟和其他的亲友三数十人的赞同。

  这时清兵屡败,不但把高丽丢了,旅顺和威海卫也失陷了。平津一带,岌岌可危。满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完全暴露出来,一时人心愤激,不可言状。上海同志宋跃如先生,函促国父回国共商大事,国父也感到时不可失,遂罢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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