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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节

萧克回忆录-第5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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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斗争的恶果。

反教条主义也开了自遵义会议后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坏头。1958
年军委扩大会议后仅一年,主持批斗我的彭德怀元帅,又成了1959 年军委扩
大会议批斗的主要对象,遭受严重的打击、磨难。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就像我好意给彭总写信,却成了“反党”的
把柄一样;不到一年,彭总好意上书毛主席,也被说成是下“战书”。过了
一年多,林彪又用同样的手段整谭政等同志。至于“文化大革命”,更是变
本加厉,登峰造极。

也许是一腔忠心耿耿反而被冤屈的痛苦,使彭总对“左”的错误有了认
识,他在被“罢官”以后,曾嘱托他的侄子彭起超代他向我道歉。“文化大
革命”结束后,彭起超经总政联系找到我家,对我说,他伯伯要他向我转达
几句话:“1958 年的事,让你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

听到这话,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彭老总不愧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光
明磊落,坦坦荡荡。他既在自责,也是一个老革命家对党内斗争这个问题的
深刻思考。

其实,我早就对他老人家没有气了。通过“文化大革命”,我对党内斗
争也有了更多的认识。我认为,当时彭总的所作所为,是一定历史背景下的
产物,在“左”的狂潮中,很难把握自己的。当时我不是也违心地承认是“反
党”吗?

历史毕竟有着自己不可更易的规律。一切颠倒的真伪、善恶、是非,终
将会回复他们的本来面目。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检验,反教条主义运动
越来越被证明是错误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进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我们也向
党组织提出对1958 年反教条主义处理结论的申诉。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
准,总政治部于1978 年

11 月7 日发出通知,对当时的结论作了改变。通知指出“萧克同志在训
练总监部工作期间,犯有单纯军事观点和教条主义等错误,受到毛主席和中
央军委领导同志的批评是必要的、正确的。但鉴于当时萧克同志已作了检讨,
彭德怀和林彪别有用心,借机整人,过重的打击了萧克同志。因此决定撤销
‘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的结论”。总政这
个结论,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对军队教条主义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是在八十年代以后。

1980 年,主持军委工作的邓小平同志明确他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
误的。”

徐向前在全军后勤部长座谈会上又说:“建国以后,办了很多学校,有
很大成绩,但后来吃了两个大亏,一个是反对正规化吃了亏,二个是反教条
主义吃了亏。”

聂荣臻晚年也说过:“向苏联学习,主席讲就照他们的办,就向他们学
习。。后头反教条主义,把这个问题推到刘帅身上,这是不合适的。”

1986 年10 月16 日,在刘伯承元帅追悼会上,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
邦代表党中央对反教条主义作了彻底否定,明确指出:“1958 年反教条主
义是错误的”。

1987 年1 月27 日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指出:
“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我军政治工作逐渐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错误
地开展反‘教条主义’斗争和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给我军建设和政
治工作造成很大的损害。”

1987 年11 月25 日总政治部和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专门发了文件,
决定撤销总政治部1978 年11 月7 日通知中的内容,为在1958 年因所谓教条
主义问题上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彻底平反,总政治部对这些受错误批判及错
误处理的同志作出“彻底平反”的决定,也是对他们在人民解放军这段历史
中的贡献作出了公正的认可。1958 年的反教条主义已成为有公认的历史。对
这段历史进行反思,是有很多深刻教训的。1980 年9 月,我曾给党中央和中
央军委写了一封长信,谈了对这段历史的思考,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我认为现在要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必须安定团结,使党的生活
正常化。必要的批判斗争,也要从实际出发,绝不可扩大化。过去搞运动主
要领导人有个口头语:‘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而‘严’是在‘矫
在必须过正’的错误原则指导下的‘严’,就必然不顾事实上纲上线。政治
上、思想上一经拔高,所谓‘组织处理从宽’,就是十足的虚伪。这是二十
多年来的事实证明了的。今后对政治情况切不可凭空臆造,或一处出了问题,
就举国兴师,经久不息。要分清问题的性质和主流与支流,在什么地方什么
时期出问题,就在当地当时及有关单位解决。把过去那种无穷无尽地写大字
报、写批判稿、写检讨稿,开大、中、小批判斗争会的时间,去读书学习,
搞业务,做点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作吧!”

总结这段历史,正是为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第二十六章在农垦部工作

1959 年5 月,中央批转了总政关于所谓反教条主义的报告后,对我的批
判基本上结束了,我和李达在国防部和训总的职务被撤销,我们等待着重新
分配工作。李达先接到通知,是到国家体委某俱乐部当主任。李达是个耿直
的人,即使在“左”的高压之下,也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接到通知,就去
体委报到了。

我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如何,但有一个信念坚定不移,那就是不管到
哪里,不管干什么,我不会消沉。尽管写了检讨,但那是压服的。我常常想
起孟子说的那句话:“以力假人者霸;以德服人者王”,他们给我扣上“反
党”的帽子,又不容我申辩。我想,既然没有申辩的自由,我就

用行动来申辩,用努力工作来证明我对党的忠诚。

这期间,贺龙、王震、张子意、张启龙等来看我。他

们都是我在红二方面军时期的老领导、老战友,我说:“我是共产党员,
永远不会消极。”

王震说:“黑龙江准备造一个水库,正缺少人手,我给省委书记欧阳钦
打个电话,你去那里建水库怎么样?”

我说“行,干什么都行。”

王震就给欧阳钦挂电话。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时,欧阳钦从上海
中央调到江西苏区,我见过他,虽不太熟悉,但也互相认识。王震同他一说,
他表示欢迎我去黑龙江。

当时,中央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俗称庐山会议),我是中央委员
要求我参加了会议。因此没去黑龙江,而上了庐山。

上山时,正好传达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就像上一年彭德怀
批判我一样,他给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被说成是向党进攻,而对彭德怀意
见表示赞同的人,有些也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资产阶级军
事俱乐部”等“莫须有”的罪名。庐山会议结束后,紧接着回北京开军委扩
大会,深入揭发和批判彭德怀。会议的规模和参加的人数也都和上一年批判
我的时候一样,只不过主持会议的人换成了林彪。

当时,我的心情是很复杂的。一方面,批判彭德怀使我出了口怨气;另
一方面对党内这种批来斗去的局面也感到难过。特别是庐山会议后的军委扩
大会议,在批彭中,又把矛头指向了朱德总司令。林彪肆无忌惮地污蔑朱老
总从来都没有当过总司令。我真难以抑制心中的气愤。我知道,林彪为了达
到个人的目的,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编造慌言,而党的会议,却允许这种不
正常的作法肆行。这时我还没有认识到党内已经形成了“左”的思想路线,
只是对从前一年批判刘伯承和我们开始,老革命家一个接一个地挨批,感到
很困惑,不理解。

1959 年的“十一”是建国十周年大庆,我照例被邀请上天安门,参加庆
典活动。当人民解放军威武雄壮的队伍通过检阅台时,我真是百感交集。看
到人民军队展现出现代化、正规化的雄姿,我自豪,因为这中间也有我的一
份心血;而想到从此以后,将脱下军装,离开这支从创建起我就投身其中的
队伍时,又不免有些感伤。但我克制住了,几十年的革命斗争生涯,我养成
了一个习惯,不论遇到什么困难,不悲观,不失望。

国庆节过后,我接到通知,让我到农垦部当副部长。当时,我已经做好


去黑龙江修水库的准备了,我本想到最基层去,重新干起,不知为何又这样
安排。

到农垦部工作我是高兴的。农垦战线是国民经济建设中一条重要的战
线。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我们的国家是农业大国,历代有作为的军政人物,
都重视农业,我既分配作农业工作,也要重视农业。不懂就学就问,边学边
干,期望必成。中国农业,历来是以分散的小生产来经营的,建国以后,我
们搞了些国营农场,开始向农业现代化前进。而国营农场大部分集中在农垦
系统,这些农场多数以成建制的人民解放军转业官兵为骨干建设起来的,与
部队有着天然的联系。到农垦部工作,既是直接参加国家的经济建设,又没
有完全脱离我熟悉的部队工作,我感到对于我是合适的。

我同老战友王震说了心里活:“我要重新做起!”王震很赞成我的志气。
我到农垦部工作,由在部队搞训练转到搞农业,而且分工搞农业机械,工作
上是两个大变动,而且又是在军队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情况下,以待罪之身
来的。这些,都会产生心理上的不平衡。如何办呢?我早已下决心从头干起。
我要把军队工作中的经验用到农业。把在军队搞现代化的经验来搞农业机械
化。中国历史上治国安邦,都是耕战相提的农战政策。我多年治军,现在转
到农业方面,我就利用过去搞军队是从基层连队着手的经验,应用到农场和
生产队。

当时,农垦部直接管辖有新疆、黑龙江、广东、云南四大垦区。部里的
几位领导经常深入到各个垦区,或调查研究,或现场办公。我上班不久,就
去广东垦区,先在湛江,接着又去海南岛,就住在琼中县一个农场,白天同
农场职工一起开荒,晚上就坐在油灯下读《列宁选集》。

从北京出发时,我还在吐血。家里人和医生都有些担心,怕我到生活艰
苦的边远之地,又从事多年未干过的体力劳动,身体会吃不消。但我和过去
打仗一样,精神振作,参加些劳动,心情愉快,加上空气好,干了一二十天,
吐血止住了,身体也结实多了。

农垦工作对于我是陌生的。我虽然生长在农村,但早年读书,只在寒、
暑假时放放牛或干些揽禾、晒谷等季节性的劳动,长大成人就投身革命,摸
了几十年枪杆子,对农业生产已经淡忘了,特别是农工商学兵一体化的国营
农场,过去都没有听过。刚到垦区时,一切都感到生疏,我还是下决心从头
学起。

学什么呢?根据农垦工作的特点,我重点抓了两方面的学习,一为学农
业知识,如土壤、气象、栽培等;二为现代主要的农业生产工具知识及技术
等。就像北伐时期学立正、稍息一样。

海南岛农垦局机务科长徐文,拖拉机开得好,我就拜他为师,学开拖拉
机。从加油、起动、前进、后退、左转、右转,很快学会了。那位科长说,
再学一学就可以挂犁、耕地、耙地了。我本想继续学下去,但部里让我回北
京,就搁下了。这段学习对我后来主管农场机械化工作有很大帮助。

许多年来,我一直记着那位科长。“文化大革命”后,我去海南,曾去
农垦局找过他。人们说他已经死了,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整死的。我很奇
怪,他们告诉我,这个科长自恃是工人出身(解放军司机),不满意“文革”
中的一些作法,就直言不讳,被打成“反革命”,我很难过,对农垦局的人
说:“他是我的老师,见不到他,看看他家里人也行啊。”他们就带我去见
他的妻子,她去哈尔滨了。我向徐文的同行表示了对徐科长的怀念之情。


为了尽快熟悉农垦工作,我还抽时间阅读农业方面的书籍,包括育种学、
耕作栽培学、土壤学、气象学等等。王震告诉我,有一本《齐民要术》是讲
农业的,可以读读。我知道这本书是北魏时期杰出的农学家贾思勰写的,是
中国也是世界上现存古农书中最完整的一部,就托人去找。

这本书内容丰富,包括耕田、播种、作物栽培、蔬菜、果树、林木、蚕
桑、畜禽、养鱼、酿造、农产品加工、储藏等方面技术,就像是农业的百科
全书。由于是古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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