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文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发展-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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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下去的，而我们的责任只是要集中在拯救灵魂、建立教会。
这里我们看到，基督教会在回应这种时代的挑战时，就发展出两条路线，一是悲观的时代论路线，一是乐观的新派神学路线。前者这种圣俗分明、避世消极的末世观，在传到美国后，起初并没有受到广泛重视，只是在美国南部的一些浸信会教派中以及那些圣经院校中流传。因为严格来讲，美国并没有经历过欧洲的那种悲观状态。反之，美国此时正于国际舞台上渐露锋芒。而世俗人文主义在欧洲是明枪明炮地针对教会的，但传到美国后，情形却不一样了。它并没有明显地敌视教会或神职人员，反之，从美国建国到后来的接踵而来的复兴运动，世俗人文主义一向是肯定宗教对社会在道德上的功用的。因此，美国人对前景是乐观的，所以后者这种受世俗人文注意影响的新派神学，渐渐为美国的主流教会所接受。
就在这个时候，在瑞士出了一个神学家，巴特（Karl Barth）。他在1919年所写的《罗马书释义》（Epistle to the Romans），被喻为是投在那些新派《神学家们的游乐场上的一枚炸弹》。其实，巴特的神学，即所谓“新正统神学”不过是新派神学下一个阶段的发展而已。严格来讲，应该称为“新自由派神学”。他继承了后康德的存在主义思想，也接受了十九世纪圣经批判学的立场，认为圣经是一本人写的书，是有错谬的。他把上帝的启示视为是一种超乎理性、超乎历史的、上帝与人大能的会晤，而这种会晤则是不能用文字记录的。圣经本身并不是上帝的话语，但人在与上帝会晤后，圣经就变成了上帝的话语。巴特的影响甚为巨大。1967年走新派路线的美国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 （USA））就修改了他们向来所信奉的Westminster Confession，而把巴特这种的圣经观加到他们修订的信仰告白中。
廿世纪…加尔文主义者与新派神学之战
在这种的情势下，加尔文主义者在欧美两地各有其回应的代表人物。在欧洲有荷兰的凯波尔（Abraham Kuyper）。凯波尔本在年轻时代，曾经受到新派神学的影响，但在他重拾正统信仰后，对于一切反对以上帝的道为基础的世俗人文主义的思想作出尖锐的批判。他指出，一切不信思想中都与基督教信仰有一种势不两立的对立面（antithesis），并呼吁荷兰的基督徒重拾他们的文化责任。他后来组织非革命性的政党、创办报纸、建立大学，并且出任荷兰首相。他继承了加尔文的思想，要让基督的王权在世上每一处都得到彰显。他对加尔文「普遍恩典」这项教义的发展是史无前例的。
由于美国聚集了来自欧洲各地的移民，因此英伦海峡两岸的加尔文主义者来到美国后，便有了更密切的接触。当时，归正信仰的主要学府是老普林斯顿神学院（Old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凯波尔对加尔文主义之阐述著名的演讲…The Stone Lectures…就是应普林斯顿神学院的邀请而发表的。凯波尔在演讲中呼吁美国教会，不可忽略一件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少不了的事实，就是敬畏独一真神与敬拜偶像之间的抗争。当时普林斯顿神学院有赫治（Charles Hodge）、华腓德（B。B Warfield）等著名的神学家和护教家，以及有圣经神学（Biblical Theology）鼻祖之称的魏司坚（Geerhardas Vos）。这时一些移居美国的荷兰裔加尔文主义者，也把他们当中有奉献心志的青年人送到普林斯顿神学院受教育。当时被送到普林斯顿的荷兰裔神学生当中，就有一位思想精密的青年人，范泰尔（Cornelius Van Til ）。范泰尔在读中学时就已熟读著名荷兰归正神学家巴文克（Herman Bavink）、凯波尔等人的著作，加上他有精密的哲学头脑，在普林斯顿的教授指导下，立志要对一切非建立在上帝启示之道的世俗哲学思想作出批判。他在神学院时就已经锋芒毕露。当时在普林斯顿神学院有一位教授，名叫梅晨（J。 Gresham Machen），与学生们非常要好。他也是受教于赫治、华腓德、魏司坚等教授之下的普林斯顿毕业生。他于毕业后，亲自到德国当时几位著名的新派神学大师门下学习。因此他对新派神学了如指掌。他所写的几本反驳新派神学的护教书籍，至今仍然被视为是难以匹配的经典之作。
梅晨在回美后，看到他所属的长老会渐渐受到新派神学的侵蚀，义愤填膺。由于长老会均是信奉信条的，于是梅晨就指出，既然他们当中有人已经不再坚信那些信条了，理应离开教会。时值长老会差往中国的宣教士赛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回美述职。当时赛珍珠已完全受新派神学的影响，梅晨就毅然指责赛珍珠的神学。但长老会不但对之不以为然，反而指责他缺乏宽容之心。于是梅晨便另外组织起一个持守纯正信仰的宣教机构。此事导致长老会对他大为不满。结果，不是梅晨把那些新派份子赶出了长老会，而是他自己被长老会赶了出去。梅晨被赶出来后不久，于1929年，长老会就重组美国归正神学的大本营──普林斯顿神学院──将大部分的教席替换为新派教授。此时，梅晨实时组织起另外两个新的宗教机构，一是正信长老会（Orthodoxy Presbyterian Church（OPC）），坚守纯正的归正信仰；另一个是西敏神学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为要继承老普林斯顿的神学路线…神学与护教并重。归正神学向来有这种双向的特色，对信徒来说，一定要注重对上帝全备的道作全面地、深入地分解，毫不含糊、省略；对不信的、抵挡基督教信仰的人来说，一定做护教的工作，摧毁一切人所建立起来的坚固营垒。这就梅晨建立西敏神学院的目的与教学方针。梅晨这一举动，带动了许多持守纯正信仰的基督徒。在美国近代教会史上，梅晨被视为发起基要派运动的创始人。其实，梅晨和基要派人士所走的路线大不一样，梅晨所坚守的，乃是传统的归正信仰路线。很快地，那些加入梅晨所建立的新宗派的基要派人士，便发现梅晨与他们走的并非同一条路，于是就纷纷与梅晨分道扬镳了。
当时有数字师生与梅晨一同从老普林斯顿出来，范泰尔也在其中。范泰尔在西敏神学院任教，以他的预设前提式护教法（Presuppositionalism）见称。他结合了整个归正神学的基础，不但对一切世俗人文主义的哲学一一做出抨击，也毫不客气地对一切基督教内部那些借用了这些人本思想的理论而发展出来的护教学（如天主教的神学、阿米念主义、自由派神学、巴特新正统神学等）做出批判。他对康德和巴特的批判，是既精湛又透彻的。范泰尔对巴特的思想寻根求源，一直追索到康德、黑格尔、唯心主义、圣经评鉴学和祈克果的存在主义那里。而巴特的追随者，尤其是那些自称是福音派的巴特崇拜者，至今仍不能回答范泰尔在The New Modernism： An Appraisal of the Theology of Barth and Brunner 和Christianity and Barthianism 这两部书中对巴特思想所提出的种种质疑。在廿世纪整个世界如洪水猛兽向教会袭来时，范泰尔乃是鹤立鸡群，成为抵挡时代洪流中独当一面的归正神学护教家。此时，新派运动势力庞大，基要派人士已纷纷被边缘化。当这些基督徒从社会上退隐下来后，他们就对时代论的思想展开双臂。到了廿世纪前半叶，持守正统信仰的基督徒的声音很难在公众场所听到，以致历史学家Mark Noll曾叹息到，基督教界搞有深度、严谨的学术工作的，除了西敏神学院的那批人外，再找不到别的了。
整体来讲，走归正路线的乃是少数中的少数，大部分的信徒走的是两条道路──要么是新派神学的路线，要么是基要派的路线。这种现象也见于宣教工场上。那些曾经受加尔文思想影响的宣教士，在丢弃上帝的道和基督的福音后，所走的路线与当年利玛窦的一样，乃是人本主义。中国当局在2006年8月发表了一份名单，列举50位对近代中国有所贡献的西方人士，其中有当年的几位长老会的宣教士名列其中。可惜的是，他们被国人所纪念的，不过是他们对近代中国现代化的贡献而已，与他们起初做为基督使者来华宣教的目的，相去甚远。与此相对照的，是走基要派路线的内地会。时值中国上下呈现一片反外、反基的情绪，正好迎合了整个基要派与世为敌、避世退隐的心态。后来中国信徒在面临大逼迫时，这种较为负面的神学观点不但有助中国信徒持守信仰，也成为了他们在逼迫中的安慰。到了廿世纪中叶，许多宗派都有信徒一一脱离他们受新派神学或新正统神学影响的教会，另组新的教会。1943年，就有公理会的Herold Ockenga 成立了国家福音派联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目的是要团结所有接受圣经为上帝无误之启示的信徒。到了1947年，Ockenga与当时享有盛名的布道家Charles Fuller一起，招聚了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最优秀的一批年轻福音派的学者，在美国加州建立起一所新的神学院…富乐神学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富乐神学院创办人起初的异象是完全属于归正的，他们定意要在那个危机的时代中重挽西方文明。只是到了第二代，在Donald Hubbard的领导下，就开始对一些不坚持圣经无误的教职员，尤其是创办人富乐的儿子，Daniel Fuller，采取宽容的态度。此一趋势令到北美洲的一些持守归正信仰的教会领袖，如James Montgomery Boice； 史鲍尔（R。 C。 Sproul）； 巴刻（J。 I。 Packer）等人甚为关注。他们先是与富乐神学院的教职员和他们当中新正统神学家接洽，并且双方召开了一次高峰会议，结果不能达成协议。于是，这一批归正神学家就另外召开了一次以美、加为主的国际性教会会议。会后写下了《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此份宣言，成为了许多教会领袖和信徒的指引，凡是高举圣经的，无论他们是否信奉归正信仰，只要是有高举圣经这一共同目标，都接受了《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此外，另一些接受加尔文思想的浸信会成员，如卡尔亨利（Carl F。 Henry）、Billy Graham的岳父，Nelson Bell，不甘基要派的消极、隐退的态度，毅然出来，坚持要积极面对时代的挑战，于是创立了Christianity Today杂志，与新派的杂志Christian Century 抗衡。
然而，总的来讲，这时正统基督信仰的声音还是很微弱的，以致许多社会学家，如Peter Burger，都一致认为，当人类不断进步，宗教就会渐渐消失。他们均以欧洲的情形为整个世界发展的蓝图。欧洲的世俗化被视为是整个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要是说正统信仰的声音微弱，归正神学的声音就更是鲜少听闻了。然而，有几位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仍然值得一提。在英国的伦敦，有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以清较徒的证道方式牧养信徒的锺马田（David Martin Lloyd…Jones ）。在北美洲，有以上所提到的、具有“神学交通警察”（“Theological Traffic Cop”）之称的英籍居加拿大加尔文主义者巴刻（J。 I。 Packer）。他从基要派到灵恩派，对当下种种的神学议题都有著书提笔。 他的影响力，不仅限英语世界的信徒，中国教会对他也毫不陌生。在欧洲，有来自美国的薛华（Francis A。 Schaeffer）。薛华曾经受教于范泰尔门下。他在瑞士建立了一个退修山庄，许多在信仰上感到疑惑的年轻人纷纷到他那里。他和他夫人以牧者的爱、以护教的方式，把这些年轻人一一带回信仰。虽然他的护教方法，严格来讲并不能称为范泰尔的预设前提式护教法，范泰尔也对他的护教做出过批判，但他秉着归正的一贯作风，对一切从哲学、文化、艺术上对基督教信仰的攻击一一做出响应来评断。很快地，他的影响力便超出他那所瑞士的小山庄，他应邀到欧美各地的高等学府讲道，成为七、八十年代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归正思想家和牧者。而在亚洲，与薛华做类似工作、同样以年青人和知识分子作为服事对象、以证道和护教为事奉方式的有印度尼西亚华侨，继承荷兰归正神学传统的唐崇荣牧师。同样地，唐崇荣也是打一场双轨之战，左边是护教之战，针对一切不信的，反对与挑战基督教的思想，右边是神学之战，针对种种出于基要派、反智、反神学的狭隘的信仰路线的思想。
与此同时，自廿世纪六十年代起，全球宣教工场渐渐兴起一股独立自主、自养、自治，摆脱西方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