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回忆录-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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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了，他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
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
我觉得这篇文章写得生动具体，就用作连队上课教材。文章一读完，全连官
兵对蒋介石真是义愤填膺。那时，连队还挂着蒋介石的像，我就在他的像旁
写了四句话：“昔日为英杰，今日为鬼蜮。尔像虽如前，人鬼己有别”。连
里一些人看了，都笑赞说：“写得好。”后来，我在构思小说《浴血罗霄》
时把这个情节也写进去了。
蒋介石是个善变的人，革命时如此，反革命后更是如此，而且变本加厉。
4 月12 日，他终于撕下最后一层假面具，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公然屠
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紧接着，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
省也相继“清党”，大批共产党人如汪寿华、肖楚女、熊雄等以及无数革命
群众被残杀。4 月18 日，蒋介石在南京另行成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
的“国民政府”。
武汉国民政府决定讨蒋。大约是4 月上中旬之交，驻武汉的军队在武昌
阅马场召开了一次声势浩大的东征讨蒋誓师大会。会后出发，走了四、五十
里，突然停止，接着又让我们返回武昌。住了7、8 天，又在武昌的南湖开誓
师大会，号召继续北伐，讨伐正从河南南下直接威胁武汉国民政府的奉系军
阀。
这次誓师大会的规模，比上一次还大，武汉国民政府和军队的重要人物
谭延恺、徐谦、恽代英、廖乾吾、张发奎、郭沫若、彭泽民、唐生智等都参
加了。过了几天，部队陆续出发去河南。
我们团是4 月26 日从汉口刘家庙乘火车走的。叶挺师长留在武汉任卫戍
司令，24 师去河南两个团，第70 团归25 师指挥，第71 团归26 师指挥。26
师是新编的部队，直辖两个团： 76 团，团长沈久成； 77 团，团长是蒋先
云。26 师当时由副师长吴仲德指挥，吴是北伐军从广东出兵打到武汉的将
领，有战争经验。
说起吴仲禧，还有一段故事。前些年我去广州，与当时广东省省长刘田
夫同乘火车。闲聊中，他提到认识吴仲禧，说吴现为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我
本知其名，但不知是否为北伐时指挥我们的副师长，刘说他参加了北代战争。
我到广州就给吴仲禧打了个电话，说我要去看他。
他一听，忙说：“我去看您，我去看您。”
我说，“不要来，不要来，我已经准备好去您家了。”放下电话就去他
家。
他惊喜之中似乎有些不安，总是称呼我“萧副主席”（当时我任全国政
协副主席）。我说：“不要这样，按照咱们中国的习惯，您比我年长，我应
该来看您。”
我们一起兴致勃勃地回忆了北伐往事，我记得在临颖大战中，他指挥得
好，打了胜仗。第二天，在驻地广场上，他和张发奎向我们三个团讲话。进
至开封，又集合连以上军官开会和吃饭。从河南回来后，张发奎成立第二方
面军总指挥部，调他当副官长。我党发动南昌起义时，他随张发奎到了广东，
参加军阀混战。张部在广州打败仗，被编为第4 师，他脱离军队，回福建老
家办学校。七七事变后，同我党有联系，一直在张发全部做统战工作。据他
说，董必武承认他1939 年入党。
我在他家里坐了好久，后来他到北京，也到我家。我们的关系一直保持
到前几年他逝世。
向河南进军的部队，行动迅速。71 团到河南驻马店下火车，就向汝南前
进。当时汝南一带驻有武汉政府收编的军阀纪元林的一个师。这支部队虽然
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但此时又叛变了。我们从汝南城过，他袭击行军队伍，
我团立即还击，损失了二百多年步枪和五挺重机关枪。
这次战斗是我经历的第一次卖战。耳边呼啸的子弹，眼前升腾的硝烟，
令我激动、兴奋。我连奉令坚守城墙的一段，我协助连长指挥作战，一次一
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从上午直打到天黑。我虽是初次上战场、但早有思想准
备，在连长指挥下执行任务。天黑后，接到撤退转移的命令，我协同连长带
部队夜间顺利渡过河，连长郑鸣英非常高兴，他没有想到，我虽为政治指导
员，也能打仗，而且第一次就能与他很好配合。
我团休整了几天，上蔡地区又大打起来。有天吃过晚饭，我们向上蔡前
进，夜行军五、六十里路，天快亮时到了战场。还没等我们上去，仗打胜了。
这一位是打奉系军问赵恩臻。赵部为奉系军阀的主力之一，归张作霖的
儿子张学良统率，有战斗力。4 军12 师、11 军24、25 师部队参加了战斗。
那真是一场恶战，双方都投入了强大的兵力。五、六年后我在江西苏区看到
参与这一战役的苏军顾问戈烈夫写的《中国的军队》一书，其中对这一战役
作了详细描写，并盛赞铁军的战绩。在这一仗中，4 军12 师36 团打得很出
色。
前些年，当时的36 团团长宁汉魂从美国回来，中央让我接待他。我宴请
他及其夫人、女儿。李汉魂已八十多岁，眼花耳背，精神欠佳，我同他讲话，
多由夫人和女儿传话。我想他一定还记得二期北伐打仗的情形，顺手在请柬
上写了几个字：上蔡、东洪桥、西洪桥、临颖。他一看，马上兴奋起来，老
眼闪出光泽，话也多起来，问我：“你怎么知道这些地名？”我说：“当年
北伐军在这一带打仗，你指挥12 师36 团打得好，全军都知道。”他更惊奇，
又问：“你怎么知道这些事？”我说，“当时我在24 师71 团3 连当指挥员，
我们也赶来参加战斗，但未接触上，前面就把敌人打垮了。”
他听后，显得很高兴。老人喜欢怀念往事，更何况这是他一生中有光彩
的一件事。后来他回美国，由其夫人吴菊芳写了一篇通讯，说我和他曾在一
起战斗，洋溢着友好的气氛。
上蔡战斗结束后，我们向东北走，到了商水、周家口、又向西北打。临
颖一仗是与张学良亲自率领的奉军精锐主力较量。那天，独立15 师贺龙部打
左翼，黄琪翔率12 师打正面， 26 师76、 77 团为右翼。我们团初为纵队
预备队，中午进入12 师与26 师之间参加战斗。
这一仗是北伐军在河南战场上打得最激烈的一仗。北伐军从东、南两面
进攻临颖城，前仆后继，奋勇冲杀，不一日将奉军全部击败。但我军的伤亡
也很大，特别是26 师，76 团伤亡了一半，团长沈久成负伤；77 团伤亡了五
分之四，团长蒋先云牺牲了；我们团上去的晚一些，也伤亡了一个营。
战斗胜利后的第二天，张发奎、徐铭洪、吴仲禧集合26 师（含71 团）
讲话，张发奎很激动，说，“这一仗证明26 师也是铁军。”对蒋先云的牺牲，
深为叹惋。
蒋先云，我在补充第5 团时，他是我们的团长。1927 年春“党权运动”
时，他脱离蒋介石到了武汉，初任工人纠查队长，二期北伐时任26 师77 团
团长，该团新组成，于5 月28 日参加临颖大战。战前，他向全团演说：“我
团是新建立的，打仗有没有把握？”他肯定地说：“我觉得是有把握的。因
为我有一条命去拼，有一腔血去流。”蒋光云在战斗中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他身先士卒，直到阵亡。
临颖大战后两天，一营营长吕承文找我谈话。吕是广东人，云南讲武堂
毕业，与叶剑英同学。他对我说：“这次战斗军事干部损失太多，二营四连
连长又病了，你懂些军事，就去代理连长吧。”
我对工作调动倒没有什么意见，只是有点不愿与郑鸣英连长分开。郑连
长鼓励我说：“去吧，我在三连，你在四连，咱们一块儿干。”
我到铁军近三个月，与郑鸣英连长朝夕相处，建立了革命的友谊。郑连
长中学毕业后曾当了几年小学教员，又是黄埔三期毕业，共产党员，能干且
热情。他在工作上支持我，帮助我。刚开始讲政治课，我没有经验，他就把
军政治部发的提纲先看一遍，然后告诉我讲的重点。下课后，又帮助我分析
总结。我发现，他虽然是军事干部，但懂得政治工作。我把他看作是自己的
良师益友。到河南后，我们又一起带兵打仗，他看我军事上有基础，能指挥
军队，很高兴，我们更加相投。
打临颖前，有一天，我看他拿着一份《响导》报读。我在师范和广东就
看过《响导》报，非常喜欢，就向他借来看。送还时，他问我：“以前看过
这类报纸吗？”
我说：“《响导》报早就看过，还看过《共产党宣言》，但不大懂。”
他马上说：“有一本书你可以看看。”说着，从公文箱里拿出一本市哈林著
的《共产主义ABC》。这本书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很好看。个别不懂的地
方，就问郑连长。我对郑连长尤其信任，有什么话愿意跟他说。
那时正是5 月间，我们几乎每晚都在村庄外的小树林露营。我和郑连长
搭两个铺，中间放公文箱，面对面躺着，无拘无束地谈心。我把自己的家世、
仇恨、对社会的看法和对人生的理解，都同他说。他则给我讲阶级斗争，讲
社会发展史，讲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讲到激动处，就从铺上坐起来，挥动
着手臂。夜色中我看不清他的脸，但想象得出，一定是神采飞扬的。
与郑连长的谈话，使我的思想产生了飞跃。在广东，我看彭湃著的《海
陆丰农民运动》一书时，就对书中关于铲除剥削者，实现天下大同的论述很
感兴趣。但此时我的思想基本上还是三民主义的。我崇拜孙中山，对于他的
“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主张最赞成。这不但因为我的家庭受过封建
地主的压迫，更因为我看了中国历史和辛亥革命时期的书，观察视角从一个
家庭，一个乡村扩展到整个社会，看到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就在于封建统治
的黑暗腐朽和外国强权的侵略，认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就能铲除
压迫，实现人人平等。这种观点也是受中国一些历史传统的影响，《礼记》
中有一句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孙中山多次引用过。中国人喜欢这
种精神，也喜欢这样的境界。
在师范时期，我曾读过《独秀文存》，书中很多文章提倡新文化运动和
文学革命，还有反对迷信等文章。其中有篇《偶像破坏论》，以一字开头，
十字收昆。即：“一声不做，二目无光，三餐不吃，四肢元力，五官不全，
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九（久）坐下动，十（实）是无用。”寥
寥40 字，形容确切，文词精炼，直到现在，我还能记下。
我从书报上读陈独秀的文章较多。“中山舰事件”后，他和高语罕写给
蒋介石的信，我都认真读，也信他的话。后来得知陈独秀就是中国共产党的
领袖，我对共产党的主张开始注意。我觉得孙中山思想中的某些地方与共产
党的主张相接近，而共产主义较之孙中山的思想似乎又更加合理。孙中山说
过一句话：“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实行。”
我望文生义地理解这句话，却也成为我由民主主义而信仰共产主义的桥梁。
在武汉的时候，我看了《共产党宣言》，尽管不全懂，但书中揭示的共
产主义必定胜利的规律，令我欢欣鼓舞。进军河南以来，在与郑连长的多次
交谈中，我对共产党的主张、政策，有了进一步了解。知道共产党反帝反封
建的主张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一致的，而最后的目的则是消灭剥削，消灭
阶级，实现共产主义。
记得有一次，我教部队唱在师范学的《卿云歌》（当时的国歌）：“卿
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郑连长听到后，就对我说：“我
给你一首更好的歌，叫《国际歌》。你唱的国歌是中国的，这《国际歌》则
是世界的。”说着，取出油印的歌词和歌谱，一边教唱，一边给我讲解，当
唱到“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时，他说：“英特纳雄耐尔就是共产主
义，这个人类最美好的社会一定会实现！”
共产主义理想像放射光芒的灯塔，把我的胸怀照亮。从这时起，我开始
信仰共产主义，并产生了要加入共产党的迫切愿望。
当时，共产党的组织是秘密的，党员不公开，我也不好打听。但我们有
一种自然形成的看法：凡是思想作风好，工作负责，勇敢坚定的人，就会是
共产党。比如，大家感觉叶挺师长好，就私下里议论他大概是共产党。在我
们心目中，共产党员的形象是余高神圣的。
然而，这时的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