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中国通史第十二卷-近代后编(1919-1949)(上册)-第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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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一大”
1924 年1 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它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关于这次大会，学术界的讨论主要在三方面：1。新、旧三民主义问题。
1940 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以国民党“一大”宣言为标志，把三民主义区分为新旧两个时代。认为在国民党一大前，三民主义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在此之后，三民主义是新范畴的三民主义。毛泽东这一论断，多年来成为学术界研究三民主义的一个指导意见，并为大多数人所采用。近年来有人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无什么新旧之分，也不能作新旧之分。“改组前的三民主义与改组后的三民主义没有什么本质上的改变，仅仅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了系统的发挥和补充。”必须分清“主义”与“政策”的不同含义，不能因为某一时期的政策有了新的变化，就把政策附加在主义之上，而说主义有了新旧之分。否则，就会出现“新马克思主义”或“新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2。改组后的国民党性质问题。
一般的观点认为，改组后的国民党成为一个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组织，或称为四个阶级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但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改组后的国民党依然是资产阶级政党。理由是：改组后的国民党仍以孙中山手创的三民主义为纲领，而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因此，国民党也就改变不了它所固有的中国资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另一种意见认为改组后的国民党具有两重性。从性质上说，是资产阶级政党；从成员构成上说，是四个阶级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3。关于“三大政策”概念的提出。
学术界有不少人发表文章论述孙中山确定“三大政策”的历史过程及其意义。在此基础上，有人进一步探讨了“三大政策”概念提出的具体过程，指出应把“三大政策”的制定和“三大政策”这个概念的形成区别开来。国民党“一大”虽有了制定“三大政策”这件“事”，但还没有形成“三大政策”这个“词”。通常所说的“三大政策”这个概念，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领导人嗣后根据国民党“一大”基本精神概括出来的。这个概括完全符合历史事实，较准确地反映了孙中山晚年思想的伟大转变。1926 年夏，黄埔军校黄埔同学会机关刊物《黄埔潮》，便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字样的文章。同年11 月4 日，陈独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使用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提法。同年12 月召开的国民党广东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也用了“三大政策”的概念。
武汉国民政府的性质大革命时期，斯大林曾提出武汉国民政府是工农小资产阶级政府的观点。1944 年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中指出：“武汉政府当时不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府，还有谭延辏А⑺锟啤⑻粕堑却淼刂髯什准兜娜宋镒谡校艟涝虼碜什准兜摹５笔蔽颐怯Π迅谋湮浜赫づ┬∽什准读说弊髋Φ姆较颍笔笔迪终庖恢址较蛞彩强赡艿摹！雹倌壳把踅绻赜谖浜汗裾灾实奶致郏制缃洗螅槟善鹄从幸韵录钢郑阂恢忠饧髡欧至礁鼋锥卫垂娑ㄎ浜汗裾男灾省Ｎ浜汗裾映闪⒌�1927 年5 月21 日马日事变前，是革命的政权。它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参加领导的、以国民党左派为主的、国共合作的、执行三大政策的政权。这个政权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性质，是参加当时民族民主革命各阶级的联合政权，具有新民主主义的因素。但马日事变后，由于资产阶级的相继背叛，使得武汉国民政府迅速变质解体，变成反动政权。
第二种意见不同意把武汉国民政府说成是新民主主义政权。持此观点者从中共在武汉国民政府中的地位和作用、武汉国民政府人员的构成和阶级结构、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论述、武汉国民政府执行的政策等几个方面，论证武汉国民政府不是国民党左派政府，不具有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因素，不属于新民主主义政权范畴，而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府。
第三种意见则认为，武汉国民政府既不是纯粹的资产阶级政权，也不是完全意义的新民主主义政权，而是具有两种性质政权的某些特征，是一种正在过渡的政权。它既可以向右转成为比较纯粹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又可向左转成为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由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新民主主义政权。
大革命失败的原因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165 页。
关于1924—1927 年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作过分析。认为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由于当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在1927 年叛变了这个革命”；其二，“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联合力量过于强大”；其三，“特别是由于在这次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内（约有半年时间），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①。这成为中国现代史（包括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研究中长期沿用的观点。近年来，学术界对此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围绕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
1。关于共产国际与大革命失败的关系。
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是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这一观点近年来已为学术界大多数人所认可。但在如何表述这一观点上仍存在着两点分歧：第一，共产国际对大革命的失败究竟负主要责任还是次要责任？一种意见认为应负主要责任。因为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是中国大革命的最高决策者，中共不可能不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从实际情况看，正是共产国际在中国大革命的紧急阶段犯了一系列根本性错误，从而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只是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另一种意见虽承认共产国际对大革命失败负有责任，但仍主张主要责任应由陈独秀承担。第二，共产国际对大革命错误指导的原因，一种意见认为，共产国际过低估计中国工人阶级、中国共产党和农民的力量，过高估计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力量，用公式化和定型化的教条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各阶级关系，从而导致了在农民问题上、在对待国民党左右派问题上、在对待武装问题上等许多方面的右倾错误。另一种意见认为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可归结为战略失误。那种既改造国民党的性质又发展国民党的力量，既保持统一战线又开展工农运动的策略，是两对无法实现的矛盾政策。同时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又颠倒了国共两党在大革命时期的主从地位，把国民党作为中国革命的主体，把中共置于从属地位。正是共产国际这种战略意义上的失策，最终导致大革命的失败。
2。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大革命失败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内的错误路线是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这是不争之事实。
但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内的错误与大革命失败的关系，在学术界却颇多争议。一种意见，仍坚持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错误指导是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另一种意见，不主张把责任推到陈独秀一人身上，认为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在战略、策略上的一系列失误，是中国共产党幼年时期的不成熟所致。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犯有右倾错误，而且犯有“左”的错误，这种“左”的错误也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因素之一。① 《毛泽东选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953—954 页。
3。关于国共“党内合作”形式与大革命失败的关系。
这是近年来提出的新问题。有人认为“党内合作”这种国共合作形式虽在一定时间里壮大了革命力量，但也同大革命的失败有关。理由是：第一，“党内合作”这种形式极大地阻碍了中国共产党争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第二，束缚了共产党的手脚，客观上限制了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因而使共产党始终未能建立起独立领导和指挥的军队；第三，“党内合作”形式本身就内在地决定了这一合作的暂时性。许多人反对这种意见，认为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是有客观基础的，唯一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没有国共“党内合作”，就没有中国的大革命。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党内合作”过程中战略和策略的失误，而不是“党内合作”这一形式本身。
南京国民政府对南京国民政府的研究是近年来随着中华民国史研究而发展起来的一个热门课题。这一课题范围很广，涉及到一切同南京国民政府有关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法律、文化教育以及它实行的各项方针、政策。这里所述的是学术界关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几个问题的讨论情况。
1。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的性质。
长期以来的观点是：南京国民政府是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权。近年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民族资产阶级在政府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上层资本家及其政治代表获得了相当的政治权力，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也确实捞到了不少实惠。因此，“可以肯定，这一时期的南京政权是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统治的政权”。
2。关于改订新约运动。
近年学术界经过讨论，对此问题基本上达成了这样的共识：这一运动“恢复了中国一些长期丧失的主权，减少了帝国主义在中国长期享有的特权，否认了领事裁判权的合法性，增加了国家关税的收入，在客观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利益，是历史的进步，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但这种“进步”和“积极意义”是有限度的，“与中国人民关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的要求，还相差很远”。
3。关于“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这也是近年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讨论要点有二：其一，政策提出的时间。目前主要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这个政策是九一八以后提出的，根据是1931 年11 月30 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就任外长宣誓仪式上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第二种意见认为早在1931 年7 月23 日，蒋介石就在南昌发出《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的文告，提出“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的政策。第三种意见认为，蒋介石虽然在九一八以前就提出“攘外必先安内”，但并未形成一个基本的政策。作为国民政府的一项基本政策，是1932 年3 月上海停战之时确定的。1932 年3 月14 日，即上海停战的同一天，蒋介石给国民党宣传人员发出手令，内称“吾人攘外，必须安内”。结合蒋介石后来所说：“于淞沪停战之后，宣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这个手令可以看作是蒋介石正式确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具体标志。
其二，政策转变的时间。目前大多数人倾向于1936 年12 月的西安事变和1937 年2 月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是其转变的起点。理由是五届三中全会“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建议，确立了‘和平统一’，‘共赴国难’的内政方针，并表示‘如果让步超过限度’，就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的对外政策”。也有人认为，1935 年11 月的国民党“五大”应是国民党政府“攘外安内”政策重点转变的起点，国民党五大后其政策起了下列变化：对日态度逐渐强硬；亲日派遭到冷落；对抗日言论的限制有所放松等等。种种迹象说明国民党政府“确已开始向团结、民主、抗日的方向转化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关于红军长征的原因，一般都认为是王明“左”倾错误的指导，致使红军未能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而被迫开始长征。近年有人认为，如果仅仅局限于上述原因是不全面的，应该既看到它的历史偶然性，也要看到它的历史必然性。红军长征的原因，一是由于军阀混战的渐趋平息、蒋介石政权的逐渐巩固，这就潜伏着红军战略转移的客观趋势；二是由于当时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交织，尤其是中日矛盾的迅速上升，客观上也要求中共制定正确的策略，包括红军作必要的转移；三是由于中共自身的不成熟，决定红军的战略转移只能是被动的。所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