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延安反特战线的生死较量-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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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高仲谦紧紧握手，小声表示他一定会有所作为，希望高县长多保重。

　　尽管如此，沈之岳想来想去，还是不敢有所行动。他甚至不太相信米脂、绥德等县的国民党保安团会是训练有素、士气高昂的八路军留守部队的对手。临阵退怯使得沈之岳终于侥幸地逃脱了灭顶之灾。

　　经过沈之岳的再三要求，他被送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换上了八路军的灰布军装，扎起皮带和绑腿，过起军事化生活。他任劳任怨、艰苦朴素、乐于助人，开会学习积极发言。康生还当着罗瑞卿校长等领导的面表扬过沈之岳，要求同志们改变对来自国统区进步青年存在的某些偏见，帮助和培养他们。

　　沈之岳俨然从里到外都换了个人，还向普干班总支书写了入党申请书，请组织上考验他。应当说，沈之岳是一个没当过演员的称职演员。30多年后，沈之岳在台湾扶摇直上，当上国民党政权的安全局中将局长，他比旧日上司毛人凤以及季源博、张炎元等特务头子更走红，且成为蒋经国的心腹。他在自己写的回忆录中，回忆了他当年进出延安的经过，大吹特吹他如何与延安中共保卫人员周旋、斗智斗勇云云，其实根本就没这回事。
　　
（四）　周兴和王范密切配合，周兴坐镇边区保卫处指挥全局，王范则主动出击，摸情况找线索，争取及时挫败敌特的阴谋。王范平日不穿军装，喜欢穿上海工人常穿的藏青布工装，头戴一顶鸭舌帽。他身体壮实，爱好体育，打篮球、跑步都很在行。他有丰富的对付敌特的经验，常在化装后深入民间，还在边区民众中发展了一些眼线，以利于了解敌特活动情况。经过一段时间侦查，他发现延安城外麻家铺有个已还俗的僧人行踪很可疑，常不定期地与一小杂货店老板接头。那个老板名叫谢仁义，当地人，约40多岁，据了解，他几年前曾在西安一训练班受过训，红军进驻延安后，他在延安城郊重操旧业。他表面上挺进步，但显然在进行隐蔽的活动，过去他与超尘等一伙中统特务就有过联系，他的小店极可能是一处地下联络点，后面一定还有指挥者。

　　王范及时向周兴作了汇报，商定为不打草惊蛇，派出保卫人员暗中进行监视布控。1939年初，经观察，发现谢老板不定期去七里铺一乡镇小学，与一位黑瘦的张姓小学校长接头。同时中央情报部门负责人邓发和李克农先后转告边区保卫处：军委的监视电台两次截获发自延安城外的可疑电波信号，密电码正在破译中，而距延安仅50多公里的绥德县一天主教堂附近，已测出有国民党特工的秘密电台在活动，很可能是敌特在策划重大的破坏行动甚至是武装暴乱。中央要求边区保卫处密切注视敌特动向，把握好动手的时机。

　　王范带上几名助手，深入乡间摸情况。在掌握了一些证据后，他当机立断，秘密逮捕了谢仁义和张姓校长等7名特嫌分子，那个还俗的僧人在开枪拒捕时被当场击毙。经过突击审讯，被捕者均供认正策划一次很大的连环破坏行动，勾结延安城外15公里的一堡塞的地主武装，策划破坏延安通往绥德的公路，并伺机埋地雷并伏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一行。因他经常骑马外出，去绥德、米脂、甘泉等县办军务，而他每每又令高仲谦、何绍南（国民党方面行署专员）等官员穷于应付，特务对他恨之入骨。与此同时还来个声东击西，派特务潜往枣园、杨家岭等地，向中共中央驻地的几口水井投毒。

　　另据已被拘捕的县长周景龙供认，听说上级早就派出一名全能杀手潜入延安，主要是计划杀害毛泽东等中共主要领导人，但此人迟迟没有动静，也不知是何等人物。周景龙还供认：米脂、绥德的保安团只等延安这边得手就发动暴动，进攻当地八路军驻军和民众抗日自卫军，并将队伍拉向绥远……

　　敌人的阴谋很毒辣，如果得逞，后果不堪设想。周兴、王范立即向中央作了专题汇报，并与负责党中央警卫工作的杨奇清、汪东兴碰头，制定保护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万无一失的措施。他们布下天罗地网，国民党特务们还没来得及下手就被一网打尽，在我方严密大搜捕中，有30几个被捕，其中有杨烈、蒋隆延等反动县长，还有混入革命队伍的敌特奸细9人。独有沈之岳因主动切断了与同伙的联系而漏网。他在“抗大”又潜伏了近一年，1940年3月他神秘地从延安消失了。

　　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成为他在国民党军统里混的政治资本。1951年，沈之岳担任保密局大陆闽浙工作站站长时，又曾化装成教师潜回浙江奉化，拍得蒋家故宅不少照片，回台北进呈蒋介石，大得蒋的欢心。

　　至于米脂、绥德两县的保安团，还未来得及发动暴乱，就被早已有防备的王震部八路军打个措手不及，包围缴械，消除了后方隐患。当时，高仲谦正巧送怀孕快足月的妻子回米脂老家，被八路军某团扣押。王震怀疑高是西安一战区那边派来指导保安团行动的特派员，扣押的理由则是“擅离职守，弃职潜逃”。高仲谦委托妻子的表兄高敏夫（时任边区政府经济部副部长、为刘志丹部老红军）出面向王震说情被拒绝。高敏夫转而向毛泽东作了反映，毛泽东考虑到高仲谦虽也反共，但并未参加任何反共活动，尚属统战人士，便给王震发去急电称“高县长尽忠职守，绝无潜逃行为”，要求放人，王震照办了。

　　这个高仲谦1949年去台湾后，任过大学教授、立法委员、国大代表等职，20世纪80年代著有《延安县长历险记》一书。

　　1939年延安破获敌特大案取得胜利后，党中央、西北局分别对周兴、王范予以表彰和奖励。毛泽东在中央一次内部会议上还点名表扬了立下首功的王范，他被评为“锄奸模范”，在延安成为有点名气的人物。解放初，王范曾任华东局公安部副部长，后改任上海市检察长，“文革”时开枪自杀，1983年获平反昭雪。周兴在解放初任过南京公安局长，20世纪60年代还担任过云南省委书记。

　

作者：张家胜　剑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