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大师禅学思想-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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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能禅师门下的另一高足玄觉,他是永嘉(今浙江温州)人,俗姓戴,字道明。关于玄觉的出生,《祖堂集》卷三说他先天二年(公元七一三年)迁化,春秋三十九,依此上推,则玄觉当出生于唐高宗上元二年(公元六七五年);而《宋高僧传》卷八与《景德录》卷五所载玄觉迁化的年代与《祖堂集》无异,但曰其春秋为四十九,依此上推,则玄觉的出生又在唐高宗永徽六年(公元六六五年)了。玄觉龆年剃发,以孝行著称,居温州开元寺,并孝养母、姊二人于寺,因而屡遭人诽谤;后来其母亡故,而玄觉仍然未抛弃其姊,以故更遭人诽谤。在这种情况下,有东阳神策禅师①劝玄觉觅师授印。玄觉因于三十一岁那年南行礼慧能禅师,问对契旨,因得六祖印可,遂留曹溪一宿,此后玄觉遂以“一宿觉和尚”著称(在《祖堂集》卷三,玄觉传的标题就是“一宿觉和尚”),那则著名的“一宿觉”公案,成了天下丛林的美谈。对此,《景德录》卷五曰:
(玄觉)后因左溪朗禅师激励,与东阳策禅师同诣曹溪。初到,震锡携瓶,绕师三匝。祖曰:“夫沙门者具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大德自何方而来?生大我慢!”师曰:“生死事大,无常迅速。”祖曰:“何不体取无生,了无速乎?”师曰:“体即无生,了本无速。”祖曰:“如是如是。”于时大众无不愕然,师方具威仪参礼。须臾,告辞。祖曰:“返太速乎?”师曰:“本自非动,岂有速耶?”祖曰:“谁知非动?”曰:“仁者自生分别。”祖曰:“汝甚得无生之意?”曰:“无生岂有意耶?”祖曰:“无意谁当分别?”曰:“分别亦非意。”祖叹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时谓“ 一宿觉”矣。(《大正藏》五一卷二四一页上栏至中栏)
从《宋高僧传》、《祖堂集》、杨亿的《无相大师行状》来看,玄觉在未参慧能禅师之前,便与天台宗的第六代祖师玄朗(公元六七三年~公元七五四年)十分友善,而且玄觉对天台的止观的修学也造诣甚深。据杨亿的《无相大师行状》所载,玄觉在未参六祖以前曾“遍探三藏,精天台止观圆妙法门,于四威仪中,常冥禅观。”(《中国佛教思想资料汇编》第二卷第四册一四九页)可见,玄觉早就有了相当高深的天台修学造诣,这为他后来的参学六祖,在理论与行持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我们从他的那则“一宿觉”公案中与六祖的机辩来看,却不曾有一丝天台止观的次第之见,倒是不乏一路向上、直指人心的迅疾机锋,从某种角度上讲,玄觉的机辩真还有点“临机不让师”的气氛了。而六祖对玄觉的开示则始终是扣住“无生”这个核心来阐发的,“无生”这个禅学命题事实上也成了玄觉参悟的鹄的。在玄觉所作的《证道歌》中,几乎俯拾即是表现玄觉这类禅学思想的句子,例如:“不因讪谤起冤亲,何表无生慈忍力”、“自从顿悟了无生,于诸荣辱何忧喜”等,即是其例。确实,玄觉“自从认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关”以后,他虽然居永嘉而近天台之学,但玄觉的一生,“终得心于曹溪”。
玄觉在六祖那里得法以后,仍回温州弘法,住龙兴寺。杨亿的《行状》说玄觉回温州后,“策公乃留师。翌日下山回温江,学者辐凑” (《中国佛教思想资料汇编》第二卷第四册一四九页),号称为玄觉弟子的魏静在《永嘉集序》中也说:“三吴硕学,辐辏禅阶;八表高人,风趋理窟”(《大正藏》四八卷三八七页下栏)。可见,玄觉回温州后,第一是不再居山而下温江居止;其二是他已经开始了他的弘教生涯,当时学人奔骤其门下,那种门庭若市的盛况是可以想见的。《宋高僧传》也载他有惠操、惠特、惠慈、玄寂等门人,“皆传师之法,为时所推”(《大正藏》五○卷七五八页中栏),但这些门人此后都不传世了。
玄觉圆寂之后,李邕左迁浙江丽水司马,为他撰写了《神道碑》,自称是玄觉弟子的庆州(甘肃庆阳)魏静为玄觉整理了著作《禅宗永嘉集》,宋初的杨亿为之作《行状》,宋太宗于淳化中(公元九九○年~公元九九四年)诏本州重修玄觉的龛塔。玄觉圆寂之后,其盛誉日隆,这恐怕还是因为他留下了一部不朽的著作《永嘉集》吧。关于《永嘉集》的编纂,《祖堂集》卷三载“此后所有歌行偈颂,皆是其姊集也”(《祖堂集》卷三),那么,现行的《证道歌》等玄觉的作品也许是其姊所纂集了,而《禅宗永嘉集》则可能是出自魏静的编集了。
现存的《永嘉集》思想很不一致,其中几乎表现了两种不同的禅观。其实,这也无须生疑,只因为玄觉的行状材料不大翔实,我们无从厘清其思想脉路而已,但我们至少也不难看出,玄觉禅学思想的发展很明显地存在著两个阶段:一是未参曹溪前的阶段(即三十一岁前),此时的玄觉与左溪玄朗友善,对于天台禅学也有很深的修养,因而他这一时期的著作则未免不偏重于天台止观之学;二是玄觉参礼曹溪以后这个阶段,此后玄觉接受了慧能的禅学思想,使其思想逐渐地转化为曹溪顿教思想了。因而,现行的《永嘉集·劝友人书》以及盛为流传的《证道歌》等作品,就明显地带有后期的思想倾向,而《永嘉集》中第一至第八篇等作品,则比较地倾向于前期的思想。其编纂者大概是为了保存文献之故,一律不加说明地集录到了玄觉的文集之中,因而我们今天看来,就显得前后的思想不大统一了。也许是因为胡适对神会的考证著了名,因而有人准备将《证道歌》的“著作权”也索性列入神会的门下,其理由是《证道歌》中有对于西土二十八祖与东土六祖的传承记载,还有就是《证道歌》中有“不是山僧争人我,修行恐落断常坑”这样的句子,因此便将《证道歌》断为神会所作。其实,这种作法也未免太草率了一点,虽然《证道歌》在流传的过程中难免不为后人所增删,使其思想很难保持纯一性,但《证道歌》的主要思想仍然是玄觉的,这是无庸置疑的了。且今天在炖煌的石窟中也发现了玄觉的《证道歌》,像这样一首影响到了西河的禅偈,在流传过程中产生某些变异,恐怕也是在所难免的事情了。
现行的《永嘉集》前八篇循序渐进地阐述了禅修的次第,比较接近于天台的止观之学。第一篇“慕志道仪”,旨在阐明发心向道、亲近善友等事;第二篇“戒憍奢意”,重在去掉修行中的懈怠思想;第三篇“净修三业”,著重谈如何修身口意三业的清净行;第四篇“奢摩他颂”,主要是谈“止”的修行;第五篇“毗婆舍那颂”,主要是谈“观”的修行;第六篇“优婆叉颂”,主要谈“等持”之行,从而离四句、绝百非,达到第十观心门而“ 契玄源者”;第七篇谈“三乘渐次”;第八篇阐明“理事不二”之理。以上八篇循序渐进,其主要思想脉路似乎是天台家的,但其中也隐含了某些禅宗的顿教思想。如:在“三乘渐次”第七中,玄觉一方面认为“下智观者,得声闻果;中智观者,得缘觉果;上智观者,得菩萨果” (《大正藏》四八卷三九二页下栏),另一方面,玄觉又认为,只要做到“桑田改而心无易,海岳迁而志不移,而能处愦非喧,凝神挺照,心源朗净,慧解无方,观法性而达真如,鉴金文而依了义。如是则一念之中,何法门而不具?”(《大正藏》四八卷三九三页上栏)到了这里,似乎并无修行的阶渐次第,而是顿悟一乘妙谛的阐述。
在这里,我们主要想讨论一下玄觉后期的禅学思想,首先,我们来谈谈他的《劝友人书》。《劝友人书》在《永嘉集》中居第九,它集中地体现了玄觉的山居禅观。如前所述,玄觉在永嘉时,与天台宗人左溪玄朗的交谊甚厚,殆在玄觉参学曹溪归来,下温江居止后,玄朗致书玄觉,邀他山居。对此,《宋高僧传》玄朗本传也有记载:
初,觉与左溪朗公为道契,朗贻书招觉山栖,觉由是念朗之滞见于山,拘情于讲,回书激劝,其辞婉靡,其理明白。俾其山世一如,喧静互用,趣入之意,暗诠于是,达者韪之。(《大正藏》五○卷七五八页中栏)
在《永嘉集》第九中,先列出了玄朗的致书,玄朗的信文字不多,悉录如下:
自到灵溪,泰然心意,高低峰顶,震锡常游;石室岩龛,拂乎宴坐;青松碧沼,明月自生;风扫白云,纵目千里;名花香果,峰鸟衔将;猿啸长吟,远近皆听;锄头当枕,细草为毡;世上峥嵘,竞争人我;心地未达,方乃如斯。倘有寸阴,愿垂相访。(《大正藏》四八卷三九四页上栏)
玄朗的致书非但文字优美,亦曲尽其志慕林栖、情耽幽静的禅修思想,它所欣赏的是山居的那种良好的修行环境。诚然,良好的禅修环境对于修行来说,自然是不无裨益的,但也未见得环境就是禅修悟道的唯一条件。也因为玄朗“执见于山”,未能明了“山世一如,喧静互用”的妙理,所以,玄觉给他写了一封将近两千字的长信,反复申述此理。
但无论如何说,玄朗终竟不愧为一代禅定修养极高的大德。《宋高僧传》卷二十六载他从如意元年(公元六九二年)至开元十六年(公元七二九年)之间,“虽致心物表,身厌人寰,情捐旧庐,志栖林壑。……独坐一室,三十余秋,麻纻为衣,粝蔬充食。”(《大正藏》五○卷八七五页下栏)对于具有这样“能行头陀”的禅定修养极高的禅师的复信,自然是难以开晓其妙理的。因而玄觉禅师的复信十分注意措辞的委婉,一来不失道友旧情,二来可以更好地开晓其禅法的了义,反复阐明 “解契玄宗”,以合大道的妙理。玄觉的复信在大致概括玄朗禅师来函的大旨之后,便针对其信中的内容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然而正道寂寥,虽有修而难会;邪徒諠扰,乃无习而易亲。若非解契玄宗,行符真趣者,则未可幽居抱拙,自谓一生欤?”(《大正藏》四八卷三九四页上栏)
在这里,玄觉禅师提出了至道“本自寂寥”,虽有心修为而难以契悟之理,因邪见则无须修习而易染,所以自心未解玄宗,是不可以幽居抱拙一生的。永嘉禅师在这里将禅宗称之为“玄宗 ”,也许是禅门中的首唱,此后禅宗的将参禅称之为“参玄”、称禅宗至道为“虚玄大道”、提出“三玄三要”等主张等②,那种以“玄”喻“禅”的作法,在后世丛林中也就屡见不鲜了。禅在这里被称之为“道”,称之为“玄”,其实也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佛教在东土弘传的历程中,自然得与中国本土的文化相结合。东晋时的僧肇大师可谓善解般若性空之义者,连《高僧传》也称他为“秦人解空第一者”,更有人称他为“中国玄宗大师”;南朝的傅大士(相传为玄朗的第六代祖先),曾披衲、顶冠、靸履朝见梁武帝,以表示三教(儒释道)在最高层次上是互相融通的,其《心王铭》曰:“观心空王,玄妙难测” (《大正藏》五一卷四五六页下栏),也是以“玄”来解释佛之至理的。到了玄觉禅师这里,称禅宗为“玄宗”,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玄觉认为“道性冲虚,万物本非其累”,在这里,“冲虚”一语,便是从《老子》第四章中“道冲,而用之或不盈”(王弼《老子道德经注》,《二十二子》一页中)一语中衍生出来的。可见,以老庄的“大道虚玄”来喻禅法的非情识可测,多少是含有几分合理性的,同时也不失为弘法的一种善巧与方便。
那么,玄觉禅师何以要告诫玄朗不可“幽居抱拙”一生呢?因为,深山幽居虽然可以远离凡尘的喧嚣,自然有益于修行;但在另一方面,若一味地执著宁寂的外境,则必将产生一种静妄,也难免不落顽空。玄觉禅师认为:若禅者心未彻了而居山修定,则“郁郁长林,峨峨耸峭;鸟兽呜咽,松竹森梢,水石峥嵘,风枝萧索;藤萝萦绊,云雾氤氲;节物衰荣,晨昏眩晃。斯之种类,岂非喧杂耶?”(《大正藏》四八卷三九四页中栏)也就是说禅者若心疑未了而入山修定,则必将执著外境而为外境所转,以至于忘失了自心的修习,而使自性迷失。
照此看来,玄觉禅师是有点反对住山的修持了。其实不然,在玄觉禅师看来,住山必须先识道,否则就会执境生迷。因此,他在答信中说:
是以先须识道,后乃居山。若未识道而先居山者,但见其山,必忘其道。若未居山而先识道者,但见其道,必忘其山。忘山则道性怡神,忘道则山形眩目。是以见道忘山者,人间亦寂也;见山忘道者,山中乃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