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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5节

剑桥中国史:秦汉史-第10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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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居民则比前汉时期更少地从事商品经济,从而导致经济活动普遍衰落。②
现有论据基本上不能证实这种意见。把钱币作为交换中介和作为储藏物质财
富的手段来使用的情况未见减少,通过商业得到的物品,如铁犁和铜镜的使
用在扩大。
关于货币,铜钱在后汉完全赢得了支配一切地位。到那时,铜钱用作衡
量财富的正常尺度,应用于大规模交易中。例如,当第五伦(盛年期公元 40
—85 年)被任命为蜀郡太守时,他发现他的下级官吏都很富有。①他不是用
他们占有土地的规模或他们雇工的数目,而是抽象地用铜钱来描述他们的财
富:“家赀多至千万”。②几十万铜钱的交易并非稀罕事,有些人储藏大量钱
币。当杨秉(公元 92—165 年)经济困难时,他以前的一个下属给了他 100
万铜钱的巨款。③
货币在人们生活中的影响可以从交易的多样性上看出来,交易在理论上
可以通过交换土地、货物或奴仆来进行,不过这种交换是用钱币来进行的。
经常提到货币工资。④赠送钱币是常有的事;明帝(57—75 年在位)的姻亲
马家因为在冬节给每个绅士赏赐 5000 铜钱来争取拥护者而受到批评。⑤整个
后汉诸帝在给予皇亲和官吏的较大规模的赏赐中,不是赏赐土地,而是赏赐
钱币和丝绸。在饥荒和天灾时,向受灾家庭发给钱币以支付丧葬费用。例如
在公元 167 年,为了救助渤海沿岸(今河北)遭受海啸灾难的人们,给每个
7 岁以上死者提供 2000 铜钱。⑥这样,政府不挖掘墓穴埋葬穷人,而是依靠
钱币的效率,深信甚至乡下农民也知道钱作什么用途。
货币经济力量更进一步的证据是劳役义务可以部分地转换成货币税。⑦
到后汉时期,以现金折成一个月劳役义务的做法看来己成通例;也许县令和


② 汉代没有一个地区的普通农民的生活是非常商业化的。这里的问题是交换问题。因为《后汉书》几乎不
像《汉书》那样常常提到大商人,或者由于其他原因,某些学者便猜测地区间的贸易衰落了。(例如王仲
犖:《魏晋南北朝史》〔上海,1979〕,第 25—26 页。也可参见多田娟介:《汉代的地方商业》,载《史
潮》,92〔1965〕,第 36—49 页,该文评介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日文著作)。关于另一种针锋相对的意见,
见余英时:《贸易和扩张》,第 18—21 页,他认为后汉自由贸易政策对商业有利;许焯云:《汉代农业》,
如果有区别的话,他认为农民日益依赖市场。也可参看上文第 10 章《税制》。
①  “下级官员”是由他们的顶头上司任命的低级官员和胥吏,他们不被认为是正规官僚机器中的成员。
② 《后汉书》卷四一,第 398 页。
③ 《后汉书》卷五四,第 1769—1771 页。
④ 见劳榦:《汉代的雇佣制度》,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3(1951),第 77—87 页。
⑤ 《后汉书》卷四一,第 1398 页。
⑥ 《后汉书》卷七,第 319 页。
⑦ 关于劳役义务的详细情形了解得很少。见许烺云:《汉代农业》,第 77—79 页和注。



郡守支持这种代偿办法,他们可以比较方便地使用雇佣劳工,而不是使用征
调的农民来完成公共工程。劳役有时是从钱的角度来考虑。例如,130 年一
块石刻铭文赞扬了废除每年必须由劳役进行修路的做法;这样估计一年可节
省 30 万钱。①有时也许农民不能亲自履行劳役,如果他需要亲自履行的话。
至少这似乎意味着在天灾期间经常豁免代役税的意思。②
后汉时期地区间贸易继续繁荣的证据大量地是间接证据。当时竭力维护
桥梁、道路和旅行设施。③后汉保留下来了 19 件为纪念修筑道路桥梁而立的
石刻。例如,公元 63 年汉中郡(陕西省西南)根据中央政府的命令维修了褒
斜道,这条路翻越秦岭山脉,经过极其困难的地带,把汉中和京师联系起来。
总共完成了 623 座栈桥、5 座大型桥梁、258 里(107 公里)道路、64 座建筑
物,如休息处、驿站和驿马场之类。④其他铭文记录了公元 57 年和 174 年之
间修建的桥梁和道路工程。
维修道路的原因当然很多。只有当政府拥有在必要时迅速派遣官员、军
队或信使的手段时,一个统一的政治体制才能得到维持。这样的运输体系一
旦建立起来,便对商业起促进作用。在地方上,道路和桥梁工程既为官员使
用,也供商旅使用。例如,有一篇铭文在解释为什么在四川修筑桥梁和石铺
道路以代替栈道时,它指出秋天的洪水使得商旅不能涉水过河。因为栈道非
常狭窄,长三千英尺,车辆不能互相通过。因警报系统失灵,而发生碰撞,
一年之中翻车达数千起之多。①南方常用舟船运输,南方后汉墓葬里发现了不
少舟船模型。可是交通几乎仍不如北方快捷和方便。公元 1 世纪中叶一个官
员报告,桂阳郡的百姓深居河谷之地,几乎与郡府隔绝,结果是不缴纳税收。
官员们坐船旅行,仍然倍感困难。为了改善这种状况,他劈山开路 500 余里
(200 公里)。②
后汉时期华北的陆路运输大概和近代以前任何时期一样良好。山地修筑
的某些栈道在后来诸世纪中未曾重建。官员和富人骑马或坐马车旅行。未曾
使用因道路不好而需用的轿子。墓壁上常常装饰着官员们率领下属骑马行进
和官员乘车的图景,艺术家试图抓住大规模行动和气魄的感觉。③
因为后汉时期看来在流通领域有大批富人和大量钱币,故必然有从事商
业活动的人们,众所周知,前汉时期商业活动掌握在大商人手里,特别在远
距离的奢侈品贸易中更是如此。保留下来的官方史料很少提到大商人,这多
半是由于他们置身于政治生活之外。但是它们的确提到了富人。据说梁冀(公
元 141—149 年摄政)惯常查抄富人(推测是商人)的财产,其中一人的财产


① 《隶续》卷十五,第 4 — 6 页。虽然前汉留下来的石刻碑文较少,但是后汉大量石刻文字提供了以前时期
所没有的特别与这一章有关的宝贵证据。见埃伯里:《后汉石刻铭文》,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40(1980),
第 325—353 页。
② 例如《后汉书》卷四,第 183、190 页(公元 97 和 102 年);《后汉书》卷六,第 260、269 页(公元
132 和 139 年)。
③ 见劳榦:《论汉代之陆运与水运》,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6(1947 年),第 69—91
页。
④ 《金石萃编》卷五,第 12—17 页。
① 《隶释》卷四,第 11—13 页。
② 《后汉书》卷七六,第 2459 页。
③ 关于这种绘画的例子,见《汉唐壁画》(北京,1974),图版 18—21、28—31。



值 7000 万钱。④
也有证据表明,地主兼商人在后汉时期比在以前时期起着更大的作用。⑤
政府的垄断和市场体系在王莽统治(公元 9—23 年)末年停止活动以后,小
商人和昌盛地主似乎常常插手进来,特别是经营地区商业和日用必需品商
业。明帝在位(公元 57—75 年)期间,曾经试图禁止人们兼营农业和商业,
但是这一禁令不久就放松,或者无人理睬了。事实上,在后汉时期,人们在
“货殖”(以前通常表示商人的术语)与“豪右”(通常表示地方上的地主
的术语)之间没有明显区别。例如,光武帝的两个姻亲樊宏,(死于公元 51
年)和李通(死于公元 42 年)被记述为出身于“世以货殖”著称的门第,但
他们也是与另一拥有土地的名门攀婚的大地主。①
再者,豪右有时从事商业活动。当 181 年政府着手收购大批供军用的马
匹时,据报导,“豪右辜榷,马一匹至二百万”。②崔寔(死于 170 年)是著
名文人的儿子和孙子,他在卖掉自己的大部分财产来支付他父亲的丧葬费用
以后,开始经营酿造业。他因这种活动而被人责难,但是看来没有人认为这
种活动非法。③他的商业嗜好更进一步地显露在他每月给庄园管理的指导中,
他的指导提出要把农业活动与食品、织物的交易结合起来。它列举了买卖各
种物品最有利可图的时间。例如,必需在八月份卖小麦种子,当时需要播种
小麦,五、六月份麦收以后立即收购小麦,因为当时小麦丰饶。④这样经营农
业生产将为殷实地主提供许多赢利机会。这种商业完全不同于铁器或精巧制
品的长途贩卖,但它却成为一种比较重要的经济成份。

农业的技术进步

地主为了获得财富,无须进行商业冒险。汉代改进农业生产的方法有许
多,而且是一个广泛感兴趣的问题。①新型铁犁头能够实行深耕,特别是如果
用两头牛拉犁的话。陶砖的采用使得灌溉用的水井的建造较为方便。在选择
作物和决定播种时机的时候细心观察土壤的特点就能增加产量,如同选种、
施肥和移栽秧苗的方法能够增产一样。
虽然这些进步中有许多在前汉时期已开始采用,但只有当它们在全国各


④ 《后汉书》卷三四,第 1181 页。
⑤ 关于这个问题,见贺昌群:《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上海,1964),第 166—169 页。许焯
云:《汉代农业》,第 50 页以下。
① 《后汉书》卷十五,第 573 页;《后汉书》卷三二,第 1731 页。
② 《后汉书》卷八,第 345 页。
③ 《后汉书》卷五二,第 1731 页。
④ 《四民月令》,第 46、54、64 页。关于这段原文,见 P。埃伯里:《从〈四民月令〉看东汉庄园和家族管
理》,载《东方经济和社会史杂志》, 17(1974),第 173—205 页;藤田胜久:《〈四民月令〉的社会性
质,汉代郡县的社会现象》,载《东方学》, 67(1984),第 34—47 页。关于这部著作的完整译文,见
许焯云:《汉代农业》,第 215—218 页;克里斯丁?赫泽尔:《崔寔的〈四民月令〉;后汉的一部农业历
书》,汉堡大学,1963 年。
① 对于汉代农业的技术方面作了充分讨论的著作有,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第 154 页以下;许
焯云:《汉代农业》,第 81—128 页;也可参看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史研究》(东京,1962),全书
各处;本书第 10 章《华北旱田农业的发展。



地被采用以后,它们的好处才能被充分了解。例如,公元前 2 世纪末当赵过
接受一项提高农业技术水平的任务时,还没有广泛采用牵引役畜。②公元 76
年一次毁灭性的牛瘟导致耕作面积大大缩小,这说明那时牵引役畜是农业中
的重要因素。③但是,整个汉代在技术水平上有很大的变化,也有关于尚未采
用最新技术的落后地区的报导。
近代考古学提供了铁器传播和改进的某种迹象。仅仅在 50 年代,与前汉
的 60 处遗址相对照,发现了埋藏铁器的后汉遗址 100 多处。④到 1978 年,包
括现代辽宁、甘肃、四川、贵州、安徽和福建诸省边沿地区在内的 50 余处地
点发掘了汉代铁犁头遗物(在时间上多半为后汉)。这些遗物——与一个木
犁模型和六幅人拉犁图画等其他发现物一起——揭示出在后汉时期,犁的结
构逐渐得到改进。到 2 世纪时,犁的主要形式是由两头牛拉和一人操作。①
考古材料也证实了保留下来的任何文献未曾提到的技术进步;这些进步包括
能够调整犁沟深度的犁头和牛鼻环的采用,牛鼻环使人们能够从后面方便地
进行操纵,而无需另一人在前面牵引。②
有许多迹象表明后汉时期水利的重要性。已经发现了几处灌溉遗址。安
徽的一个例子包括一个水闸和蓄水池,灌溉沟渠可以从蓄水池得到水源。③
广东一座墓葬包括一个灌溉稻田的模型。④《后汉书》指出官员承办的十多处
水利工程,这些工程或者是他们作为郡守主动承办的,或者是根据中央政府
的命令进行的。其中有许多是打算维修现有池塘和水渠体系。有两处提到了
禁止地方豪右把持这些水利工程受益的问题。⑤因为地方豪右对于灌溉利益有
切身利害关系,故他们必然常常主动建造这样的水坝或进行维修。在华北,
用砖砌的井实行灌溉是平常现象。只给小范围供水的井的工程不是政府承
办,而是地主本人发起的。
技术知识也可以用其他方法增进农业产量。大地主可以栽培种种谷物和
蔬菜,每一种按照土壤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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