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中国通史第十二卷-近代后编(1919-1949)(上册)-第6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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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瘢纾�1912 年开办了收寄商务传单、保险信函业务；1913 年开办了代售印花税票业务；1914年创设了火车行动邮局；1918 年开办兑换国际回信邮票券业务；1919 年开办邮政储金和邮转电报业务；1920 年开办国际保险信函和箱匣业务；1921年开办航空邮务；1922 年开办邮政认知证；1927 年在沈阳、北京间开办摄影电报业务；1934 年开办代订刊物、代购书籍、平快邮件等业务；1935 年开办简易人寿保险和小包邮件业务等等。中华邮政开办上述业务，不但增加① 参见姜长英：《中国航空史》，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196 页。了邮政的收入，而且对扩大国内外经济、文化的交流，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①中华邮政的邮路分为邮差线、航船线、铁路线、汽车线及航空线等。邮运工具除利用其他部门的交通工具外，还自备了兽车、手车、冰车以及现代的自行车、汽车、摩托车、轮船等设施。
中华邮政在管理上有统一的规章制度，责任明确、网点设置比较合理，并有经常的监察制度，财务管理有严格的稽核，因此在杜绝营私舞弊方面卓有成效。
在中华邮政内部，洋人垄断一切重要职位，洋人工资比国人要高出十数倍以至数十倍。邮政员工的升、降、奖、罚均由洋人裁决。并设立了严密的考核和密报制度。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接管了沦陷区的邮政，使中华邮政不得不频繁地调整邮路，此后，由于物价上涨，邮政运输成本不断增加，造成入不敷出，从1940 年6 月起，中华邮政就无月不亏，仅1941 到1944 年亏损即近10 亿元。中华邮政从此就由盈余而陷入了亏损的局面。
与此相反，邮政储金业务在抗战期间却有了畸形发展。主要原因在于国民政府看中了邮局机构遍及各地，且极有信誉，可以为其广泛吸收游资的特点，责成邮政总局下属的邮政系统各级邮局一直到代办所都开办储汇业务。举凡节约储蓄、国内外汇兑、简易人寿保险，公私调拨款项、代收货价、代收印花税票、代换破钞、代收所得税、代理国库等等，都交给储汇局负责办。至1945 年8 月，由储汇局吸收的资金总额已达法币160 亿元，超过战前250倍。
抗战结束，由于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致使物价暴涨、金融失控、财政经济面临崩溃的境地，使邮政经营处于极度混乱之中，如1949 年6 月从重庆寄发一封平信，贴有金元券邮票2160 万元，还欠资100 万元。到国民政府垮台时，邮资已不可能有统一标准。这种混乱的局面，使邮政经营无以为继。
（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中国电政北洋军阀统治的年代，由于各地军阀的封建割据，各自为政，加上连年混战，破坏了电信的统一，致使电政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状态，只能惨淡经营而每况愈下。当年北洋政府的交通总长叶恭绰在一份报告中就曾提到：“各省掌兵长官每误解交通事业为完全军用，置诸自己管辖之下。。。军营商运、军办通信，以致士农怨嗟，商贾裹足，营业大受损失。。。甚至订购兵舰、飞机、军需用品亦勒令路电两局预出期票抵偿，或以军事长官名义，指定交通某项收入为抵押品，借贷于商家。”①由此可见电政经营已极不正常。① 《中国近代邮电史》，人民邮电出版社1984 年版，第101 页。
① 交通部：《交通行政权统一案》，1925。2，《遐庵汇稿》上，第137 页。各地军阀对电信的利用与摧残主要表现在：一是截留报费收入，据统计在北洋军阀时期累计截留2000 万元以上。二是战争对电信线路和设备造成严重破坏。三是官、军电报充斥电路，报文常达千数百字，甚至非紧要之私事亦以军电代邮，滥发一等电报，使寻常与加急的商报在缴纳数倍于官、军电报之代价下，仍被延搁。大量用户改由洋人开办的水线公司转递电报，严重影响电政的收入。
1922 年9 月，北洋政府下令大幅度提高电报资费，企图把官、军拖欠的报费负担转嫁于商民头上，激起了各地民众、团体的强烈抗议，在商界、出版界、新闻界的联合抗议下，北洋政府被迫恢复电报原价。
由于连年战事，有线电常被阻断，北洋政府的交通部、海军部、陆军部各自抢着与外国订立修建无线电台的借款合同。1912 年，交通部向德国定购火花式长波无线电台5 部，分别于1913 年在张家口，1914 年在吴淞、广州、武昌，1915 年在福州等地装设开通无线电报。1918 年，陆军部与英商马可尼无线电公司订立军用无线电借款合同60 万英镑，这笔借款只有半数用于购买无线电机，半数挪作军用。同年，交通部也向该公司借款17 万英镑，安装兰州、乌鲁木齐、喀什噶尔三处的长波无线电台。海军部也不甘落后，与日本三井洋行订立了北京东郊双桥无线电台的借款合同。①北洋军阀统治期间，中国的电政虽有所发展，但债台高筑，濒于破产。
（三）南京政府对电信的发展和管理南京政府成立之后，国民党为了巩固其统治，比较重视电信的建设，整修了大部分电报旧线路，新架电报线路5000 余公里，使全国电报局及营业处达到约1500 所。②在电话通信方面，首先抓紧了江浙地区的长途电话建设，先后修通了沪宁线、沪杭线。1931 年开始运用报话双用技术，利用已有电报线路兼作通话，使长途电话加快了发展。③除交通部办理长途电话外，也委托各省政府开办长话。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河北、湖南等省先后开办省内长途电话业务，其中，浙江省办的长话不仅沟通了省内各县，还能越出省界与上海通话。广东省在广州香港间，敷设地下电缆，内有30 余对线路，使用了可以延长通信距离的负载线圈，全线长达160 余公里，传音清晰，为当时我国唯一使用地下电缆的长途电话系统。到1934 年6 月以前，天津、南京、上海、青岛、广州、杭州、汕头、武汉等城市的市内电话设备也由早期的磁石式、共电式人工交换机逐步改为步进式和旋转式自动电话，全国电政也逐渐走向统一。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挪用英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中的导淮经费，用于建设苏、浙、皖、赣、鄂、湘、豫、鲁、冀九省的长途电话，计划共3000 余① 《中国近代邮电史》，第117 页。
② 《中国邮电百科全书》综合卷，人民邮电出版社1995 年版，第708 页。③ 《中国近代邮电史》，第185 页。
公里。1934 年10 月，红军开始长征，蒋介石为了围追堵截红军，临时又增建成都至巴县、成都至峨嵋、巴县至贵阳等长途线路。到1936 年6 月，全国长途电话线路已达47000 余杆公里，通话设备也有所扩充。业务方面也有一定改进，如长途业务分普通、加急、传呼及预先等4 种。通话计费时间单位分3 分钟、5 分钟两种，收费标准按距离计算。并逐步把省办长话纳入统一的长话网之中。
长途电话在适应军政需要和加强指挥调度方面的显著作用，引起南京政府的重视，因而在短期内有了迅速发展。
1936 年浙江省电话局在杭州、温州间首先安装德式单路载波电话机以便在原有线路上增开电话，随后交通部也筹备引进英美通用的载波电话机。1937 年后，在重要长途线路上采用载波交叉技术，以提高通话质量并增加载波电路数，相应采用单路载波和三路载波等提高话线利用率、增加通话容量的新技术。①真空电子管的发明促进了无线电的发展，1919 年北京设立远程收报处，利用新型真空管的无线电收信机抄收欧洲的新闻广播。五四运动中，当北京无线电台的收报员收听到巴黎电台关于1919 年6 月28 日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消息后，立即通知正在新华门总统府前静坐的学生，极大地鼓舞了学生们继续斗争的热情。①为对抗日本对东北的干预和侵犯，东北地区采取了加快发展无线电通信的措施。1923 年在张学良的支持下，一批留学生和无线电工程技术人员来到东北，开始在沈阳筹建大型短波无线电国际电台。1927 年6 月，沈阳国际电台竣工，先后安装了德式10 千瓦和20 千瓦电子管短波发报机和美式20 千瓦短波发报机各一部，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无线电台。沈阳国际电台的建成，使原来由外国人承办的三个水线公司的国际电报业务，有50％转到沈阳台。此后，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汉口、福州、厦门、青岛、济南、宜昌、宁波、安庆、杭州、吴淞、芜湖、蚌埠、屯溪、汕头、广州等地先后建立27 个短波电台，无线电通信得到很大发展，进一步打破外商对我国国际通信的垄断。1930 年在上海建成规模更大的国际无线电台，采用了一系列新技术，安装了15 千瓦、20 千瓦的大型电子管短波发射机多部，并在我国第一次采用新的遥控制度，即将中央控制室设于市内，而发报台收报台则分设郊区两地。电台天线采用定向集射天线，发报用凿孔快机，收报用波纹快机，先后开通了马尼拉、爪哇、香港、旧金山、柏林、巴黎、日内瓦、莫斯科、伦敦、东京、罗马等直达无线电报电路，通报质量良好。在爱国民众的支持下，国际电台的业务收入大幅度增加，外国水线公司和电台的业务一落千丈，彻底打破了大北、大东、太平洋三个水线公司对我国国际电报的垄断，也迫使在我国擅自设立的外国电台作出“不再收① 《中国近代邮电史》，第186 页。
① 《中国近代邮电史》，第136 页。
发商电”的承诺。①（四）抗日战争期间的电信早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前，日本帝国主义早就利用所谓“满洲国”的名义在1933 年9 月成立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简称“满洲电电”），垄断了东北地区的电信，作为侵华战争的重要工具。七七事变后日本对华北、华中的电信事业进行武力劫夺， 1938 年8 月，设立华北电信电话株式会社（简称“华北电电”），同样由日本政府和其军部所控制，并为支持侵华军事的需要，相应建设了一些地下电缆和自动电话。随着侵略战争的不断深入，又成立了华中电气通信株式会社（简称“华中电通”），其高中级人员均为日本人，连电信资费也以日本军用票为单位，完全为军事侵略而服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又接收了美商在上海的电话公司等企业，从而使所有沦陷区的电信均成为日本侵华的工具。抗日战争使我国电信事业蒙受极大损失，据国民党政府交通部统计，战前全国共有电报线路95000 余公里，抗战中被破坏和被日军占用达45000 公里；战前共有长途电话线路53000 余公里，战后被毁及沦陷被占用达23000 余公里。②至于电信设备和器材被毁或被占用更是不计其数。
为解决大后方国际通信和军事通信的紧迫需要，国民政府以成都为中心，分别建立了直通伦敦、柏林、日内瓦、莫斯科、旧金山、马尼拉、万隆、西贡以及香港等地的无线电路，通过昆明建立了直达仰光、河内和香港的无线电路。交通部还向美英两国借款，在重庆开凿山洞建设国际电台，于1944年开始与国外通报。在技术方面，除了引进三路载波外，从1943 年开始创办中心制长途电话网，以重庆、衡阳、西安为中心，设立直达线路，经过增设和调整载波机线，形成辐射式通信电路，使大后方通信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电政经济仍是连年亏损，除由政府贴补一部分外，只有不断提高电报价格，并向储汇局透支，或举借外债，勉强度日。
（五）抗战胜利后的电信1945 年8 月，国民党政府的接收人员在接收通信业时，你抢我夺，一片混乱。例如安徽、山西、上海、苏州的地方当局与交通部之间，为市内电话的所有权争吵不休，上海顾家宅电台竟被市政府公用局与交通部两家瓜分。再如上海的市内电话在美国压力下，经蒋介石亲自批示交还原主，但实际上不仅交还了原美商的上海电话公司产业，还一并把原属交通部产权的南市、闸北电话设施也一并交给了美方。①紧接着，国民党又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致使生产凋敝，物价飞涨。以电报资费为例， 1945 年日本投降后，电报每字资费为法币20 元，1948 年7① 《中国邮电百科全书》综合卷，第709 页。
② 《中国近代邮电史》，第199 页。
① 《中国近代邮电史》，第206 页。
月21 日增为每字法币4 万元。在这样的形势之下，电信业的发展难以为继。到1949 年底，由新中国接管的电信局有600 余处，长途电信线路145000 余对公里，市内电话交换机总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