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册)-第90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髅瘛⒁е匦卤嗳牍业幕Ъ５谌鹘跄晖持握弑冉献⒁庖种拼笞宓氖屏Γ缢韭硌自伎停蛔肌八较嘀妹保舛苑乐构冶嗷У纳ナ鹨欢ǖ淖饔谩�
在《三国志·陈群传》裴注中也保留有一条西晋的户口资料：“按《晋太康三年地记》，晋户有三百七十七万，吴、蜀不能居半。”拿这条资料与《晋志》所载太康元年的户数相比，仅仅过了两年，西晋的户数就激增一百三十多万户，超过太康元年的户数一半有余。这显然不能归因于人口的自然增殖，而是与太康元年开始推行的占田令有直接关系。因为既要在全国范围推行占田制，就必然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户口、财产登记工作，编制新的户籍，脱离户籍的人为了取得土地的合法所有权，就必须得重新向国家登记户口。再，魏晋时期封建依附关系有很大发展，门阀大族既占有不少合法的荫户，也占有数量更多的非法隐户，如在颁布占田制的前几年，中山王司马陆就曾占有簿籍不挂的隐户和冒牌荫户七百多户①。西晋占田令中规定品官荫户的数额为一至十五户，这是比较低的，推行这种荫户制，可以把官员大族拥有的一部分依附农民转变成国家的编户。太康三年国家编户的激增，主要应是这次与推行占田制联系在一起的检括户口、整理户籍的结果。太康三年国家有三百七十七万户，如每户平均以五口计，则那时国家控制的人口大约可达到一千八百八十五万人左右。
东晋南朝时期，仅宋、陈在史籍中有具体的户口数字。《通典》载宋大明八年（464）的户口数是：户九十万六千八百七十，口四百六十八万五千五百一。而《资治通鉴》卷一二九大明八年末载宋有“户九十四万有奇”。《宋书·州郡志》未载大明八年的户口总数字，仅有各州郡户口的分计数字。据此，梁方仲统计宋大明八年的户数为九十万一千七百六十九，口数为五百一十七万四千零七十四②。总之，大明八年的户数当不足百万，口数在五百万左右。东晋末刘毅称：“今江左区区，户不盈数十万，地不逾数千里”③；《宋书》卷九《良吏传·序》称：“以区区江东，地方不至数千里，户不盈百万”；齐初崔祖思也说：“今户不能百万”④。可见东晋、宋、齐的户数都不足百万。《梁书》卷三《武帝纪》末：“征赋所及之乡，文轨傍通之地，南超万里，西拓五千。其中瑰财重宝，千夫百族，莫不充牣王府，蹶角阙庭。三四十年，斯为盛矣。自魏晋以降，未或有焉。”大概在梁朝全盛时的户数可能会超过百万。但由于侯景之乱，“台城沦陷，坟籍散逸，注记无遗，郡县户口，不① 《晋书·高阳王■传》。
② 《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38 页。
③ 《晋书·刘毅传》。
④ 《南史·崔祖思传》。
能详究”①。
在东晋南朝中，陈的疆域最小，“西亡蜀汉，北丧淮肥”，大体上同三国吴差不多。在东晋南朝五个朝代中，陈的人口最少，《隋志·总序》称陈仅有“户六十万”。《通典·历代盛衰户口》也称：“宣帝勤恤人隐，时称令主，阅其本史，户六十万。”可见杜佑认为陈有户六十万是在宣帝时。至陈后主亡国时（589），仅剩“户五十万，口二百万”②。它控制的人口竟比东吴还要少一些。
十六国时期，北方割据混战，干戈相寻，在史籍中留下户口统计数字的仅有前燕、翟魏与西燕三国。《晋书·苻坚载记》上称：前秦灭前燕后，“坚入邺宫，阅其名籍，凡郡百五十七，县一千五百七十九，户二百四十五万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百九十八万七千九百三十五”。前燕统治的区域，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地，是古代人口密集的地区。翟魏和西燕都是小国，它们的户数见《晋书·慕容垂载记》：翟魏都滑台，灭亡时有七郡、户三万八千；西燕部长子，灭亡时有八郡、户七万六千八百。北魏统一北方以后，推行均田制度，社会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人口有较大的增长。但因北魏末尔朱荣之乱，“官司文簿，散弃者多，往时编户，全无追访”；魏收仅笼统地指出：“正光以前，时惟全盛，户口之数，比夫晋之太康，倍而已矣”①。杜佑据此作出推断：“今云倍而余者，是其盛时则户有至五百余万矣”②。那时北魏的人口大约在三千万以上。尔朱之乱以后，据《通典》记载，北魏有“户三百三十七万五千三百六十八”③。
北魏分裂以后，东魏、北齐据有中原富庶地区，故人口众多。梁方仲根据《魏书·地形志》统计，东魏在武定年间（543—550 年）有户二百万左右，口七百六十万左右④。《周书》卷六《武帝纪》下载北齐灭亡时（577）的户口数为：户三百三十万二千五百二十八，口二千万六千八百八十六。《隋志·总序》户数作“三百三万”而略去尾数，未载口数。《通典》户数作三百三万二千五百二十八，口数作二千万六千八百八十；口数尾数与《周书》略异，户数前面的大数同《隋志》，尾数同《周书》。《资治通鉴》卷一七三太建九年仅举北齐的户数为三百三万二千五百。十分明显，杜佑和司马光认为《周书》的“户三百三十万”，其中“十”字为衍误。
西魏、北周占有关陇，大部分地区比较荒凉，后虽夺取南朝的益州及荆州之一部，但人口仍远比东魏、北齐稀少。《通典》载北周“大象中（579—580 年）有户三百五十九万，口九百万九千六百四。”按，大象年间北周已统一北齐，但它的人口反较北齐原有的人口少一千多万。这是为什么？岑仲勉认为：“《通典》所记大象中户口，系指北周原有区域而言，不包灭齐之数。”①这个看法十分正确。
① 《隋书·地理志·总序》。
② 《北史·陈本纪》上。
① 《魏书·地形志》上。
②③ 《通典》卷七《食货·历代盛哀户口》。
④ 《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57 页。
① 岑仲勉《隋唐史》第70 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 年版。又，关于三国两晋南北朝各代户口数的资料，梁方仲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收集相当齐全，并有不少精辟考辨，本节吸收其中研究成果。第二节普通民户的户籍：黄籍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户籍，有普通民户户籍和特殊民户户籍两类。普通民户主要包括地主、农民等，他们归州郡管理，占国家人口的大多数。特殊民户主要有兵、僧尼、奴隶、杂户等，他们的户籍和普通民户不属于一个系统，国家统计户口，一般不包括这些特殊身份的人。
东晋南朝时期，普通民户的户籍被称为黄籍。顾名思义，黄籍是用黄纸制成的户口簿籍；但用黄纸制成的户籍不一定就称为黄籍。从西晋初年中正官的下属访问令刘卞“写黄纸一鹿车”②这一事实来看，黄纸在当时已普遍应用，西晋的户籍很可能就是用黄纸制成，但当时并无黄籍之名。盛唐的户籍用黄麻纸，当时亦不称黄籍。黄籍之名仅流行于东晋南朝。这是因为在东晋南朝境内有大量北来侨民，他们的户籍与土著居民不同，系用白纸制成。这样，东晋南朝普通民户的户籍就分为两种：用黄纸制成的土著居民的户籍和用白纸制成的侨民户籍。人们为区别这两种户籍，始以纸色对它们命名：前者称黄籍，后者称白籍。南朝后期白籍被废除后，黄籍虽仍然存在，但也渐渐地不称为黄籍了。
黄籍的形式，《太平御览·文部·札》引《晋令》：“郡国诸户口黄籍，籍皆用一尺二寸札，已在官役者载名。”可见黄籍用纸的高度为一尺二寸，凡承担官府徭役的人都要登记入籍。据沈约说，东晋咸和三年（328）至宋元嘉的黄籍，皆“朱笔隐注，纸连悉缝”①。大概黄籍上字的颜色用两种：一般用墨笔，重要的籍注用朱笔。“纸连悉缝”，是指每张纸之间的接缝处都粘连得很好。这说明黄籍也是采取那时书籍的通行形式——卷轴式。
对于黄籍，统治者认为它是“民之大纪，国之治端”②，是极为重要的。用我们的观点来看，它无非是统治阶级赖以维持封建统治秩序和征调赋役的工具。可以说，黄籍所登记的内容，都是以上述目的为出发点。
首先，在黄籍上要登记每个民户成员的名字和他们在家庭中的地位。《晋书·礼志》中载有一个故事：东晋南平郡陈诜娶李氏为妻，生四子；后李氏被贼掠去，陈诜又娶严氏为妻，生三子。李氏归后，“诜籍注领二妻”。后李氏、严氏在家庭中的身份地位发生了争执，征西大将军庾亮的司马王愆期议论说：李氏“子为首嫡，列名黄籍”，这证明李氏的身份为陈诜之嫡妻。在妻未死的情况下，陈诜只能纳妾，不能娶妻。由于“诜籍注领二妻”乃特殊情况所致，非故意犯法，可以不问，但严氏的地位只能是继室。通过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在陈诜的户籍上首先列出的是户主陈诜的名字；下面是李氏、严氏，并注明为陈诜之妻；再下面是依次排列陈诜的七个儿子，并在李氏所生长子下面注明首嫡。
从这个故事还可以看出：在黄籍上妇的身份有嫡妻、继室、妾三种，子的身份除长幼顺序外，还分嫡庶。
两晋南朝的赋役和性别、年龄有密切关系。拿梁以后的制度来说，老（六十六以上）、小（十六以下）免赋役，男丁（十八至六十）服役并纳全额祖调，女丁（二十至六十）和男子半丁（十六至十七、六十一至六十五）纳半② 《晋书·刘卞传》。
① 《通典》卷三《食货·乡党》。
② 《南齐书·虞玩之传》。
额租调。两晋、宋、齐的制度与此略异。因此，在黄籍上除要求注明性别以外，还要求注明年龄。如南朝宋何之平，“母本侧庶，籍注失实，年未及养（八十岁），而籍年已满”①；齐张岱“母年八十，籍注未满，岱便去官从实还养”②；萧道成说，宋、齐时人民为逃避赋役，在户籍上“盗易年月”③之风甚盛。这都说明在黄籍上要注明每个人的年龄。
由于死人、逃亡者、在役的人、患病者都不可能再服役，所以这些情况也要注在黄籍上。宋、齐之际户籍发生极度混乱，这方面的情况有“或人在而反托死叛”，即人在家而户籍上却注死和逃；“停私而云隶役”，即在家为私而户籍上却注为官府服役；“身强而称六疾”，④即身体健康而户籍上却注患多种疾病。梁初邓元起为益州刺史，有人对他说：“蜀土政慢，民多诈疾，若检巴西一郡籍注，因而罚之，所获必厚”⑤。以上说明死、逃、服役、患病等情况，在户籍上都必须注明。
由于东晋南朝的士族享受免役优待，而是否士族主要决定于宦和婚，所以在黄籍上也要注明这两方面的情况。所谓宦，是指做过什么官。沈约说：东晋的黄籍“位高官卑，皆可依按”；又说那些在户籍上冒充士族的人，“罕知其祖，假称高、曾”①。可知由远祖直到本身所历官位，都要在户籍上登记。刘裕的诏书也说：“开亡叛赦，限内首出，蠲租布二年。先有资状、黄籍犹存者，听复本注”②。“资状”即指历代做官的情况。所谓婚，是指和哪些人家通婚。宋大明五年（461）孝武帝下诏说：“士族杂婚者皆补将吏”③。“杂婚”指士族和非士族通婚，按当时规定，士族杂婚即丧失士族资格，所以宋孝武帝才使他们补将吏。宋孝武帝怎样发现这些杂婚的士族呢？据记载大明五年孝武帝在户籍上又作了一些新规定④，为贯彻这些规定，政府必然要进行户籍检查，因此才能发现并处罚这些杂婚的士族。这说明户籍上登记有通婚的状况。士族如犯罪、犯清议，也会影响他们的士族地位，所以这些情况也要注籍。南朝各代开国皇帝的即位诏中都有这一类的话：“有犯乡论清议，赃污淫盗，一皆荡除，洗除先注，与之更始”⑤，就是明证。
在黄籍上还要登记民户的门第等级。刘宋人武念，史称“本三五门”⑥。宗越“本为南阳次门”，安北将军赵伦之条次氏族，“点越为役门，后宗越向宋文帝求情，才恢复为次门⑦。宋明帝时王僧虔为吴兴太守，“听民何系先① 《宋书·何之平传》。
② 《南齐书·张岱传》。
③④ 《南齐书·虞玩之传》。
⑤ 《梁书·邓元起传》。
① 《通典》卷三《食货·乡党》。
② 《宋书·武帝纪》下。
③ 《资治通鉴》卷一二九，大明五年末。
④ 《宋书·孝武帝纪》大明五年条有“近籍改新制，在所承用”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