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册)-第7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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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大体是先开风气，后定制度。由于在九品中正制下， 中正的品第经司徒府批准后，与吏部铨选上个人仕进升迁的迟速，官位的高下相一致，因而实行“二品系资”之后必然会导致一种恶性循环。即只有据有较高官位的人及其子弟，可以获得人品二品；只有人品二品才具有铨选和升迁较高官位的资格；而有了较高官位，又可以继续获得人品二品。
① 《太平御览》卷二六五引《傅子》。②长期以来所惯用的“乡品”一词，似不甚恰当。按“乡品”二字最早见《世说新语·尤悔》：温峤因被认为孝道有阙，“迄于崇贵，乡品犹不过也”。意思是直到官高位显，在评定他的品第时，乡邑总不通过高品。这里“乡品”并非一词，而是乡邑给予品第之意。其用法与《晋书·会稽文孝王道子传》之“无乡邑品第”略同。把“乡”与“品”勉强凑成一词，与“官品”并举，其毛病首先是二者角度并不一致：“乡品”之“乡”是就由谁给予品第而言，而“官品”之“官”是就何种事物的品第而言。其次，更重要的是“乡品”一词涵义不很准确。因“乡品”与“乡邑品第”并非真由乡邑评定，而是由中正官评定，经司徒府批准，实际上与“官品”之确定出于一源，全都是封建王朝。而称“乡品”则会给人造成是民间评定品第之错觉。基于以上考虑，本文试将“乡品”改称“人品”，指士人德、才之品第，与“官品”角度一致，而不涉及由谁给予品第。据人品，定官品，合乎魏晋指导思想。“人品”一词也有历史根据。班固《汉书·古今人表》，品第就是九等。《太平御览》卷二六五引《孙楚集》：班固人表“盖记鬼录次第耳，而陈群依之以品生人”。《后汉书·郭太传》注引谢承《后汉书》，经郭太评题，“人品乃定”。《文选》卷四十沈约奏弹王源：“源虽人品庸陋，胄实参华”。当时虽重在门品，但仍反映士人德、才品第原称“人品”。故宋《愧郯录》卷十、《通考·职官二一》俱称“人品”。② 。所谓资，汉魏之时多称阀阅。如前所述，阀阅本来仅指个人前面已讲，考虑阀阅即功劳、资历之风，先秦己萌芽。可是直到东汉末年，从来没有在制度上规定，必须本人或父祖具有某种阀阅方可取得某些官位①。而至西晋却不同。由于“二品系资”乃硬性规定，加上中正官往往趋炎附势，故意抬高高官显贵及其子弟的人品等第，于是一种过渡性门阀制度，即按官位高低形成的门第差别，便逐渐产生。在这种制度下，高官显贵及其子弟往往据有人品上品，垄断选举，形成“公门有公，卿门有卿”②。它与汉代四世三公、四世五公的家族相比，存在显著差别。后者在制度上除有限制的父兄任出身外③，没有任何特权；子弟的大部分在未出仕前用裴子野的话便是“还齐布衣之土”。而前者却有“二品系资”。“公门”、“卿门”的子弟，在未出仕前已有很大可能评为人品上品，为以后在仕进上超越虽有德、才，而资不够的官吏及其子弟，开辟了广阔道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曹魏、西晋是门阀制度的初步形成时期④。
那么，“二品系资”的“资”，或者说“唯以居位为贵”的“位”，指多高的官位呢？
一般当指官品五品以上官位。这从下述零碎材料中可以推得：《晋书·刘弘传》：郭贞人品四品，在晋本任官品八品的尚书令史①。张昌在荆州起事，用他为官品六品的尚书郎，自是大力提拔，但他“遁逃不出”。荆州刺史刘弘为鼓励此忠君行为，“辄以。。贞为信陵令（官品六或七品）”，当然也意味不次拔摆。可见适应人品四品的官品，一般当为八品②。
《北堂书钞》卷六八“山简不拘品位”条下引西晋镇东大将军司马伷表：“从事中郎缺，用（人品）第二品。中散大夫河内山简，清精履正，才识通济，品仪第三也”。按中散大夫官品第七；司马佃镇东大将军府之从事中郎，官品当第六③。可见，人品三品一般当与官品七品相适应，如用为官品第六的从事中郎，便算超越品位。不过这种关系大概只限于朝廷官吏，至于地方官吏则要宽一些。《晋书·王彪之传》：为吏部尚书。宰相有命用秣陵令曲安远补句容令，殿中侍御史奚朗补湘东郡，彪之执不从曰：“秣陵三品县耳，殿下（指宰相司马昱）昔用安远，谈者纷然。句容近畿三品佳邑①，岂可处卜① 只有西汉初规定需以列侯为丞相，可这只涉及个别官职。
② 《晋书·文苑王沈传》。又参《晋书·段灼传》。
③ 参胡宝国：《魏、西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载《北京大学学报》1987 年1 期。④ 曹魏虽无“二品系资”，但已有九品中正制。由于九品中正制与门阀制度大体同步发展，紧密关连，“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风气在曹魏后期当已流行，刘毅也批评它是“魏氏之弊法”，所以这里把曹魏、西晋归为一个阶段。
① 见《通典·职官十九》“晋官品”。以下凡官品出处均见《通典》。
② 《晋书·刘弘传》记载刘弘还用以“孝笃”著称，人品为四品的南郡廉吏仇勃“为归乡令”。按归乡县属晋荆川建平郡，见《水经·江水》注“又东过秭归县之南”下杨守敬疏。上引郭贞之信陵县，亦属此郡。据《晋书·地理志下》，建平郡人口稀少，统县八，户一万三千二百，每县不到一千七百户，在荆州二十二郡中居下等，则县令之官品一般恐为七品，而不可能是六品。信陵县当同。既然官品七品对人品四品来说是拔擢，一般自当与官品八品相应。
③ 据《通典》“晋官品”，公府从事中郎官品第六，与诸大将军长史、司马相等，则诸大将军从事中郎官品自当第七。但司马伷是皇叔、郡王，身份特殊，故从事中郎或官品第六。① 阎步克以为此处“三品”当作“二品”，方与语气事理相合，见“从任官及乡品看魏晋秀孝察举之地位”，载《北京大学学报》1988 年2 期。其说是。《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句容县”下曰“晋元帝兴于江左，术之人无才用者邪！湘东虽复远小，所用未有朗比，谈者谓（彼）颇兼卜术得进。殿下若超用寒悴，当令人才可拔。朗等凡器，实未足充此选”。此材料说明：1。所谓三品县、二品佳邑，当指例用人品三品、二品充任县令的县。这两县县令官品应俱为第六②。联系上引司马伷表，证明与人品三品相适应的官品，除了七品，还有六品。曲安远人品当在三品以下，所以用为秣陵今后“谈者纷然”，王彪之当然更拒绝将他补句容令。这和郭贞人品四品，因德行可嘉，被超拔为信陵令，在制度上正好相衔接。2。湘东郡太守官品第五，殿中待御史官品第六。奚朗人品当为三品，任殿中侍御史合乎制度，所以王彪之不置可否。他对用奚朗为郡太守之所以反对，当因官品第五例以人品二品充任，或以人品三品中“人才可拔”者超补，而奚朗两个条件都不够③。由此可见，人品三品、四品例用官品一般都在六品和六品以下，则人品二品以上例用官品一般自当在五品至一品④。《晋书·温峤传》：东晋初上书反对选拔“使臣”“取卑品之人”，建议其资格“不可减二千石见居二品者”。按二千石为汉官等级，相当于魏晋官品四、五品①；二品则为人品。此奏说明：1。所谓“卑品”，自指人品三品以下。2。前考人品三品例用官品为六、七品，则联系此奏，“二千石”即官品四、五品按制度自应以人品二品例用。其所以要提不可减二千石见居二品者”，当因东晋初“卑品之人”因军功等升迁“二千石”的不少，湿峤以为他们不够资格充使臣，所以要限定“二千石”中“见居二品者”。3。温峤的意图也有另一可能，即高官显贵子弟定为人品二品，已起家并历官七品、六品者，经验还不够，不能胜任出使重任，所以建议历练多年，已升至“二千石”以上者充任。
不管怎样，人品二品例用官品四、五品以上当是常制。这样我们便找到了前述恶性循环的一个环节：只有人品二品才具有铨选五品以上官品的资格。则在有关史料奇缺条件下，据此推定下一个循环：只有本人或父祖有了五品以上官品，方可获得人品二品，亦即认定“二品系资”之资，“唯以居位为贵”之位，为五品以上官品，当无大误。
将官品五品与六品之间，定为人品上品和卑品例用官位的分界线，也和其他制度符合：《晋书·礼志下》：西晋元会朝贺，二千石与千石（官品六品）以下礼制截然不同。“王公二千石”可“上殿”向皇帝敬酒，而“千石、六百石（官品七品）停本位”。朝朔望时“二千石以上上殿称万岁”，千石以下只能在殿下祝贺。《晋书·舆服志》：皇帝出巡，“三公、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河南尹（中二千石）、谒者仆射（二千石）。。皆大车立乘，为畿内第二品县”，是其证。
② 据《通典》，县令官品或六品，或七品。秣陵、句容属丹阳郡，东晋以后，人口仅次于吴、会稽、吴兴诸郡各县，远居全国其他县之上，县令自当为官品六品。参《宋书·州郡志》。③ 参见唐长孺：《九品中正制度试释》，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另外，曲安远、奚朗也有出身寒人，无中正品第的可能。
④ 当然，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由于官品五至一品位置少，某些官品六品之清要官，也有例用人品二品的，如上举公府从事中郎、二品县县令即是。此外， 人品二品之起家官及早年为官，仍得从官品六品以下开始，只不过他们可以较快地升至官品五品甚至三品以上，而人品三品以下一般最高只能升至官品六品。参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的研究》260 页。
① 《隋书·百官志上》：梁武帝于官品九品的文书上注曰：“一品秩万石，第二、第三为中二千石，第四、第五为二千石”。
驾驷”，与千石以下制度不同。
《南齐书·礼志上》：曹思文上表称，西晋太学生三千人，“多猥杂”，“惠帝时欲辨其泾渭，故元康三年始立国子学，官品第五以上（子弟）得入国学。。太学之与国学，斯是晋世殊其士庶，异其贵贱耳”。
《通典·礼十三》：东晋后期，国子学废已久，孝武帝时尚书谢石请恢复旧制。帝纳其言，“选公卿二千石子弟生（入学）。。。而品课无章，君子耻与其列。国子祭酒殷茂上言：‘臣闻旧制，国学生皆取冠族华胄，比列皇储，而中混杂兰艾，遂令人情耻之。。。’”“公卿二千石子弟生”当即殷茂所说“冠族华胄”，应该都是门地二品。由于东晋后期官分清浊，门阀制度已经确立（见第三节），而淝水战后，估计门地非二品，因军功升迁四、五品以上浊官或不分清浊之地方官者不少①，而国学一时未加区分，只要二千石以上子弟便予以吸收，这恐怕就是所谓“品课无章”、“混杂兰艾”。由此证明，直到东晋后期，官品五、六品之间这条制度上的分界线，依然未变；而且在一些冠族华胄中，更加重视二千石中人品或门地二品与卑品之别。这是温峤建议精神的进一步发展。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举出一证。《晋书·桓玄传》：篡位前，“置学官，教授（门地）二品子弟数百人”。和孝武帝时相比，学官当即国子学官，“二品子弟”大多数当即“公卿二千石子弟生”。不同的只是桓玄出身第一流高门谯国桓氏，门阀烙印极深，不让学官教授二千石以上浊官等子弟，企图以此笼络门地二品，“冠族华胄”，求得大力支持。
总之，通过以上考证，我们确信，“二品系资”之“资”，是指五品以上官品。而前述由于人品、官品之间的恶性循环所导致的西晋过渡性门阀制度，亦即按官位高低形成的门阀差别，正是以官品五品以上和六品以下出现明显界限，为其主要特征。《晋书·刘毅传》：“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其“寒门”、“势族”的界限便是如此，并非如门阀制度已经确立的东晋以后，是以血缘关系，实质上也就是以血统高贵与否为区分。虽然出身低微，只要升迁至官品五品以上，便成势族；反之，尽管出身东汉以来世家大族，如家族成员官品长期徘徊在六品以下，仍是寒门①。简言之，这一阶段的门阀制度，其大体趋向是官品决定人品和门第高下，在不发生意外的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