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华严奥旨妄尽还源观+净空法师-第17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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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清楚、要搞明白，我也是凡夫俗子，不是什么再来人，不是什么圣人，有没有过失？过失一大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么多年来，我也走过许多地方，总算还没有被严重染污，靠什么？靠深信因果。因果教育是从小时候学的，我小时候生长在农村，十岁才离开农村，以后就住在城市。所以因果教育、伦理教育都是十岁之前学到的。我父亲在外面工作，很少回家，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两个人。我母亲不认识字，不认识字不等于没受过教育，她确实受过良好教育，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她的东西从哪里来的？上一代教给她们的。那个时候，中国有传统的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世代相传，哪个人不懂得！所以社会安定，人人真的是好人。遇到陌生人，那个时候行路都是靠走路，交通不便，旅行都是走路，骑个小驴，我们常看见，骑马的就不多，骑马的是有钱人、富贵人。走到我们村庄上，我们都是欢迎，坐坐，茶水接待他，让他在这里休息十几分钟、半个钟点，都接待，欢迎；有困难的时候都援手帮助，不像现代。这些是什么？这些都是教育。见到人都尊敬。我们那时是小孩，小孩顽皮，在路上小朋友吵嘴、打架，经过这些路人他都管我们，都说你错了，管我们，我们这些小孩也很乖，都听。父母看到路人在教训我们，见面的时候笑笑，道谢。这种风俗，这都是自古以来相传的，这是真正的教育。
所以教育不在文字，我也常说，《弟子规》不是教小朋友念的，你教小朋友念就错了。《弟子规》、《感应篇》是扎根教育，怎么教法？大人做给婴儿看的，《弟子规》是从胎教开始，从小孩一出生到三岁，一千天，这一千天是扎根教育。小孩睁开眼睛，他会看、他会听，他已经在认真的学习。所以做父母的，大人，只要接触这个婴儿，那自己得规规矩矩，一本正经，让他看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全是正面的，这样养成他的本善不变质，是这么教育的。到了六、七岁上学，上学是六岁就多了，也有聪明伶俐、善根深厚的，五岁就上学。上学之后，老师也是身教，以身教为主，不是言教为主。所以从前私塾童蒙养正，一直帮助这个学生到十二岁、十三岁，都是受的童蒙养正，老师做表率，做给学生看。学生里面年龄大小不一样，大的学生要做榜样给小学生看，这个教法。
老师教小朋友读书，只读不讲解，为什么？利用他幼年最强的记忆力，把他这一生当中应该要记诵的这些文字、课程全部背过，统统记住，不需要讲解，讲解、研究、讨论那是大学的事情。所以中国没有中学，只有小学，上面就是太学，没有中学。所以十三岁，你看看童蒙养正学会之后，有这个缘分的就进太学。太学里面没有书本，书本都背过，老师也背过，学生也背过，给你讲第几页第几行哪个字，大家都知道。这是中国教育，外国没有，找不到，这个教育好。我们现在写一篇东西，想引经据典，查很多参考资料，古人不要，随手拈来，他全部记在心里。我看到一个人，我们台中李老师，他就受过这个教育。他记得很多，他告诉我们，小时候跪过砖头，有体罚，打手心、罚跪，严重的跪砖头。为什么？无非是叫你记住，这个地方我挨过打、我罚过跪，就特别容易记住，就这么个道理。所以一个人成就不容易！现在小朋友都当宝贝，决定不能体罚，体罚，父母要告状，这怎么得了！这是什么？这是害了小孩，这是真的错了。童年的时候记忆力最好。十三、四岁之后，他开解，他的理解力成就，这个时候跟他讲解、跟他讨论。所以中国教学都会利用人在某个阶段他的特长、他的特性，懂得这个道理，晓得怎么教法。
我的伦理、道德、因果教育都是十岁之前完成的。所以十岁的时候就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因果教育是在城隍庙学来的，在阎王殿学来的。母亲一年总会去城隍庙烧几次香，不是迷信，是在接受教育。特别是什么？特别是带她的儿女，儿女小，带他到城隍庙，阎王殿一殿一殿去看，从前阎王殿里面是泥塑，塑得非常好。每年去个几次，印象就很深。母亲会给你介绍，你看这个剖肚子的，那个是下油锅的，那个是抱铁柱的，他造的是什么样的罪业，现在受什么样的刑罚。这我们都记住了，影响一辈子，你这一生做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会想到什么？果报不可思议。相信因果报应，人自自然然这一生就守规矩。我这一生没受过诱惑，根源是父母教的，小时候在农村大人都教。
年岁稍长，抗战动乱期间逃难，二十三岁到台湾。我在这之前没有接触过算命、看相，没接触过。而是什么？学佛之后遇到韩馆长，韩馆长喜欢，台湾有些地方，摸骨、看相、算命比较有名望的，她都去拜访。她知道我的生辰八字，在许多地方去算命、去看，回来时候，把这个结果告诉我，我相信。这不是一个人，很多人综合的，我们来看他的说法，说我这个人，头一个，他就怀疑，我这个人命很苦，命里有财库，我财库是空空的，没有钱，这就是你无论从事哪个行业，你赚不了钱，财库是空的。再一个就是你命里没有官印，没有官印是你做不了主管，无论做什么事情，你可以给别人当助手，你做不了主管。你看乡长、村长都有印，你没有官印；出家你也做不了住持，住持也要命里有官印才行。我听了这个话，想一想，自己确实，他讲得很对，我都肯定。所以我对于财不贪，命里没有。命里没有，你要是得到，灾难就来了。这个灾难有两种，一种生病，一种就遇到横祸。你没有，不可以得来。如果得到之后，不正当手段得到之后，你还能生活，那是你命里有大福报，但是福报已经抵销、已经亏折，还有余福，余福享尽，灾难一定现前。地位也是一样，你只有这么高的地位，你再往上爬，也就是灾难、病魔统统来。我们细心观察周边的人，真的，一点都不错，可以找到证据。
所以一个人相信自己命运，所谓是“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他心就定，没有妄想，为什么？求不到。我学佛，二十六岁，朱镜宙老居士，他大我三十九岁，祖父辈的，送我一本《了凡四训》。我一口气把它看了三十遍，大概用了两个多星期，我就非常感动，了凡先生的习气、毛病我统统有，他的福报、他的长处我都没有。这个时候我开始学佛，对我帮助很大。我知道我的寿命不长，只能活到四十五岁，我二十六岁到四十五岁，还有二十年，二十年当中我要好好的修行，求生净土，不再搞这个苦难的世间。所以有方向、有目标。我的老师章嘉大师教我学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他是教学，他没有组织，他们那个团体也没有成立一个什么组织机构，没有，也没有住持、也没有当家，它是个学生的团体；他也没有道场，日中一食，树下一宿。走的时候，圆寂在树林里面，不是在房子里头。这是教导我们，真正做到了万缘放下。
我第一次见章嘉大师，那是我生平头一次跟出家人见面。我向他请教，方东美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我知道这是一门大学问，高深的哲学，我向他请教，佛门里有没有什么方法让我能够很快的契入？他告诉我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当时我听了，真的是似懂非懂，这两句，你说难又不难，说不难，它意思太深。我向他请教，从哪里下手？章嘉大师有智慧，教我从布施下手，对治我命里的缺陷，命里没有财，财布施。我说我没有钱，在那个时代，我每个月的工资台币是五十五块钱，仅仅是勉强维持自己的生活，哪有钱布施！大师告诉我，一毛钱有没有？我说可以，一毛钱行；一块钱有没有？一块钱也还可以。你就从一块、一毛布施。真干，我很听话，依教奉行。真的没有想到愈施愈多，这才真正了解，我们求财，老师告诉我“佛氏门中，有求必应”，求财从哪里求？从布施上求。智慧，聪明智慧是果报，因是法布施；健康长寿是果报，因是无畏布施。
我以后生活是非常节俭，省吃俭用，多下的钱就做三种布施。法布施，寺庙里常常有印经、印善书，拿个本子来化缘，那我们也出一块、五毛，这行，我只有这么大的能力，这是法布施。放生，放生是无畏布施。尽量节省出来，所以愈施愈多。孔子到七十岁，“随心所欲不逾矩”，我大概也是七十岁心想事成，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需要多少钱，它就有，有人就把钱送来，就最近这十几年。老师所讲的、佛经上所讲的不是假话，全兑现。四十五岁那一年，确实生了一场病，我也没有求病好，我以为寿命到了，所以一切放下，念佛求往生。念了一个月，病就好了，病好了继续讲经。我的一生就是讲经教学，一生没有道场，一生流浪。流浪有的时候很难过，回想释迦牟尼佛不是一生流浪吗？也就挺安慰的。佛做了榜样给我们看，释迦牟尼佛是一生过流浪生活，居无定处，哪里有缘就到哪里去，一点都不勉强，广结法缘。为什么？没有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为众生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别人不为自己。所以法缘殊胜，现在人讲朋友多，就这个道理。为自己就不行，为别人谁不欢喜！
可是人跟人相处久了也不容易，古圣先贤的谚语说得好，“花无百日香，人无千日好”，千日是三年，我亲身的经验，住三年就要走路。为什么？时间到了，三年不走，别人就会赶你走，那就不好意思。所以我在早年，可以说一生当中，我在一个地方居住没有超过三个月，全世界到处走。只有在馆长往生之后，我们在新加坡住了三年半，要走了。正好澳洲移民部长非常欢迎我移民到澳洲，所以我带悟字辈十几位同学，我们到澳洲去。澳洲的环境好，土地便宜，很少一点的资金，我们在那里建立一个学会，建立一个学院。为什么建的？给悟字辈的这些人，这些是韩馆长收的徒弟。你们外面人不知道，我一生没收过徒弟，韩馆长收的，我帮他们剃度，韩馆长收的。有一年我们在美国，住在达拉斯的时候，尹建维居士（现在在北京），有一天到我那里坐坐，问我：法师，你徒众有多少？我说没有，一个都没有。他说：悟本他们不都是你徒弟？我说：你去问他是不是？他就问悟本法师：净空法师是不是你的师父？他摇摇头。真的，一点都不假。为什么？他是我的学生，他跟我学，我们关系是师生关系，不是师徒关系。所有这些出家的，都是韩馆长她挑选、她决定的，我没有这个权。这就是命里没有，没有住持，没有官印，没有做主的命。所以我落得轻松。
我常常跟大家讲，一生不管钱、不管事、不管人，所以才能够专心学习经教，才能够专心讲经。这些诸位不能不知道，免得产生误会。我是个普通人，经教能讲得好一点是专心，是没有旁骛，能够放得下。主事，犯的过失也不小。本来我是没有事的，是不管事，真的是不管事，事是韩馆长管，人是她管，钱也是她管，我是三不管。到澳洲去之后，建的学会、学院，我是挂个名，为什么挂名？我这是帮助他，因为我的人缘好，挂上我的名办事方便。在台湾，你看现在，我还有一个佛陀教育基金会，我还是董事长，十几年都没有回来，这个董事长都不肯拿掉，我请辞很多次，不让我辞，办事方便。实际上我什么都没管。
到澳洲，九一一之后有这么个缘分，我参与了学校，做世界和平工作，接受学校的聘请，代表学校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许多次会议当中，我们把中国传统的文化、教学，可以化解这个时代的一切冲突，从最小的家庭夫妻冲突、父子冲突、兄弟冲突，扩大到族群的冲突、国家的冲突、宗教的冲突，中国传统文化统统能解决，我做了很多次的报告。与会的这些朋友们听了很感动，他从来没有听过，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会后，我们在一起聊天、吃饭，就有不少人向我提出，他说法师，你讲得很好，这是理想，做不到。这句话对我的打击很重，我说这是真正的危机，信心危机。现在的世界讲科学、学科学，科学讲什么？拿证据来，你证据拿不出来他不相信，那我们这个社会动乱就不能解决。拿证据怎么办？那一定做实验，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搞个实验点，做给他们看看。早在美国我就想做，缘不成熟。以后在新加坡，李木源很用心，真的到处去找地方，新加坡寸土寸金，也是缘不成熟，连个弥陀村都没有能做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