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秦汉史-第6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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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宜有帝号。从公元 ２２９ 年 ５ 月 ２３ 日起孙权便成为吴国的第一位皇帝，因
① 《三国志？魏书二》，第 60 页。
② 《三国志？魏书二》，第 62 页以下。《三国志》的注详细征引了不见于其他形式的著作（关于这些文件
的情况，见德克雷斯皮尼：《三国志》）。又见《后汉书集解》（卷八，第 11—12 叶）中的引文；以及卡
尔？莱班：《天命的操纵：公元 220 年曹丕即帝位所隐含的天意》，载《古代中国；早期文明研究》，戴
维？罗伊和钱存训编（香港，1978）。
① 《三国志？魏书二》，第 76 页；《三国志？蜀书二》（卷三二），第 887 页以下。
此中国就有了三个皇帝。②刘备死于公元 ２２３ 年，曹丕死于 ２２６ 年，但他们的
嗣君都继续互相战斗，一直打了半个多世纪。
② 《三国志？吴书二》（卷四七），第 1134 页。
对汉王朝灭亡的剖析
汉朝灭亡了，因为改朝换代的思想已大行其道，从老百姓到曹操一帮人
中的各种势力集团莫不作如是观。虚弱的几位皇帝，或者宦官们、皇后们以
及黄巾军都被指责应对汉朝之亡负有责任，但直到它灭亡了千余年之后还有
人想使它复辟。对于有些人来说，魏王朝的建立一直不合法，因此它的违法
性玷污了魏国的皇帝及其继承者。这种观点就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三国
之中谁是法统的继承人？
王朝与形而上学
和罗马帝国的情况一样，关于汉王朝也有人提出帝国为什么衰落的问
题。此答案与关于罗马衰落的原因一样，也是众说纷纭的，比如有人认为应
责怪某些皇帝，有人认为应该注意超越个人力量控制所能及的那些制度上和
文化上的因素。当然，及身目睹事变的政治家和隔了相当长时间来考虑这些
问题的历史家之间的答案是有差别的。
对于汉代衰亡的最通常的解释，是 １４ 世纪一部小说关于该王朝灭亡的弁
首语：“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①这种解释把所有行为者及其
一切行为都看做是本质上从属于某种更大的、经过经验证明了的过程，因此，
任何已经创建起来的事物都会有朝一日走向瓦解。这种观点颇接近于西方历
史家的那种观点，即认为罗马帝国的衰亡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过程的结果，好
像一个帝国就是一个必然趋向于机体腐朽的有机结构一样。
另外有一些人把问题看得更仔细一些，他们想给汉王朝的明白无误的没
落找出实质性的理由。如上所述，有一个学派认为，汉朝的没落只是一个暂
时事变，它终究会重新露出水面。这个学派以刘备的做皇帝为辞，但这种声
调在北方很沉寂，最后在东南部也很沉寂，因为孙权那时在登极的时候也宣
称汉朝“气数已尽”。另一派人退而承认汉王朝已走完它的道路，但是，只
有征服了整个中国的人才能被称为它的继承者。曹操的同情者便是这一派
人，他们的声音在他死后也被淹没。可是，这两种想法都没有完全消失，在
未来的许多世纪中继续发挥影响。
第三派思想家主张汉王朝已无可避免地要被人立刻易手，因此这一派取
得了最大的成功，因而我们必须对这一派理论寻根究底，以便弄清楚废黜的
意义。不用多所怀疑，它产生于老百姓当中，最初由那些“靠符瑞起家”的
叛乱者拥立的敌对皇帝所表达出来。如果只有一个这样的皇帝，我们当然可
把它一笔抹煞，认为它是孤立的现象。但是在公元 １３２—１９３ 年间，我们至少
在文献上可以找到全中国有 １４ 个这样与汉对立的天子，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存
在着一个过程。一方面，皇权受到了宗教的影响；另一方面，民间的宗教理
想越来越多地在政治上表现了出来。
在汉王朝建立之初，即大约在公元前 ２０２ 年，汉高祖因他的军事胜利而
取得成功，宗教只起了小部分作用。那时，秦已“失其鹿”，谁得到了这匹
① 这是罗贯中（约公元 1330— 约 1400）的《三国演义》开头的一句话。它的英译文见 C·H·布鲁伊特…泰勒：
《三国演义》（上海、香港和新加坡，1925；普及本 1929）；关于它的节本，见莫斯？罗伯茨：《三国：
中国的史诗剧》（纽约，1976）。
鹿谁就可以称皇帝。可是，皇帝们渐渐获得了新特权。从公元前 １１３ 年起，
皇帝在一定的时间内公布年号，以便确定年代。因此，公元前 １０４ 年被称为
太初元年，次年便称为太初二年，以此类推。太初过了四年，又改了一次元。
公元前 １００ 年被称为天汉元年。①
乍一看来，好像前汉的皇帝们能随意自由地公布新年号，但仔细一考察
就会看到，事实并非如此。汉武帝是每四年改元一次，汉宣帝、成帝和哀帝
也是如此；汉元帝是五年改元一次；汉昭帝是六年一次。这决非巧合；它强
烈地表明，汉代诸帝在他们能够改变年号之前有一种尚未知晓的原因使得他
们必须与确定时期联系起来。甚至暂时推翻了汉朝的王莽每次改元都没有超
过六年以上。只有后汉诺帝不受这种约束，似乎可以随意改元。因此之故，
这时的年号可以生效数十年（最长的年号延续到 ３２ 年），但也有些年号只用
了仅一年的（例如公元 １２０ 年、１２１ 年和 １５０ 年都代表一个完整的纪元）。
后汉诸帝在这方面比起前汉的列祖列宗就自由一些。
就是在前汉的最后十年，汉王朝开始与图谶式的预言预兆之说联系了起
来，那些预言王朝寿命长短的图谶出现了，预兆则不再仅仅表示上天的愤怒，
而似乎也指出了完全的改变朝代过程。①在王莽的统治这个间断时期之后，汉
王朝于公元 ２５ 年中兴，它本身就是一个大大地受这类预言支持的事件，同时
它也把其他相敌对的观点打入了地下。
图谶预言被认为是孔子或其他古代圣贤所写。据人们说，《五经》说出
了所有真理，但是，这位圣人始终知道它们的文字艰深。因此，他给经书都
写下了秘密的附录，以便使他的意旨得为人们所完全知悉。到了前汉末年这
些附录被人们“发现”，被用来拥护或者反对汉王朝。曾经有人说，由于把
图谶诸典籍的著作权和孔子联系起来，儒家经书的威信就被附会是和那种疑
信参半的算命术有关。②如果事实是如此的话，后汉之信奉图谶也一定被看做
是要努力把儒经的威信用来给汉朝的复辟服务。
由此可见，虽然后汉的皇权以武功建立起来，但它也在超自然的玄学上
有其立足点。在早先几代皇帝统治时期，皇帝的现世的和超自然的权力之间
并无明显的区别；在后来几代皇帝时这种区别就为人们所接受了：皇帝不需
要既要统，又要治。有许多儿童皇帝证明了这一点；当不能期望他们真正治
理国家时，他们只要摆个样子就足以满足精英统治阶层精神上的需要。
但是，现在得回头来谈谈中国人民：不用惊奇的是，要用很长很长的时
间才能使皇权在人民的思想里占有一席之地。皇权思想于公元前 ２２１ 年加在
人民头上，但不管精英集团为它会建立什么样的一些理论，广大的民众接受
这种理论是需要有一段时间的。
最能在超自然力量方面加强皇权的是所谓的“五行”论：①万事万物，大
自历史的运动，小到人体的微细活动，都是土、水、火、木或金这五种中某
一种超自然力量发生作用的表现。这些力量按一定的次序互相更替，因此重
要的是应该知道哪一种力量在某一时间内是占首要位置的。如果人们计不及
① 关于从公元前 113 年起汉代诸帝的年号问题，见上面第 2 章。关于“太初”的年号，见鲁惟一：《危机
和冲突》，第 17 页以下。
① 见上面第 2 章《世纪之末的风气》。
② 见莱班：《天命的操纵》。
① 关于这个问题，可看上面注 54，以及第 3 章《内战》。
此，反而逆此当运的力量行事，当然就要以失败告终。大而言之，历史被看
做是这些力量在依序起作用：每一个朝代都代表其中某一种力量，同时每一
个新朝代都表示五行的力量在除旧布新。公元 ２６ 年，后汉的第一个皇帝决定
当时是火德当运，而且他的朝代就是火德在人世的表现。红色与火德相应，
因此我们常称之为“炎汉”或“炎刘”（刘，即皇室之姓）。
王朝这种超自然合法性的一个弱点就是它有着内在的流动性：人们普遍
认为，没有一种力量会永远当运，因而只要有迹象表明一种新力量要来当运
时，那就意味着该王朝会有什么后果。如果“五行”的理论一方面能提供王
朝的合法性，它也能做改朝换代的工具。最常见的理论是说，火德在适当的
时候会为土德——色尚黄——所取代。但是问题在于，人们尚不能确定这种
取代在何时发生和如何发生。是土克火呢，还是火生土？从政治方面说，新
王朝到底是要通过征伐来建立呢，还是用和平方式建立？
对于汉代的民间宗教我们知道的很少。我们可以总括起来讲，它必然是
分散而不成体系，每一个地区都有它自己的风俗习惯和神灵。对于官方历史
学家来说，除非它涉及政府的公务，这种现象不值得留意。可是在后汉，宗
教有时采取群众运动的形式，例如在公元 １０７ 年，当时的历史学家注意到北
部居民有一次群众大迁移运动，那里的人民中间流传着大惊小怪的议论。公
元 １７５ 年也是这样，朝廷据报有群众运动，黄巾军便是由宗教孕育起来的最
惹人注目的群众运动。从近年来的研究得知，在后汉中叶存在着这样一个教
派，它预告会降临一个弥赛亚式的人物来拯救信教者脱出尘世的苦难。①宗教
和政治形成了一个有力的混合物，因为朝廷注意的是，它必须对付因与某种
超自然的或宗教的体系有关的人民推戴的敌对皇帝的问题。
与此同时，王朝的合法性问题在社会精英集团中间却有不同的说法。他
们几乎每个人都承认，汉王朝和刘氏是帝号的合法拥有者，因此即令他们对
某个具体的皇帝不满意，他们也不想换一个朝代。相反地，他们搞了很多计
谋用刘家的另一个成员去替换健在的皇帝。在公元 １０７ 年，或许在 １２７ 年、
１４７ 年和 １８８ 年，我们有材料得知，他们都曾密谋换掉仍然活在世上的皇帝。
如果有哪一个密谋竟然成功的话，则新皇帝仍须出自刘氏。当反董卓的联盟
在公元 １９１ 年深长计议地要另立新皇帝的时候，他们考虑的人选还是找到刘
家成员的身上。如果说在人民中间有许多迹象表明汉王朝天命已告终结的
话，这种想法并未浸染到精英上层人物中去。
正是在汉王朝纷乱扰攘的最后 ３０ 年中，这种观念终于开始影响了上层集
团。旧的精英人物已经凋谢，新的精英人物接手，做了军人和兵法家，带来
了新思想。久已被人忘怀的预言学（谶纬学说）又重新走上前台，因而在前
汉的末年，预兆又被人们说成是汉王朝的末日即将来临的迹象。在主张改朝
换代的人们看来，建立一个新王朝不仅是军事上的问题。他们认为，这时自
然不是天下“失其鹿”的时候，而勿宁是上天已预先挑选了它的人选的时候。
那些把汉献帝的逊位仅仅看做是权力政治的冷酷游戏的人，是对事件的宗教
的和令人快慰的方面做了错误的估计。按照这种想法，旧王朝是自动退位，
并自动把天命让给新人的。在这一方面，精英上层人物的想法与老百姓的不
① 见安娜？K。塞德尔：《汉代道教中对老子的神化》（巴黎，1969），特别是第 58—84 页。关于这些运动
的一个初期例子（公元前 3 年），见鲁惟一：《通往仙境之络：中国人对长生的追求》（伦敦，1979），
第 98 页以下。
同。事实证明，带有反王朝色彩的老百姓的造反表明，人民中间接受了改朝
换代要靠马上打天下的理论。但汉献帝逊位的事实又具体表明，和平地和自
动地改换朝代的理论在上层精英集团中是很盛行的。
如果我们承认在前汉的末年，改朝换代的理论开始变得明显地见之于上
层精英集团之中；如果我们承认它后来被光武中兴打入地下后又在后汉的最
后一个世纪同民间宗教结合在一起；如果我们承认它经过修改在最后被各种
军阀所集结而成的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