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中国通史第十二卷-近代后编(1919-1949)(上册)-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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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的文集，有《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刘少奇选集》，《周恩来选集》，《朱德选集》，《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李大钊选集》、《李大钊文集》，《蔡和森文集》，《张太雷文集》，《邓中夏文集》，《瞿秋白选集》、《瞿秋白文集》，《赵世炎选集》，《恽代英文集》，《张闻天选集》、《张闻天文集》，《任弼时选集》，《王稼祥选集》，《董必武选集》，《林伯渠文集》，《彭真文选》，《陆定一文选》，《李富春选集》，《李维汉选集》，《吴玉章文集》，《谢觉哉文集》，《徐特立文集》，《方志敏文集》，《何孟雄文集》，《叶剑英选集》，《李先念文选》，《邓颖超文集》，《薄一波文选》，《胡乔木文集》，及《宋庆龄选集》等。在《独秀文存》的基础上，又出版了《陈独秀著作选》，内容增加许多。
其他著名政治人物、文人的文集有：《冯玉祥选集》、《张学良文集》、《邵力子文集》、《谭平山文集》、《沈钧儒文集》、《张澜文集》、《柳亚子文集》、《卢作孚文集》、《晏阳初全集》、《鲁迅全集》、《郭沫若全集》、《闻一多全集》、《韬奋文集》、《郑振铎文集》等。
还出版了许多专题性的文集，如《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早期文稿》、《毛泽东外交文选》、《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刘少奇论党的建设》、《刘少奇论工人运动》，《彭德怀军事文选》，《聂荣臻军事文选》，《刘伯承军事文选》，《贺龙军事文选》，《粟裕军事文集》等。
台湾地区亦出版了许多政治人物的文集，如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根据所藏档案，出版了《国父全集》校订本，是目前收录文献最多的一部孙中山全集。党史会还出版了一套《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共40 卷，这也是目前最大规模的一套蒋介石全集。其他还出版了《胡汉民先生文集》、《胡汉民先生遗稿》、《林公子超遗集》、《吴稚晖先生全集》、《戴季陶先生文存》、《于右任先生文集》、《李烈钧先生文集》、《王宠惠先生文集》、《孙科文集》、《李石曾先生文集》、《胡适选集》、《蒋廷黻选集》、《罗家伦先生文存》、《傅斯年选集》等，都是研究这些人物的重要依据。日记和书信自古以来，文人多作日记，记录一日的起居生活、待人接物、思想言行、各种感想等，常常暴露别人难以知晓的内心活动及种种所为。因此，重要人物的日记是研究历史及作者思想、政治活动的重要史料。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日记的记载也不都是真实的。特别是某些政治家，考虑到自己的日记日后可能会公布，故在日记中不完全暴露真实思想。还有的日记，是请下属人员或亲友代笔。因此，日记这类史料也需要利用其他可信的记载加以印证。
近代史上，政治家和著名文人的日记出版甚多。五四以后，多有文人日记出版，如《胡适留学日记》、《徐志摩日记》等。政治家的日记出版甚少。1949 年后，重视了日记的出版工作，但进展仍较缓慢。比较重要的有《鲁迅日记》、《谢觉哉日记》、《林伯渠日记》、《恽代英日记》、《王恩茂日记》、《陈赓日记》、《冯玉祥日记》、《陈伯钧日记》、《吴虞日记》、《宋教仁日记》等。蒋介石和陈布雷的日记，分别收藏在大陆和台湾的档案馆，人们期望出版，以供研究参考。前几年，台湾出版了《王世杰日记》和《徐永昌日记》，对研究政治、外交、军事，甚有价值。
政治家和其他著名人物的往来书信，也是研究历史的重要史料。这些书信往往涉及到某些重大的政治活动或其他重要问题，其中记载着双方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态度。故近代史上，十分重视著名人物书信的编辑出版，且有不少书信收入全集、文集之中。
辛亥以后，重要政治人物的书信，单独刊行者甚少。孙中山、蒋介石、陈独秀等，与其他人士的来往函件，亦多编入他们的全集、文集或文存之中。近二十年来，较注意书信的编辑出版，但所见仍不多。重要者如《毛泽东书信选集》、《周恩来书信选集》、《陈独秀书信集》、《胡适来往书信选》、《鲁迅书信集》、《新民学会会员通讯集》等。
自传与年谱自传也称自述，即由自己撰述一生或某一历史时期的经历和活动。这种材料，一般较翔实可靠，是研究历史人物的基本史料。现代史上，有一些自传史料，但为数不多。如陈独秀的《实庵自传》、胡适的《四十自述》、李大钊的《狱中自述》、《胡汉民自传》、《蔡元培自述》、《蔡廷锴自传》等。也有一些口述自传，是由本人自述，别人记录整理而成。如《胡适口述自传》，是由胡适自述，唐德刚记录整理。
年谱是较为发达的人物传记体裁。它是按照时间顺序记载谱主的生平事迹。它不仅记载谱主的生平，而且涉及谱主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和国内外大事。它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谱主一生，是研究历史人物的基本史料。年谱，出现于我国古代，民国建立后也有不少年谱出版。近二十年来，年谱出版更多。如《梁启超年谱长编》、《孙中山年谱长编》、《黄兴年谱长编》、《章太炎年谱长编》、《瞿秋白年谱新编》、《梁漱溟先生年谱》、《蒋介石年谱初稿》、《毛泽东年谱》、《朱德年谱》、《刘少奇年谱》、《周恩来年谱》、《任弼时年谱》、《董必武年谱》、《宋庆龄年谱》、《贺龙年谱》、《鲁迅年谱》、《郭沫若年谱》、《陈独秀年谱》、《钱玄同年谱》、《沈钧儒年谱》、《黄炎培年谱》、《陶行知年谱》、《郑振铎年谱》、《蔡元培年谱》、《王明年谱》等。
台湾也出版了一批年谱，如《国父年谱》、《吴佩孚年谱》、《于右任先生年谱》、《胡汉民先生年谱》、《谭祖安先生年谱》、《吴稚晖先生年谱》、《胡上将宗南年谱》、《陈副总统诚年谱》、《刘湘先生年谱》、《傅孟真先生年谱》、《朱绍良年谱》、《朱家骅年谱》、《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等。
除上述人物史料外，家谱、族谱、墓志铭等，也是研究历史人物的重要史料。1995 年2 月，团结出版社出版了卞孝萱等编著的《民国人物碑传集》，它是继《辛亥人物碑传集》之后出版的又一本有史料价值的碑传记。它共计选录260 余件碑传，以碑、铭、表诔、行状、行述为主，内容包括传略、自述、墓志铭、行状、述略、别传等，可用作有关人物研究的参考。
第七节方志和外文史料以上各节分别介绍和评述了各类重要史料，它是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基础。但是，史料是多方面的，除上述基本史料外，方志史料和外文史料，也是不可忽视的，它们对深入研究中国现代史亦有重要价值。
我国自古以来，十分重视编纂地方志，直到民国时期，也未间断修志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更加重视编史修志。八十年代，各省、市、县都建立了修志机构，新编地方志的工作在全国各地蓬勃展开。
地方志以地区为范围，收录该地区各方面的资料，它不仅包括该地区社会现象和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阐述历史发展沿革，也详细记载该地区的自然面貌、物产资源、风土人情、社会习俗等，它是一个地区大量人文现象、自然科学和经济资料的总汇。其中包含着大量第一手历史资料，它是研究一个地区甚至涉及全国重大历史问题的重要史料来源。
我国各地图书馆收藏着大量方志资料。据统计，约有8343 种，119687卷。各省、市、县修志机构新编的省、市、县地方志及各种专志，亦在陆续出版中。史学研究者应充分开发和利用这些宝贵的史料。
近代以来，因战争和各种原因使我国大量的历史资料流落国外。在我国与各国的交往中，也形成许多涉及双边关系的新史料。因此，在许多国家的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和科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中，都或多或少的保存着中国的历史资料。不少史料在国外已经公布或出版。如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东洋文库等机构中，都保存着许多与中国有关的史料。它们出版的《大日本外交文书》、《日本外交文书》和《战史丛书》等，大量地涉及中国。日本一些军政要人所写的日记、回忆录，战后陆续出版，不少涉及战争年代的中日关系。美国的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和哥伦比亚大学，都收藏许多有关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原始文献和口述史料。近几十年来，美国国务院和英国政府，都陆续公布和出版了一批对外关系文书、外交政策文书，其中不少涉及英、美与远东各国，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和密切，学术事业突飞猛进，学术水平亦日益提高。我国史学研究必须十分重视使用国外的资料，将史学研究推向更高的水平。
第二章研究概况第一节学科发展概述本卷叙述的是1919 至1949 年的中国历史。这段历史，几十年来习惯上称作“中国现代史”。为了叙述方便，这里沿用这一称谓。
中国现代史学科的建立中国现代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史学分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才建立的。其起步，是从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开始的。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里，相继出版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乔木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胡华著）、《新中国是怎样诞生的》（廖盖隆著）、《现代中国革命史话》（叶蠖生著）等一批中共党史和革命史著作，迈开了中国现代史研究的最初步伐。五十年代中后期和六十年代初，又相继有《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何干之主编）、《中国现代革命史》（何干之编著）、《中国革命史讲义》（胡华编著）、《中国共产党简要历史》（缪楚黄编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编》（王实等编著）、《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讨论稿、北京市高等学校党史讲义编写协作小组编著）等较有影响的革命史、党史著作出版。
随着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的进展，编纂和研究中国现代通史的任务被提了出来。1954 年9 月，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各高等院校在有关系科开设中国现代史。1956 年9 月，教育部又颁布了《中国现代史教学大纲》，并于同年年底开始组织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的教师着手编写中国现代史的教材。教育部的这些举措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开展。在此后的十年中，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其成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出版了由李新、彭明、孙思白、蔡尚思、陈旭麓（起初还有王真）
主编，各地十所高校派人参加编写的四卷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这是第一部关于现代中国的通史。（2）在高校中成立了中国现代史资料委员会，搜集、整理、出版了一大批中国现代史研究资料。全国政协在周恩来的倡议下，也成立了文史资料委员会，开始整理出版《文史资料选辑》。据粗略统计，1966 年前，出版有关现代史的资料50 余种，《文史资料选辑》55 辑。（3）开始进行专题性的研究讨论。这突出地表现在关于五四运动的研究上。以1959 年纪念五四运动40 周年为契机，相继出版了20余种专著，发表了50 余篇论文。就五四运动的性质、领导权等问题，还引发了中国现代史领域里的第一场学术争论。不过，从五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前，由于资料缺乏，总的来说，中国现代史研究水平不高，无论从研究的范围，还是从研究内容来看，都囿于革命史或中共党史的框架之内。
“文革”后中国现代史研究的成就“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以八十年代初为启端，中国现代史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1。中国现代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突破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框架，形成自身的体系和结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近代史学界提出建立科学的中国现代史体系问题，并由此引发了一场热烈的学术争论。在争论中，不少人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即中国现代史“是中国通史的1919 至1949 年部分”，它叙述的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内的全国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和文化思想等各个方面的发展情况；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