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册)-第7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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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药品，号称可医治百病。相比之下，中国对石油药用性的认识，要比世界其他地区早得多。
此外，这一时期在石油应用上还有一项重大突破。石油密度比水小，可以漂浮在水面燃烧，不易被扑灭。根据这个特性，人们首次将石油用作火攻原料。北周武帝宣政年间（578），突厥围攻酒泉，酒泉人以石油为燃料，焚烧突厥攻城器具，突厥人用水扑火，火不但不灭，反而愈烧愈旺，突厥军大败。这样酒泉城才未被突厥军占领①。这个战例，在中国军事史和石油应用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此后石油逐渐成为火攻武器的重要原料。
人们在对石油认识加深的同时，对天然气的开发利用也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国时期，蜀相诸葛亮曾亲往临邛，观看天然气井的壮观景象②。这时临邛的天然气井“深六十余丈”③，如果折成现行公制，相当于138。24 米。这样深的井，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天然气井挖凿成功后，如何采气便于利用，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天然气井采气的最早记录见于晋朝张华《博物志》。书中记述临邛天然气井“执盆盖井上煮盐”的采气法。说明最早的采气装置是“盆”，即煮盐的铁盆，反盖在井上④，使井底上升的天然气不致扩散和泄溢。然后“以竹木投以取火”⑤。这就起到采气和利用热能的作用，从而成功地开发浅层天然气。此外，人① 《北史·西域列传》。
① 《元和郡县志》卷40。
② 《异苑》。
③ 《太平御览》卷869。
④ 《四川通志》卷59。
⑤ 《博物志》卷2。
们还掌握了竹筒采集储存天然气的技术⑥。
这时的天然气，不但被广泛应用，还成为文学作品的重要素材。著名文学家郭璞在其《盐池赋》中写道：“饴戎见轸于西邻，火井擅奇乎巴濮”。左思更有“火井沉荧于幽泉，高焰飞煽于天垂”①的佳句。大书法家王羲之因听说四川天然气奇景，写信问友人具体情况，而给后人留下了千古名帖②。秦汉时期，天然气井仅限于巴蜀及陕西少数地区。魏晋时期，发现天然气苗的地区有所扩大。据《博物志》记载，酒泉延寿的人们不但发现了石油，而且也发现了天然气喷出地面燃烧的情况。值得一提的是，《晋书》中记载炎熙元年（306）五月，“范阳国地燃，可以爨”。地燃即天然气喷出地表燃烧的现象。当时范阳国辖境，相当于今河北涞源以东，固安、永清以西，徐水、容城以北，北京房山区以南的地区，就是今华北油田所在地。一千六百多年前，我国人民就在这里发现天然气，并用于烧饭，这是很了不起的。不久，人们又在这一地区幽州遒县发现了天然气。魏晋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提高，人们对大自然的认识能力也不断加强，虽然这时还摆脱不了神秘主义的桎梏，认为石油、天然气为“异物”，但对它的产状、性质及用途已有较深刻的了解，并大胆地将这些“异物”用于生产生活的许多领域。这一时期对石油苗、天然气苗的记载，为我国石油、天然气工业的兴起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发现油气显示较多的地区，如玉门、延长、新疆、四川等，都成为后来石油、天然气勘探的重要地区。我国早期的油气田正是在这些史料所提供的范围内建成的。因此，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可以说是我国开发利用石油、天然气的一个重要阶段。
⑥ 《华阳国志》云：“以竹筒盛其光藏之，可拽行终日不灭也”。《后汉书·郡国志》云：“以竹筒盛之，接其光而无炭也。”
① 左思：《蜀都赋》。
② 《王羲之汇帖大观》，上海碧梧山庄，1932 年据南宋贾似道藏淳化阁草帖影印。第三章门阀制度门阀制度是封建地主阶级特权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密切的关系。本卷综述编已就门阀制度作了简要的叙述，本章继而作更为详细的考察。为了保持论述专题的完整性，两处文中难免有重复的地方。
汉魏以降的“门阀”一语，其形成有一个过程。按“阀”通“伐”，义为功劳。与另一义指资历的“阅”字，往往连用。有无伐阅，乃任用、提拔官吏之极重要条件。考虑伐阅之风，先秦已萌芽。据徐中舒、唐兰先生考证，金文中屡见之“蔑历”，大体就是简阅、称美某人功劳、资历之意。“伐阅一语，就是蔑历一语的变异”①。
本来，伐阅仅与官吏个人相关连，东汉以后因世家大族兴起，一个家族中往往多人出仕，于是出仕者的伐阅便又成为家族荣誉、声望的标志。《三国志·张纮传》注引《吴书》载，张纮草成关于孙坚、孙策经历、功业的文章，孙权读后曰：“君真识孤家门阀阅也”。“家门阀阅”的简化，便是“门阀”。随着魏晋九品中正制之推行和士族之发展，“门阀”之义有时指“土族”、“高门”。《宋书·百官志》称：殿中将军等，“晋孝武太元中，改选，以门阀居之”。《周书》赵贵等传末：“故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云”。均其证。但更多的还是相当于“门地”、“门第”的同义语。如《后汉书·宦者列传》末范晔“论曰：。。刑余之丑。。声荣无晖于门阀”。《北齐书·赵郡王睿传》：“世宗谓之曰：我为尔娶郑述祖女，门阀甚高，汝何所嫌而精神不乐？”由于两义可以相互补充，覆盖面比较宽，所以本文采用了“门阀制度”一语。
中国中古的门阀制度，整个看来，最主要特征在于按门第高下选拔与任用官吏；至于士族免徭役，婚姻论门第，“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等特征，都是由前者逐渐派生的。所以门阀制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要当属于政治制度的范畴，社会制度的成分是次要的。只有到了隋唐以后，方才逐渐完全转化为社会制度，并最后退出历史舞台。
本章仅论述主要属于政治制度范畴之时期的门阀制度，到南北朝结束为止，而不涉及隋唐以后。
这一门阀制度，大体萌芽于东汉后期，初步形成于曹魏、西晋，确立、鼎盛于东晋及南北朝前期①，而衰落于南北朝后期。
第一节门阀制度的萌芽东汉后期是门阀制度的萌芽时期。
东汉的世家大族，是“魏晋士族先行阶段的形态”②。它们以弘农杨氏“四世三公”、汝南袁氏“四世五公”为其鼎盛标志。然而这些家族贵宠的取得，主要依靠乡举里选，通经入仕，建立在个人才德和儒学传统基础之上，特别① 唐兰：《“蔑■”新诂》，《文物》1979 年第5 期；徐中舒：《西周墙盘铭文笺释》， 《考古学报》1978 年第2 期。两位先生具体训诂略异，大体意思则同。
① 南朝前期指宋、齐，北朝前期指魏太武帝至孝文帝时期。
② 田余庆：《论东晋门阀政治》，载《北京大学学报》1987 年2 期。
是在兴起的前期。
大约到了东汉后期，经过长期的酝酿、演变，门阀制度开始萌芽。仲长统说：“天下士有三俗，选士而论族姓、阀阅，一俗”①。这是汉代著作中第一条将选士与“族姓”联系在一起的材料②。所谓“族姓”，或作“姓族”，当指世家大族。《后汉书·朱穆传》：“侍中。。皆用姓族”。章怀注：“引用士人有族望者”。同书《独行陆续传》也称：“世为族姓。祖父闳。。建武中为尚书令”。同书《张堪传》称：“为郡族姓。。让先父余财数百万与兄子。。。受业长安。。诸儒号曰圣童”。《群书治要》卷四五引《昌言》说得更清楚，王侯子弟“生长于骄溢之处。。其行比于禽兽也。。。故姓族之门不与王侯婚者，不以其五品（常）不和睦，闺门不洁盛耶”。可见仲长统虽反对选士论族姓，却仍赞许姓族之门风。这种“姓族”，王侯愿与通婚，而它竟加以拒绝。联系上引材料，除了世家大族，还能是别的哪种社会力量呢。
《三国志·公孙瓒传》注引《英雄记》：“瓒统内外，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必抑使困在穷苦之地。或问其故，答曰：‘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贵之，皆自以为职当得之，不谢人善也。’”所谓衣冠，即衣冠之族，亦即世家大族。《后汉书·党锢尹勋传》：“家世衣冠，伯父睦，为司徒；兄颂，为太尉；宗族多居贵位者”，是为证。衣冠家子弟自以为当得富贵，不谢人恩，这与仲长统选士而论族姓之说，正好一致。
然而从仲长统把选士论族姓视为“一俗”，将它与“交游趋富贵之门”
等庸俗行为等量齐观①，又证明这不过是一种社会风气，远没有形成经国家认可的制度，顶多只能算是这种制度之萌芽。前引《英雄记》提到衣冠子弟自以为当得富贵，然而又限定必须是“有材秀者”，这与后来纯以或主要以门地选士，存在明显区别，反映东汉后期是一个过渡时期，“衣冠子弟”已有一些特权，但“材秀”仍是重要标准。所以公孙瓒在“衣冠家子弟”下提到另一类型“善士”也自以为当得富贵，同样给予压抑。按“善”本吉、美、德行好之义。《后汉书·党锢传序》称党人多“名士”，又说“皆天下善士”。而党人正以德、才著称，见党锢各传自明。可见公孙瓒所以在“衣冠家子弟”之下紧接着又举“善士”，绝非偶然，正是东汉末当得富贵者中，德、才标准仍起重要作用的一个反映。又《英雄记》称公孙瓒“所宠遇骄恣者，类多庸儿”，称“庸儿”，也证明主要着眼点不在门第。
更能说明门阀制度在东汉后期尚未形成的材料，是《后汉书》中的《陈寔传》、《郭太传》。他两人尽管出身贫贱，可是因为“博通坟籍”，或“天下服其德”，不但深受公卿士大夫尊礼，陈寔还多次被推为三公之选，死后“司空荀爽（出身名族颍川荀氏）。。并制缞麻，执子孙礼”。这在门阀制度形成之后，是不可想象的。《三国志·卢毓传》：毓于曹魏之时两为吏部尚书，前后历五、六年，“于人及选举，先举性行，而后言才”。反映当时占统治地位的选举思想和制度，仍重在德、才，反过来也就更加证明东汉后期选举论“族姓”，只可能是一种风气，门阀制度仅处在萌芽阶段。
① 《意林》卷五引《昌言》。
② 至于仲长统所说“阀阅”一语，则出现较早，见《后汉书》中《章帝纪》、《韦彪传》。不过指的是被选举者个人的功劳、资历，这与“族姓”不同。
① 《意林》卷五引《昌言》。
《通典·选举四》记载：沈约认定两汉官吏之选拔、任用，仅是“以智役愚”，尚未“以贵役贱”；裴子野以为两汉取士，“学行是先，名公子孙还齐布衣之士”。这正是门阀制度尚未最终形成的一个有力侧证。
第二节门阀制度的初步形成曹魏、西晋是门阀制度的初步形成时期。
曹魏创行的九品中正制，对门阀制度的形成，在形式方面影响甚大，本章将在后面专门论述。这里仅研究一下：当九品中正制与社会经济发展，和阶级、阶层变化相结合之后，在官吏的选拔、任用上，呈现一些什么特征。最明显、最主要的特征，便是西晋的“二品系资”。《晋书·李重传》：重上奏日，“如（癸酉）诏书之旨，以二品系资或失廉退之士，放开寒素以明尚德之举”。此“二品系资”既为诏书承认，自为一种正式制度，而非仅社会风气。按李重上奏在惠帝元康年间，“二品系资”之制当建立于上奏之前，或许就在晋武帝太康末年。
所谓“二品”，乃中正品第，目的是“平次人才之高下”①，与官品不同。本文试称之为“人品”②。其衡量标准，本为德、才。二品是上品，应由德充才盛者取得。可是西晋竟正式增加一个标准：资。换言之，如果资不够，即使德、才合格，一般也不能取得人品二品。这在门阀制度发展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当官的功劳与资历。由于资历中可以包括功劳，多半体现功劳，逐渐便简称为资。后来资亦包括父祖的功劳与资历，于是又有了门资、世资等熟语。由于当官的功劳、资历与官位高低往往一致，所以“系资”的最简便办法，便是按本人或父祖官爵高低来衡量。《晋书·卫瓘传》：上疏称九品之制开始“犹有乡论余风”（指根据德、才评定），“中间渐染，遂计资定品，使天下观望，唯以居位为贵”。《晋书·李重传》：司徒左长史荀组说，“寒素者，当谓门寒身素，无世祚之资。原（指霍原）为列侯。。不应寒素之目”。可见，资即指爵位列侯，与卫瓘“居位”之说吻合。按卫瓘上疏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