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回忆录-第3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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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第一次直接听他传授丰富的军事学识和作战经验，直到现在仍有深刻印
象。由于有对抗骑兵的精神和战术教育，在遭到骑兵几次袭扰中，虽然不能
消灭他们，但也没有吃亏。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奋斗，终于在1936 年9 月1
日走出草地，到达了岷县的哈达铺。
这时，红军三大主力都进至陕甘地区。蒋介石一面准备把胡宗南部由湖
南迅速调到陕甘；一面命令位于定西、陕西和武山地区的第37 军毛炳文部和
位于天水、秦安和武都地区的第3 军王均部，阻止红军会合；同时，强迫东
北军和西北军执行他的“剿共”计划，进攻红军。
中央军委于9 月拟定了一个战略计划，要求：一方面军西出并南下，占
领西兰大道以北海原、固原地区；二、四方面军兵分两路，四方面军为左路，
占领岷州、武山等地
区，继续向东向北，会同一方面军向定西、陕西及西兰大道进攻，吸引
毛炳文部；二方面军为右路，东出甘南和陕西两省西南部，配合一、四方面
军消灭毛炳文部，实现三大主力会师，并准备打击和消灭胡宗南部，进而逼
蒋妥协，促进全国的抗日战争。
但由于张国焘按兵不动，错过战机，毛炳文部没能消灭，胡宗南先头部
队也已调到了西北。中央军委于9 月18
日提出了在静宁、会宁地区打击胡宗南的作战方案，要求二方面军在甘
南和陕西积极活动，箝制和侧击胡宗南部队，先敌北进，占领静宁、会宁、
隆德、定西，以配合控制西兰大道的四方面军和南下的一方面军，夹击胡宗
南。
9 月间，二方面军的部队进到甘南岷州一带。这时，我
因肠胃炎，在后方休息。记得有一天，接朱德总司令电话，
叫我到红军总司令部去一趟（总司令部设在岷州乡村中）。赶到后，总
司令对我说：“西北局决定要打胡宗南，以便同一方面军会合。现在31 军军
长王树声病了，你到31 军去当军长，打胡宗南。”
我是革命军人，习惯了服从命令，更何况是朱总司令亲自交代的，所去
的部队是红军部队又是为了打胡宗南，我二话没说，就同意了。
我从岷州前往漳县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报到，同行的还有四方面军政委陈
昌浩及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到漳县后，见到徐向前，他欢迎我来工
作。这时张国焘也从总部来到前方，他一来就以家长方式命令部队自通渭、
渭源、漳县地区西去，准备渡黄河，经青海、西宁大道翻祁连山，进入甘肃
西部。朱德总司令从后方赶到漳县之三十里铺，建议召开西北局会议，坚持
北上，但没能使张国焘转变。部队继续西进洮州。干部战士听说还要过草地，
极为不满。如9 军军长孙玉清就愤愤地说：“天天向太阳落去的地方走！”
不少人甚至离队，消极抵抗。
到洮州又开西北局会议，朱德说四方面军不应西进，而应向北进的理由。
徐向前也说：“鄂豫皖的老同志也不愿向西走了。”陈昌浩、傅钟、李卓然、
和我，都同意朱总的意见，一致要求北进。这样张国焘才不得不同意回头。
但部队拉来拉去耽搁了时间，以致胡宗南、毛炳文、王均等部靠拢了。我这
个军长，也因部队行动的辗转变化，直到10 月20 日，才在通渭赶到31 军军
部任职。
在此之前，一、四方面军于10 月8 日在会宁会师。红二方面军从甘南艰
苦奋战，夺路前进，渡过渭河，通过西
兰大道，于10 月22 日也在会宁东北的将台堡与一方面军胜利会师。这
就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有名的全国三大主力红军在陕甘宁的大会合。至此，
我们完成了长征的伟大任务。
红二方面军的长征，有着重要的经验教训。第一，高度地保存了有生力
量。长征途中，我们虽然消耗很大，但补充也多。从湘西出发时是18000 人；
过金沙江时，保持了出发的人数；出草地后还有10000 人以上。之所以能这
样，我认为我们的战略思想明确。我当红军以来，经过了三次长途行军，对
这种行军如何保持有生力量逐渐形成了一种观念，就是中途要找适当的地方
休整，发动群众，扩大红军，训练部队，治疗伤病员，筹集粮款等等。从湘
赣苏区出发时，弼时同志就提出要建立游击点和游击根据地，我赞成这个观
点。这样，部队就不会连续行军，可以得到休息和补充。长征途中，只要到
了有粮食或其他条件较好的地区，我们就停下来，布置大战。敌人看到我们
停下来要打，也会停住观察一下，调集军队，调整部署，总得三天五天，十
天八天，我们就趁机休息，做群众工作，争取主动，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
利用这个办法，我们一路虽打了许多恶战，减员不少，但都能及时得到休整
与补充，有效地保持了有生力量。
第二，坚持正确的军事方针。早在二、六军团会合时，我们就从自己的
军事行动的体验中，得到了退出苏区和搬家式转移的痛苦教训，对过去那套
以阵地战代替运动战，以堡垒对堡垒的打法已无兴趣了。那种打法，是近乎
冷兵器时代兵对兵，将对将，“下战书”和先报姓名的愚蠢打法。孙子在2500
年前就提出“毋要正正之旗，毋击堂堂之阵”的观点，“左”倾错误的领导
者，是不懂中国优良的军事传统的。当时，我们虽然还不能从理论上批评它，
但知道那种打法是不行的。在战略转移中，我们坚持了游击战、运动战的军
事方针。我们由湘鄂川黔去贵州，不是径直向西，而是声东击西，先向东南
东渡过澧水、沉水后，进至湘中，然后向西。敌兵虽多，处于优势，也抓不
住我们。在贵州突然进至札佐，威胁贵阳。在普渡河，突然冲到昆明城外30
里地，这些地区都是敌人的战略要地。可以影响敌方的战略行动。常常采取
曲线行军，穿插于诸路敌人重兵集团之间，弄得敌人扑朔迷离，疲于奔命；
有时以急速的行动，猛烈的动作，震撼敌人战略要害，造成其临时应付、仓
皇调动的无计划行动，我则易于抓其弱点，摆脱强大敌人。记得一、二、四
方面军大会师后我到延安，朱德总司令对我们说：“二、六军团集游击战、
运动战之大战”。我认为这是对二方面军中肯的评价和鼓励。
第三，坚决执行党的政策。红二方面军长征，经过了湘、黔、滇、川、
康、甘、陕等省，前后攻占了30 多座县城，一路上，我们广泛宣传党及红军
的政治主张，团结、教育、争取了包括开明绅士周素园、被俘国民党中将张
振汉等在内的各种力量，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入人心。尤其是经
过苗、瑶、回、彝、纳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正确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
大力宣传民族团结、民族平等，严格贯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扩大了我军的
政治影响，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红军是最不怕艰难困苦、
最富于牺牲精神，为人民谋利益的武装，共产党是忠实于自己的主义及为人
民解放事业奋斗的政党。人民支援红军，这就使得我们在广大地区（包括大
部分白色区域）的活动，都能像鱼在大海中一样自如地游动。
第四，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二、六军团在会师之前的组建时期，领
导人和主要干部还有许多人就具有为实现民主革命和共产主义的理想的坚强
意志。为了这种理想，就不怕任何艰难困苦，敢于牺牲奋斗。二、六军团会
师以后，很快形成了以任弼时为首的坚强领导集体，强调党的领导和建设，
重视政治工作，不断加强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反对各种不良倾向。同时，不
间断地进行党的方针、路线、形势、任务教育和党的统一战线以及官兵一致、
亲密团结的教育。战斗和行军中进行了改造俘虏与教育新兵、实施不间断的
政治动员和宣传鼓动等工作。战斗愈激烈，环境愈艰苦，政治工作就愈深入、
活跃，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愈坚强有力。即便只有一两天休整时间，甚至
在行军大休息中，也不忽视宣传和组织群众工作，及时分配没收的财物，有
群众在一起，军队就不孤立，士气就旺盛。真是“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
下谁能敌”！因而，长征途中，强大的敌人没能搞垮我们，人间罕见的自然
灾害和艰难困苦没能压倒我们，主要原因就是主要领导人和许多革命干部具
有革命的理想，为了这种理想的实现，坚持了党的正确领导，发挥了政治工
作的群众性、及时性的强大威力。一句话，我们是党领导的军队，党指挥的
军队，为党的事业而战斗的军队。
第十四章出发抗日前线
抗日战争爆发前的两个多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有苏区、白区和红军
代表参加的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代表会议），我自红31 军驻地甘肃镇
原县前往出席。会议主要是为了进一步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巩固和平，争
取民主，实现抗战而斗争。
会议首先由洛甫（张闻天）致开幕词。接着，与会代表选举了毛泽东、
洛甫、朱德、博古、张国焘、刘少奇、林伯渠、凯丰、杨尚昆、聂荣臻等19
人为大会主席团，领导大会工作。我也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会议在第一
阶段由毛泽东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然后各代表团分
组讨论，讨论后由毛泽东作《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
争》的结论。会议的第二阶段，由博古作《苏区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然
后各代表团分组讨论。最后，由林伯渠致闭幕词，会议结束。
这次会议批准了1935 年以来党的路线，确定了新形势下的新任务。通过
这次会议，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增强了团结，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在政治
上、组织上作了重要的准备。
会议一结束，我就赶回部队。先从延安乘卡车到云阳镇，这里当时是红
军前敌总指挥部与组成不久的援西军指挥机关所在地（援西军司令员刘伯
承、政治委员张浩），然后再骑马回到部队。我向军政委郭述申介绍了苏区
代表会议的精神，并立即决定对部队进行传达，积极准备抗战。当时部队中
要求抗日的气氛十分强烈。我们把指战员的抗战热情，引导到战前的主要准
备工作——练兵。
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大声疾呼：平津危急！
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全国同胞团结起来，驱逐日寇出中国，为保卫国
土流尽最后一滴血。7 月9 日，由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徐向前、
叶剑英、左权、徐海东及我率全体红军将士通电南京政府，请缨杀敌。彭总
要求红军加紧练武，把刺杀、投弹、射击列为主要的项目，准备在未来的抗
日战争中，发挥我们的特长——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来打击敌人。
这时，中央派陈质到我部来，他是北伐军和红军老指挥员，有丰富的战
争经验，准备在部队改编后由他任旅长。为了加强对部队训练的领导和激发
练兵热情，我们两个老兵一起拟定训练计划，并用一天时间，专门集中营以
上干部进行了一次射击训练，从瞄准、击发到跪姿、卧姿、立姿射击的基本
要领，一一练习。最后进行实弹射击，由我和陈质带头，记得陈赓三发子弹
打了28 环，我打了27 环。
两个老兵的射击成绩，虽不是十全十美（陈比我好），
但起了带头作用。我们后来定的军政课目，大体都能完成。
从此，只要有点时间，各级干部都利用来练兵。部队掀起
学习热潮，都想学好本领，去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当
时称日本鬼子）。我也认真学习，想搞好一点。
随着国共合作的形成，我们在行军中经过国民党统治
区，同国民党地方官员和军队的联系与接触也多了。先是
为了在西兰大道上迎接西路军溃散的归队人员，刘伯承让
我与当时任国民党平凉专员的胡公冕取得联系。平凉位于
西兰大道中间，与陕西、宁夏毗邻，由于胡公冕的协助，使
西路军归队人员得到了些方便。
我与胡公冕早在大革命时期就相识。当时，他随北伐军打到江苏。1927
年春蒋介石叛变革命，他脱离蒋介石跑到武汉来，参加反蒋运动。
这次在平凉我与他通过几次电话，除了叙旧、讲国共合作相互友好的话
外，主要请他协助解决部队吃粮问题。他说我们搞粮食搞得太厉害了。我说：
“我们没有人发饷，只能向地方要，希望给予帮助。”由于他的合作，我们
筹粮筹款能较顺利进行。
胡公冕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都与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