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中国通史第十二卷-近代后编(1919-1949)(上册)-第5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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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代，西南、西北以及国民政府管辖的福建、浙江等地区，相继开工建成40 余座小型水电站，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941 年建成的福建永安水电站（2×132 千瓦）；1942 年建成的云南天生桥水电站（2×150 千瓦）；1943 年建成的贵州桐梓水电站（2×288 千瓦）；1945 年建成的云南南桥水电站（2×289 千瓦）；1948 年建成的四川仙女洞水电站（1×160 千瓦和1×360 千瓦）以及康定水电站（1×500 千瓦）等。总容量约4000 千瓦。四十年代，在解放区晋察冀和冀鲁豫边区兴建了4 座水电站：1942 年2月，建成装机容量为10 千瓦的河北涉县赤岸水电站；1944 年7 月，在河北涉县西达村建成西达水电站，装机容量28 千瓦；1945 年3 月，在山西辽县（1942 年已改名左权县）建成茅岭底水电站，装机容量10 千瓦；1948 年1月河北平山县沕沕水电站建成，由朱德总司令剪彩，亲自开闸发电。这座水电站安装1 台155 千瓦水轮发电机组，水轮机是自行设计的卧式单喷嘴冲击式，由中国人民解放军33 兵工厂制造，发电机是战利品。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地区以后，1937 年同时动工兴建中朝界河鸭绿江上的水丰水电站，牡丹江上游的镜泊湖水电站和第二松花江上的丰满水电站。这3 座电站分别于1941、1942 和1943 年开始发电。3 座水电站投入运行的总容量63。4万千瓦，使当时的东北水电装机容量比重达到35。4％，水电年发电量比重达到59％。
日本侵占海南岛后，于1943 年建成东方水电站，安装了1 台5000 千瓦机组。1948 年8 月洪水入侵厂房，机电设备被淹损坏，停止发电。
日本侵占台湾期间，1905 年建成第一座龟山水电站，直到1934 年，第二座水电站——日月潭一级水电站建成发电，装机容量10 万千瓦；1937 年日月潭二级水电站投入运行，装机容量4。35 万千瓦。四十年代还陆续建成小型水电站26 座。台湾在1945 年前，水电装机容量曾达38 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88％。1945 年我国收复台湾后，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接收台湾电业，成立电力公司，对战争空袭和台风破坏的水电站进行修复。1948 年水电容量恢复到22。1 万千瓦，占台湾总发电容量的80％。
3。输电线路。
中国的输电线路，最早出现在上海。1897 年，上海建成供路灯用的5 条输电线路，1900 年全长已达18 公里，输电电压最高2500 伏（每条线路实际电压视串接电弧灯盏数有所不同），用铅包橡胶绝缘电缆架空敷设。1912 年，云南省石龙坝水电站到昆明市万钟街水塘子变电所的23 千伏输电线路，是中国第一条远距离输电线路，全长34 公里。随着电力工业的发展，陆续出现各种不同电压的首条输电线路。1921 年，石景山电厂至北京城区33 千伏线路建成，长20 公里。1933 年，辽宁抚顺电厂至杨柏堡，杨柏堡至石油一厂的44 千伏线路同时建成，长18。5 公里。1934 年，吉林延边至老头沟的66千伏线路建成，长34 公里。1935 年，抚顺电厂至鞍山的154 千伏线路建成，长79。9 公里。1941 年，天津至塘沽的77 千伏线路建成，长45 公里。1943年，镜泊湖水电站至延边（192 公里），水丰水电站至鞍山（205 公里）的110 千伏线路建成。同年，水丰水电站至辽宁丹东（73 公里），丹东至大连（274 公里）的220 千伏线路建成。1945 年日本投降时，东北地区110 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有2500 余公里；33—66 千伏输电线路有3800 余公里。
1949 年，全国35 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共有6475 公里。
4。电力网。
中国虽然是世界上最早创建发电厂的国家之一，但在漫长的68 年（1882—1949）时间里，电力网的形成和发展非常缓慢，只有在工业较发达的上海形成一个城市电网，在日本侵占的华北地区出现京津唐电网和东北地区电网。
上海市自从1882 年创建发电厂初期，以100 伏直流电供电弧灯照明用电，随后以100 伏交流电供白炽灯照明用电。到1903 年，供电电压从100伏上升到200 伏、220 伏（交流），通向市中心的5 条输电线相继投入运行，最高电压2500 伏。1904 年向工厂动力供电，全市建有12 个配电站，线路大部分分布在现在的虹口区及黄浦区外滩一带，最远的延伸到静安寺路，形成中国最早的一个城市电网。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到1949 年，上海电网的最高电压为33 千伏，次为5。2—6。6—13。2—23 千伏。输电线路全长551公里，其中23—33 千伏线路130 余公里，全网共有公营和自备电厂8 座，发电设备容量19。85 万千瓦。
京津唐电网形成于日本侵占华北地区时期的四十年代初。1941 年12 月，天津到塘沽的77 千伏输电线路建成。1942 年2 月，天津第一发电厂到北京南苑变电所的77 千伏线路建成，天津向北京送电；接着石景山发电厂至南苑变电所两条77 千伏线路也建成投入运行。1944 年11 月，塘沽变电所到唐山线路改造升压为77 千伏运行。至此，京津唐电网形成。1949 年，全网共有公营和自备电厂16 座，发电设备容量25。9 万千瓦，其中石景山电厂、天津第一发电厂和唐山电厂装机容量分别为5。5 万、3 万和2。5 万千瓦。
东北电网是1949 年前唯一跨省的大区电网。它也是在日本侵占时期形成的。1935 年，抚顺火电厂至鞍山之间架设了154 千伏输电线。随后，水丰、丰满大型水电站和抚顺、阜新大型火电厂的陆续建成以及220 千伏高压输电线路的架设，电网迅速发展扩大，以水丰水电站为中心的南部电网和以丰满水电站为中心的中部电网，在抚顺火电厂互联，实现并列运行，形成中国跨省电网。日本投降前，电网装机容量达120 万千瓦。但由于进驻的苏军把相当多的发电设备拆运苏联，1949 年，东北电网的发电设备容量骤降到64。6万千瓦。
（二）电器工业的发展从1919 年到1949 年，民族资本电工企业主要集中在上海。日军入侵，有的电工厂内迁，恢复生产；胜利后返沪，重新开业。这些厂家克服重重困难和险阻，顽强奋斗，为战时提供电工产品作出贡献。国家资本电工企业，主要是1936 年筹建，1937 年以后才发展起来的资源委员会中央电工器材厂所属各厂，在抗战后方生产军用民用电工产品，占有较大比重。抗战胜利后大部分厂迁往沿海地区。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电工企业，先后在延安、东北和华东3 个地区建立为战争服务的电工厂，这些厂虽然设备陈旧简陋，但对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1。民族资本电工企业。
1916 年创建的上海华生电器厂进入三十年代后，在制造电机、变压器方面取得成果。三十年代初，该厂制成2 台75 千伏安三相同步发电机，与1925年创建的新中工程公司制造的柴油机配套，安装在南翔电厂发电。1936 年，为汉口恒顺机器厂制造1 台500 千伏安交流三相发电机，这是当时国产最大的发电机。不久，又制成2 台33/3。3 千伏电力变压器，安装在南翔镇变电所使用。1937 年，华生电器厂部分迁重庆，成为重庆最大的私营电器制造厂。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与原来未迁部分合并。1948 年后，受外国产品的倾销影响，营业日趋衰退。
另外，1919 年创办的上海华通电器机械厂，主要生产开关和变压器。1932年创办的上海华成电器制造厂主要生产蒸汽机和电动机。这两个厂在抗战时期都受到很大损失。抗战后，生产有所恢复。
1940 年，留美归国的胡汝鼎工程师等与金融界人士，集资在上海租界创建公用电机厂。1942 年开始制造20 马力以下电动机。1945 年曾销售大小电动机2000 台，并制成1949 年前国产容量最大的300 马力、4 极滑环防滴式电动机。
1946 年，工程师何其义集资在上海创建了大成电机厂，拥有一些精密仪器设备，生产全封闭布机电动机（500 瓦）、细纱机电动机（7500 瓦）等专用电工产品。同年，工程师孙鼎在上海组建新安电机厂，翌年以测绘仿制一台英国B。T。H。40 马力多速电动机而赢得信誉，该厂还在天津设立了分厂。2。国家资本电工企业。
1936 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筹设中央电工器材厂，总管理处下设4 个工厂，其中电工四厂生产电力机械，原选厂址在湖南湘潭，抗日战争开始后迁往桂林，兼并了迁往桂林的上海电机制造厂。1939 年，又分别在桂林、昆明建成两厂，规模基本相同，仅能生产100 千瓦以下的电机和3000 千伏安以下的变压器等产品。1941 年，昆明电工四厂将一台变频机改制成1940 千伏安（1550 千瓦）发电机，与民生机器厂生产的2 台1000 马力水轮机配套，安装在四川下硐（下清渊）水电站投入运行。这是新中国成立前的最大容量水电机组。1944 年，桂林电工四厂迁重庆。1945 年，昆明电工四厂与电工一厂（电线电缆厂）合并，改组成昆明电工厂；重庆电工四厂与二厂（生产电子管和白炽灯）合并为重庆电工厂。
抗战胜利后，中央电工器材厂接收了上海、天津、东北等地的敌伪工厂和其他地区国家资本的电工企业。1948 年，中央电工器材厂改组为公司，下属9 个电工厂，其中生产电机产品的有湘潭制造厂、上海制造厂、天津制造厂、沈阳制造厂。
3。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电工企业。
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电器工业，是从制造军事通讯器材开始的。1938年在延安建成通讯材料厂，1944 年试制成小型短波报话机，1946 年开始生产手摇发电机。1948 年，该厂在东北发展成东北军区军工部直属二厂。1949年5 月，直属二厂迁沈阳，并入1949 年3 月成立的东北电工局，统管东北地区电工企业，编成13 个电工厂，其中电工二厂即大连电机厂，生产小型电机；电工四厂，是后来筹建的哈尔滨电机厂，生产大型电机。1948 年，华东军区由胶东军区电器厂等3 个厂合并成立华东军区总厂，下设3 个分厂，其中二分厂修造手摇发电机。1949 年，总厂撤销，改为3 个厂：山东电机厂、山东电器修造厂和山东电池厂。
煤炭二十世纪以后，随着中国和世界煤炭市场的迅速扩大，中外资本大量投入中国煤矿业，中国煤炭工业发展相当迅速，先进的煤炭技术在各大煤矿普遍得到应用。但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煤炭技术发展的不平衡性和畸形性。
（一）煤业的发展与技术的更新近代中国自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国势日衰，采矿权逐渐被列强所攫取，外国资本以独资方式或中外合资名义，开采中国煤矿，中国大型煤矿差不多都控制在外资手中。所谓“中外合资”不过是当时外资为攫得开矿权的一种手段。自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外资煤矿的产量占全国煤炭产量一半以上，其比重是逐年增加的，1913 年外资煤矿产量为704 万吨，占全国煤炭产量1280 万吨的55％，1942 年（日帝侵华期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煤炭产量最高年份，外资煤矿产量高达5961 万吨，占全国煤炭产量6568 万吨的90％。外资为在中国开采更多的煤炭，获取更多的利润，煤炭生产的关键环节都尽量采用最新的机器设备，而对一些使用人畜力不致影响产量的生产环节则尽量不使用新的机器设备。所以，在某些外资开办的大型煤矿，生产技术的发展表现畸形，一方面某些生产环节采用当时最新的技术设备，另一方面有的生产环节又保留乃至扩大最古老的生产方式。例如，中英合资（实由英国人经营）的开滦煤矿，矿井提升机器是当时最新最好的，而矿井大巷运输一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都采用人力推车和骡子拉车。在西方，二十世纪初矿井巷道运输已普遍采用电机车，即便在中国，萍乡煤矿（民族资本经营）1907 年也已大量使用电机车运输。又如，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华北煤矿期间，一方面建设特大型矿井，采用最新最大的提升机提煤（1936 年日本经营的抚顺龙凤矿安装了一台5395 马力的电力提升机，日提煤能力5000 吨，其设备之先进，当时堪称世界之最），另一方面，采取普遍挖小斜井、小立井的方式，用人力绞车提煤，或用人力背煤。据统计，东北沦陷区小斜井就有252 个，华北沦陷区，仅淄川矿区就有小斜井、小立井20 余处。外资煤矿的这种技术反差，是由帝国主义的掠夺本性造成的。从总体上来看，中国近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