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中国通史第十二卷-近代后编(1919-1949)(上册)-第7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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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地皮大王”，1931　年死时的财产竟达400　万英镑（相当1。3　亿枚银元）。“租借地”。甲午战争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强租中国的港湾。在被租借地区，列强不仅享有土地使用权，甚至有领土权，不付任何代价，这无异于领土主权的“割让”。德国强租胶州湾后设立胶州保护领地，把“胶州”纳入德国的殖民地之列。英国把强租的九龙半岛称为“新界”，与被其割占的香港同置于香港总督殖民统治之下。沙俄强租旅大后，设“关东省”，视同俄国领土。列强并以租借地作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军事据点，在其势力范围内操有筑路、开矿、办厂等特权，大量侵夺中国国土民田。仅沙俄修筑东清铁路即侵占土地16　万多垧。
　　教会侵夺民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开始享有“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①的特权。
　　义和团反帝斗争失败后，“外国教堂，依条约应特别认为法人，得享有土地所有权”②。在直隶（今河北），法国天主教献县张家庄总堂，从1856年建堂到1949　年，共侵占农田5975　亩，民房3330　间③。在四川西部，天主教会占有土地30　万亩。绥远省265　所天主堂竟占有土地500　万亩。此番情况遍及全国。教会对占有的大量土地，同样采取分割小块出租的方式经营，致力于保持资本主义前期的剥削方式。它与中国传统的地主土地所有不同，在于农民不入教不许租佃，玩弄一套“天主”、“上帝”赐给的把戏，并享有收租谷而不缴纳赋税的特权，此亦是殖民主义土地所有的一种特征。
　　殖民主义的土地所有，最为突出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国土民田的抢夺。日本占领台湾后，曾以“山林原野调查”之名，出动军队1。2　万人，由日本台湾总督任总指挥，任意掠占土地。到1914　年，划为官有的土地达752091①　《中法北京条约》，1860　年10　月。
　　②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　辑，第40　页。
　　③　《天主堂在献县等处的田产》，载《近代史资料》1982　年第1　期。
　　甲（1　甲相当于0。9691　公顷，约14。55　市亩），而认定为私有地的山林只有31179　甲。随后将官有地廉价抛售给日本垄断资本集团，其收入在台湾总督府经常岁入中所占的比重，1910　年为53％，1916　年为70％　，1927　年达78％。④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东北，迫不及待地加紧移民，侵占中国农田。
　　到1936　年，日本政府更加狂妄地提出“百万户移住计划”，目标为侵夺土地1000　万町步（约1。5　亿市亩）。日本侵略者除强行低价收买（一般不到市价的三分之一）外，往往以“危险地”和“维持治安”的名义，驱赶中国农民离开家园。如1939　年5　月强迫黑河上游上马厂等7　个屯207　户居民迁离，占地2450　垧。6　月又占去老青屯等4　个屯的土地7500　垧。①根据日本政府炮制的“开拓三法”（即《开拓团法》、《开拓农业协同组合法》、《开拓农场法》），将日本集团移民称为“开拓民”，他们的农业用地、房舍等为“世袭家产制”，不允典卖和转移给中国人，使开拓团永远成为在东北农村殖民统治的据点。
　　日本移民占有大量耕地，一般出租二分之一左右，多者在90％以上。如吉林省舒兰县四家房的大日向开拓团，每户平均20　町步（约300　市亩）土地，其中19　町步（占95％）出租。地租占收获量的60％，远远超过当地以往的地租率。②少数民族的土地关系中国是由56　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的国家。由于历史上多次的民族大迁徙，屯田、移民以及朝代的更迭等原因，各民族的分布形成了有杂居、散居和聚居的不同状况。而远离汉族聚居区的少数民族，社会发展阶段则比较落后，有的地区还保持封建领主制度、奴隶制度，甚至原始公社制度等等。其土地制度、土地关系有显明的特点。
　　1。藏族封建领主土地关系。
　　藏族的封建领主土地关系由来已久。民国时期土地属于官府、贵族、寺院三大领主，包括山水草木以及非耕地在内，一切土地都属于三大领主所有。
　　农奴一般称为“差巴”（藏语意为支差的人），从领主那里领得一块“份地”，要向领主与官府承担苛重的无偿差役。以拉萨区两个领主庄园内差劳役为例：①　见《爱辉县志》，北方文物社1986　年版，第28　页。
　　②　［日本］依田憙家：《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第257—258　页。
　　庄园名称领主系统每户份地（克）①　常年差（天）　临时差（天）
　　邓豁卡寺庙14　360　160黑丁豁卡贵族12　360　295①克是藏族的一种量器，一克地，就是指播种1　克种子（约25　市斤）的地，其面积相当于1　市亩。
　　差巴一般有家室，占有少量耕畜和农具，但人身依附于领主，世代被束缚在领主土地上，如果逃跑被抓回来，往往被打入九死一生的水牢里，份地被抽回，财产被没收。失去份地的差巴，下降为“堆穷”或“朗生”。
　　“堆穷”（藏语意为“小户”），取得少量的耕食地，或者由主人供给粗劣的食料，终日从事繁重的劳动，不得温饱。毫无政治权利，社会地位很低。
　　“朗生”一译为“囊生”（藏语意为家内奴隶），是最低下的等级，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可以被买卖、赠送、陪嫁和任意处罚，甚至没有自己的家室，不准婚配，私生子长大仍是家奴。
　　2。傣族封建领主土地关系。
　　傣族居住在云南德宏、西双版纳等地，公元十四世纪由奴隶制进入封建领主制时代，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中叶。
　　傣族领主土地关系集中体现为“澜召领召”一语，直译为“水和土地都是‘召’的”，“召”即傣族的领主。最高首脑的“召”称“召片领”，意为“广大土地之主”，即元明以来的大土司。“召片领”分封亲近人员做各地的领主，称为“召勐”（勐，意为地方），“一勐之主”即小土司，封地可以世袭。到二十世纪时有30　余“召勐”作为一级行政区划单位，分别控制辖境内的军政财经实权，对召片领承担各种军事政治义务。召勐又把辖区内的土地连同农奴，分封给自己的属官，作为俸禄，俸田多少和官职大小是相称的，对其所属的农奴及辖区内各族人民进行统治和剥削。
　　农奴有不同等级，较高级的称为“傣勐”（意为“土著”），占农户总数的55％，沿袭古老的农村公社组织形式，聚居成寨，领种较多的耕地和私有较多的耕畜。较低级的称为“滚很召”（意为“官家的人”），占农户总数的39％，主要是被释放的家奴，领种土地较少。农奴领得“份地”后，要提供与之相应的劳役与贡赋，用自己的耕牛和农具无偿代耕各级领主的“公田”，承担修水渠、修路、修桥与各种强制性的劳役。农奴为自己“份地”（称为“私田”）的劳动与为领主“公田”的劳动，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是严格分开的，实质上是劳役地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农奴的消极反抗，领主不得不改变剥削方式，将“公田”交农奴包种包收包产，甚至有将“公田”划为“份地”，一并分配给农奴耕种，只收实物地租。公田和私田的界限逐渐消失的景象，类似春秋战国之际井田制的崩溃。
　　3。凉山彝族奴隶制土地关系。
　　民国时期分布在四川大小凉山的彝族奴隶制社会，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等级制度十分森严。黑彝自视为血统“高贵”、“纯洁”的贵族等级，称为“诺合”，绝大多数为奴隶主，是彝族的统治者，占总人口的7％，占有70％以上的土地。白彝是被统治者，统称为“节伙”，有“曲诺”、“阿加”、“呷西”之分。
　　“阿加”，彝语“阿图阿加”的简称，意为“主子寨旁的奴”，主要是单身奴隶呷西经主子婚配成家，分居繁衍起来的，约占总人口的33％　。他们被限定住在主子宅旁，常年为主子从事繁重的田间劳动和家务劳动，通常靠主子给一小块“耕食地”，勉强维持家庭生活。阿加没有人身自由，仍属于某主子，无自己的婚权和子女的亲权。
　　“呷西”，彝语“呷西呷洛”的简称，意为“主子锅灶旁边的手足”，主要是被俘虏或买卖来的，也有从“阿加”子女中抽来的，约占总人口的10％。呷西基本上是单身奴隶，几乎一无所有，毫无人身自由，住在主子家里，整年干最累最脏的活，如牲畜一般被任意抵押、买卖和虐杀。
　　“曲诺”，彝语中的“曲”是白色之意，即称白彝，主要是由历来的阿加赎身后繁衍而来的，约占总人口的50％，是被统治者中的最高等级。曲诺的人身仍隶属于黑彝奴隶主，不能随意迁出主子家支所控制的地区，每年要为主子服一定天数的无偿劳役和受其他剥削。曲诺一般占有一定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极个别有上升为曲诺奴隶主，也有不少下降为阿加和呷西。彝族奴隶主是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的占有者，也是奴隶的占有者。
　　奴隶主一般将其土地划分为两部分：即“自营地”（也叫“节伙耕作地”）和“耕食地”。“节伙耕作地”即奴隶主利用阿加、呷西和曲诺的劳役直接经营的那一部分土地，约占其总土地数的70％以上，是其剥削收入的主要部分。“耕食地”是供给阿加维持生活用的。有的奴隶主将其荒地山林出租招佃，一般是曲诺承租，待开发改良土质后又借故夺回。有的则因远处的田地不宜自营而出租。这些租佃方式并不是作为奴隶制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它只是奴隶主进行剥削的一种补充手段而已。但在凉山边缘地区，因受汉族封建租佃关系的影响，奴隶的怠工、破坏农具或逃亡，奴隶主难以控制，而不得不出租耕地。这反映了凉山彝族的土地关系所发生的缓慢变化。
　　4。独龙、怒族、布朗族等村社土地共有关系。
　　独龙族分布在云南独龙江流域，还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阶段，以采集、渔猎补充生活之不足，与落后的生产力相适应，耕地极大部分未固定，有轮歇的“火山地”，半固定的“水冬瓜树地”（指村寨附近较好的耕地），及房宅周围的“园地”（属个体家庭所有）。
　　“克恩”是独龙族原始共同体的基本形态，“克恩”成员使用自己的农具共同耕种“火山地”、“水冬瓜树地”，种籽也由各户平均摊出，收获物平均分配。每个“克恩”还有公共的猎场、鱼口、采集场等使用。“园地”一般是私有伙耕（即一家有地，几家合种）或私有私耕。个体私有的萌芽，表明原始家族公社在逐渐解体中。
　　怒族分布在云南怒江流域，土地关系与独龙族大同小异，存在着氏族原始公有、家族伙有共耕与个体私有三种形态。伙有共耕是土地公有向私有转化的一种过渡形态，其特点是共同占有、共同耕种、平均分配。受汉族、白族的土地私有制影响，怒族也开始出现家族伙有土地的转让与买卖，使伙有土地逐渐被个体私有土地所取代。
　　布朗族分布在云南西双版纳、双江等地山区，还保留着原始公社的残余形态，由若干“考公”（家族组织）与个体家庭构成的农村公社的领地，有着严格的完整性与不可侵犯性，未经许可，不准本族以外的人使用土地和土地上的附属物。族内存在三种土地所有关系：一是农村公社公有地，村社成员可自由垦耕；二是“考公”地，家族成员集体所有，集体耕作，产品按户平均分配；三是个体家庭私有地，包括宅地、园地，不占主导地位。
　　还有拉祜族、佤族等少数民族都是处于类似的社会发展阶段，以土地公有为基础，正在经历着由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缓慢地向土地私有私耕过渡。综上所述，民国时期中国存在着复杂的各种形态的土地所有，但主要形态是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这种所有关系，严重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强加于中国的殖民主义的土地所有，更是置中华民族于死地。不铲除此类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土地关系，就不可能更新生产方式。
　　第二节私有土地的继承与转移私人地产的继承我国自古以来，民间对于私人地产的继承就十分重视。清朝的《大清律例》对地产的继承有十分具体而繁琐的条文，并相沿至民国时期。在中国，不允许一个人用遗嘱的方式把地产转给他自己儿子以外的任何人，不论儿子怎样堕落或挥霍、疯癫或低能也不例外。地产继承的普遍习惯是多子均分法，即“分析家财田产，不问妻妾婢生，且以子数均分”。民国以来，少许开明家庭的女儿也能分得一些地产。如果父母都去世了，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