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中国通史第十二卷-近代后编(1919-1949)(上册)-第4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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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对蒋介石集团的斗争又分两方面：一是战争。这是主要斗争方式，依靠武力打倒蒋政权。这是打倒蒋介石的第一条战线。二是国统区的群众运② 蒋介石：《国民会议开会词》。
① 蒋介石：《现代国家的生命力》。
②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1940 年2 月20 日），《毛泽东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736 页。
① 蒋介石：《告全国军民同胞书》。
动。这是反对蒋介石的第二条战线。这样从前方和后方两方面向国民党的统治发动进攻。这种进攻很快取得胜利，1949 年推翻了南京政府，蒋介石集团的一部分残余势力退到台湾，中国大陆全部解放。这种用暴力推翻蒋介石统治的斗争，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种方式的斗争。这种斗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
中共同中间集团的矛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以中共为代表的革命集团同中间集团的斗争属于人民内部斗争。在抗战期间形成了一个新的具有中间集团特点的政党——中国民主同盟。这个党在开始成立时，领导人就宣布他们站在国共之间，力图调和国共两党的矛盾。他们努力争取在中国建立一个“实足道地的民主国家”。他们的基本口号是“调和国共”、“兼亲美苏”，主张用苏联的“经济民主”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主张“多阶级融合的民主”。总之，这个党要求在中国实现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他们的建国方针，他们在政协会议上竭力宣扬这个方针。但国民党很快撕毁了政协决议，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内战。中共不得不采取武装斗争同国民党对抗。但就在这时，一些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大力宣传中间路线，宣传只有他们的路线才能救中国。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以前，他们有人还幻想中国出现一个以黄河为界或“划江而治”的“南北朝”。这种幻想由于人民解放军的进攻和蒋军迅速溃败而破灭。在这期间，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其他民主党派也被迫转入地下。第三条路线破灭了，但是仍然有人怀着走第三条道路的幻想。
中国共产党对中间集团的政策，在改变了“左”倾错误以后，一直采取团结的态度，同他们的斗争是人民内部斗争。到解放战争中后期，采取政治思想批判的方式使他们放弃走第三条道路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美国发表“白皮书”以后，共产党在全国发起了一个批判民主个人主义的思想运动，同时团结他们同他们一起为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而奋斗。1948 年4月30 日中共中央发布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提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这个号召获得了广大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赞同和响应。中共动员他们到解放区共商建国大计。他们进入解放区后，受到了现实的教育。1949 年1 月，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民主人士联合发表《对时局意见》，公开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为筹建新中国而努力。这样在共产党的争取和帮助下，他们逐步放弃中间派立场，归属到新民主主义政治路线上来了。中共采取的人民内部政治思想斗争方式，是实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胜利的第二种斗争方式。这种斗争方式是完全正确的，它的运用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功。
中共成立以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三个政治集团和三条政治路线，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路线、资产阶级共和国路线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路线，也就是人民共和国路线。中共的政治路线与其他两条政治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这种斗争直到解放战争进入最后决战阶段终见分晓。中共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集团，除了外国强敌侵入中国的时期以外，双方的斗争是敌我性质的斗争，通过这种斗争把蒋介石集团从中国大陆赶走，在大陆上清除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通过人民内部的斗争，中共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路线克服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路线，使中间集团归属到人民共和国的旗帜之下。现在一般的党史、革命史和现代史书上对于第一种斗争叙述的比较明确，但对第二种方式的斗争叙述的不够突出，实际上人民共和国的路线不克服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路线，也不能说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彻底胜利。
1949 年9 月，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共同举行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并制定了《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的总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经济政策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的终结，标志着三条政治路线斗争的终结。新中国的成立，使国家前途展现了光明的前景。从此，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在总体上实现现代化有了可能，中国出现了由落后变先进的转机。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丙编典志第一章农业和农业科技第一节近代农业科技的起步近代农业科技的策源地1919 年以后，中国各大学开始设立农学院，如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等都设有农学院，此外，还出现了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后改北京农业大学）这样的专科学校。在这些院校中，集中了我国一批最早从海外学成归来的农科专家。当时，在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中就有许璇和梁希。许璇（1876—1934）于1913 年获东京帝国大学农学士学位，归国后任农专教授，讲授农政学、土壤学、畜产学等课程，后曾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在中国农业学科的创建上曾作出过重要贡献。梁希（1883—1958），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林科，1916 年回国后被聘为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教授兼林科主任，1923—1927 年又赴德国萨克森林学院研究林产化学，为中国森林开发、林产化学学科建设做了开创性的工作。曾任过浙江农校校长的陈嵘（1888—1971），1913 年从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农科毕业后回国在金陵大学林学系任教。从教数年后又去美、德再攻林学。1917 年中华农学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他被推选为第一届会长。他曾编写了中国树木分类学专著。丁颖（1888—1964），1924 年从日本帝大农学院毕业归国后，曾在中山大学农学院、华南农学院任教授、院长。他于1926 年在广州石牌中山大学农学院创办稻作试验场。同年，在广州东郊犀牛尾沼泽地发现野生稻，用它与农家品种竹粘杂交，育成“中山1 号”水稻品种。这是在世界上进行的将野生稻的种质成功地转移给栽培稻种的首例科学试验。曾任中央大学农学院院长的邹秉文（1893—1985），1915 年毕业于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院，毕业后，继续在该校研究院攻读植物病理学1 年。1916 年回国后在金陵大学担任植物学、植物病理学、植物育种学教授。1917 年转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筹建农科并担任主任。1918 年该校改为东南大学，1921 年又改为中央大学，他继续任教授兼农科主任、农学院院长。他曾撰写了中国农科大学的第一部植物学教材，并指明“此书具改制之志，凡旧日因袭日本而不合学理之名称，概予改定”。他还曾撰著《中国农业教育问题》一书，力陈教学、科研、推广三结合的重要。那一时期的农科大学、学院，曾是当时全国农学发展的重要策源地。
棉花品种的选育改良由于工业原料需求和对外贸易的推动，棉花品种选育原理及选育方法的研究得到较快发展，且得到实业界和国外的支持资助。最早从事棉花品种选育改良研究的是1913 年建立的南京金陵大学农科。他们与早期来华的美国棉花改良专家O。F。柯克（Cook，O。F。）、J。B。郭仁风（Griffing，J。B。）等人建立了合作关系，以金大农科为研究中心。他们的研究在十数年间曾影响着中国棉花主栽品种的选用方向。
1917 年，穆藕初（1876—1943）等人在上海组织植棉改良社，刊印《植棉浅说》，购备、推广美棉种子，优价采收各地改良新棉。1919 年，上海组织纱厂联合会，其中设植棉改良会，穆藕初被举为委员长。同年，穆代聘过探先（1886—1929）教授主持植棉推广事业，在江苏、浙江、湖北、河南、湖南、河北设场16 处。从1921 至1924 年，改由纱厂联合会每年捐洋2 万银元资助东南大学农科，由邹秉文教授和过探先教授主持植棉推广项目。这是由中国企业界资助农科大学从事棉业研究的开端。东南大学、金陵大学两农学院合作，曾在植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穆藕初在《藕初五十自述》中称：“我国植棉事业，迄今尚有可观者，皆赖邹、过二君及东大各农学专家热诚任事之结果，与纱厂联合会诸会员热心赞助之赐也。”①而穆藕初等人资助植棉研究，有其振兴棉纺业的深远目的。
粮食作物品种的改良1922 年以后，华北连年大旱，长江流域又患大水，在水旱频仍，粮食缺乏，大量输入洋米、洋面的背景下，农业领域曾突出抓小麦、大麦、高粱、粟、大豆等的品种改良。1925 年，金陵大学与美国康乃尔大学建立合作改良华北粮食作物，训练遗传育种人才的项目，后又与纽约洛氏基金世界教育会（InternationalEducation Board）及康乃尔大学建立中国作物改良合作项目。每年由康大派育种教授至金大协助指导作物改良。金大供给试验场与研究室设备，世界教育会则津贴康大教授旅费。随之，H。H。洛夫（Love，H。H。）、C。H。马耶思（Myers，C。H。等教授相继来华指导作物育种。此一时期，中国育种、栽培、病理诸学科有着迅速的进展。这是我国国际农业技术合作的创举，对中国农学发展有重大影响，并取得了粮食作物增产的显著效果。如自1931 年起，由纯系方法陆续育成多个小麦新品种，每亩产量较普通品种约增产15—30％。
从1919 年起，我国开始采用科学方法进行水稻品种选育的试验。试验由南京高等师范农科（后改称东南大学农科）农事试验场原颂周主持。由各省征集多个优良水稻品种，经过严格比较选育，得出“江宁洋籼”、“东莞① 李靖主编：《穆藕初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年版，第46 页。
白”两个纯系优良品种，并在生产上得到推广。这一时期，农商部中央农事试验场还先后自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河北、吉林、湖北、福建、广东等省和日本、意大利等国收集47 个水稻品种进行品种比较试验，曾选出数个亩产250 公斤以上品种。1924 年，周拾禄（1897—1979）教授提出：中国稻麦育种以采用穗行纯系育种法为宜。
第二节农业分支学科研究的开展和近代农业科技体系的形成中央农业实验所等单位的建立1931 年，国民政府实业部设立中央农业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派实业部副部长、1914 年获美国农科硕士学位的棉业专家穆藕初为主任，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钱天鹤（1892—1972）为副主任，邹秉文、沈宗瀚等共16人为委员，拟设植物生产、动物生产及农业经济三科。该会选定南京孝陵卫所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