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册)-第7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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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桑蚕和丝织虽渐兴起，产量尚不丰富，服物仍以麻葛织品为主。
后赵石虎都邺城（河北临漳），在各族混战中几乎征服了整个北方。石赵的丝织业相当发达。陆翽《邺中记》载邺城设织锦署，“巧工作锦”，“皆数百人”。邺锦、蜀锦齐名，名目极多，据《邺中记》记载：“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龙、小交龙、蒲桃文锦、斑文锦、凤凰朱雀锦、韬文锦、桃核文锦、或青绨、或白绨、或黄绨、或绿绨、或紫绨、或蜀绨，工巧百数，不可尽名。”随后建立的前秦，丝织业也很发达，如苻坚时（357—394），秦州刺史窦滔妻作回纹锦远近闻名。
北魏统治者在纺织业原很发达的河北地区，搜罗到大批纺织工匠，因而纺织品产量大大增加。拓跋嗣时屡见“赐群臣布帛各有差”、“赐天下镇成将士布帛各有差”、“以绸绫绢布百万匹。。赐王公以下”①的记载。拓跋焘时，平城宫内有“婢使千余人，织绫锦”，有“丝、绵、布、绢库”，常以“金锦缯絮”②颁赐臣下。及至元宏时，罢尚方锦绣绫罗工人，并将“御府衣服、金银、珠玉、锦绣”等物“班赍百官及京师士庶，下至工商皂隶，逮于六镇戍士各有差”③。元翊时，听任百官进左藏库取布绢，“多者过二百匹，少者百余匹”，可见库藏丝织品之多。
北齐和北周沿袭北魏制度，重视发展纺织工业。如北齐设“太府寺。。统左、中、右三尚方”，“中尚方又别领别局、泾州丝局、雍州丝局、定州绸绫局四局丞”；“司染置又别领京坊、河东（山西永济县东南）、信都（河北冀县）三局丞”④。当时的丝织业中心仍在河北，直到唐代前期，河北定州仍是贡奉绫锦最多的地方。织物非常精丽，《北齐书·李元忠传》载元忠“曾贡世宗蒲桃酒一盘，世宗报以百练缣”，《北齐书·祖珽传》记载祖珽“出山东大文绫并连珠孔雀罗等百余匹，令诸妪掷樗蒲赌之，以为戏乐”。北周也在泾州、雍州各地分设织局令丞、司织中大夫、小司织上士以及缝工、雕工、韦工、玻工、毳工、绩工、织丝、织采、织枲、织组等各中士、下士，② 《南史·宋武帝纪》。
③ 《梁书·侯景传》。
④ 《陈书·宣帝纪》。
① 《魏书·高祖纪》。
② 《南齐书·魏虏传》。
③ 《魏书·高祖纪》。
④ 《隋书·百官志》。
以掌管各种织造业。
棉布据魏人孟康称：“闽人以棉花为吉贝”，大约福建早在汉代已种植棉花。《太平御览》卷八二○辑魏文帝诏曰：“夫珍玩所生，皆中国及西域，他方物比不如也，代郡黄布为细，乐浪练为精，江东太末布为白，故不如白叠子所织布为鲜洁也。”这里所谓白叠子所织布，当为西域生产的“白叠布”。由此可见，在三国之际，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所织棉布已传入中原。
南北朝时，棉布已广泛流行。高昌为产棉区，其都城在今新疆吐鲁番东南的哈喇和卓。1960 年，吐鲁番阿斯塔那309 号高昌时期的古墓葬中，出土了一种以大红、粉红、黄、白四色构成几何图案的织锦，为丝、棉混合物，残长37 厘米，宽25 厘米①。这个时期的墓葬中，也出土有纯棉纤维织成的白布，还发现了和平元年（西魏大统十七年，551 年）借贷棉布（叠）和锦的契约②。一次借贷叠布达六十匹之多，这种棉布显然是当地生产的。棉布和锦同被用作流通手段，可见棉布产量不会很少。《南史》列传第六十九也记载：高昌“其地高燥”，“寒暑与益州相似，备植九谷”，“多草木，有草实如茧，茧中丝细如 ，名曰‘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除吐鲁番外，于田一带也有了棉织品。1959 年，于田县屋于来克遗址的北朝墓莽中，出土了一块长11 厘米，宽7 厘米的蓝白印花棉布①。
印染三国时期的织物印染技术，是直接继承东汉的。根据许慎《说文解字》记载，东汉时已能染十四种以上的颜色。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古墓出土的大量锦绮，可以看到有大红、绛红、粉红、黄、淡黄、浅栗、紫、宝蓝、翠蓝，叶绿、白等颜色，色彩极为丰富。还值得一提的是，魏晋时，南京以染黑著称，所染黑色丝绸质量相当高，一般平民穿不起，大部为有钱人享用。晋代南京秦淮河南有乌衣巷，据称住在这里的贵族子弟及军士都穿黑色绸衣。南京出产的黑绸直到近代仍驰名中外。
① 武敏：《新疆出土汉—唐丝织品初探》：《文物》1962 年第7、8 期合刊。② 吴震：“介绍八件高昌契约”，《文物》1962 年，第7、8 期。
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丝绸之路——汉唐织物》，文物出版社。第四节采矿关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采矿技术，有关文献中只有一些简略的记载，如左思《魏都赋》曾提到一种“墨井”，从张载的注可知，墨井深八丈。唐李周翰的注称：“墨井，井中有石如墨”②。可见“墨井”就是采煤井。这表明西晋时中国已开凿了具有一定深度的煤井。煤井之下有巷道，有支撑顶板的木头和简单的排水机械。据《晋书》载：石虎因盗掘古墓而发现了一个久废的旧煤井，其中有支撑顶板的木垛和大量坑道水①。《南齐书·刘悛传》载“南广郡（令四川珙县西南）蒙山下有烧炉四所，又有古掘铜坑，深二丈”。陶弘景《本草经集注》谈到开采丹砂矿时说：“采砂，皆凿坎入数丈许”。南朝王韶之撰写的《始兴记》中，有一段关于开采银矿的较详细的记述，“英德、清远，其山传有银矿者。。其矿或红如乱丝，或白如草根，或衔黑石，或有脉，谓之龙口。循龙口挖之，浅者一、二丈，深者四、五丈，有焦路灶土然，斯矿苗也。又挖则矿见矣。由微而盛，盛而复微，或如串珠，或如瓜蔓；微则渐绝，绝复寻焦，焦复见矿，若焦已绝，则又盘荒也”②。王隐《晋书·地道记》载有开采金矿的两段文字。其一曰：“鄱阳乐安出黄金，凿土十余丈，披沙之中，所得者大如豆，小如粟米”。这是开采沙金矿。其二曰：“金乡县多山，所治名金山。山北有凿石为冢，深十余丈，隧长三十丈，旁却入为室三方。云得白免不葬，更葬南口，凿而得金，故曰金山。故冢今在，或云汉昌邑所作，或云秦时”③。这是偶尔发现的山金矿。
② 《四部丛刊·六臣注文选》第89 页。
① 《晋书·石季龙载记》。
②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
③ 《晋书·地道记》已佚，转引自王谟辑《汉唐地理书钞》，中华书局，1961 年版。第五节冶金三国曹魏，鉴于“盐铁之利，足赡军国之用”④，仍实行盐铁官营。《三国志·蜀志·王连传》载刘备任王连为司盐校尉，“校盐铁之利”，“有裨国用”，又设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①。引吴黄武五年（228）“采武昌山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皆是南钢越炭作之”②。
三国到南北朝时期的长期战乱，严重破坏了北方地区的社会经济。但由于军事和农业生产的需要，冶铁业仍具有一定规模，后赵、南燕在丰国、绳池、商山设有铁冶③。北魏时经济逐渐恢复，《魏书·食货志》记载：“其铸铁为农具兵刃，在所有之”，西至长安，东尽即墨，营造器中，必尽坚精，相州牵口冶（今河南濬县）尤以锻炼军刀著称。北周在夏阳（陕西韩城）设铁冶，“每月役八千人，营造军器”④。渑池北魏铁器窖藏共出土各类铁器60 多种，4000 余件，总重3500 公斤⑤。《梁书·康绚传》记述修筑浮山堰时，曾用东西二冶铁器数千万斤沉于堰所，可见北方和南方冶铁业都有相当的规模和生产能力。
北方人口和技术南迁，使南方地区的矿冶业进一步发展。西晋在安徽贵池和湖北武昌设梅根、和塘两冶。东晋在江南诸郡县设冶令和丞⑥。《晋书·庾亮传》记邓岳在广州“大开鼓铸，诸夷因此知造兵器”，所用技术是由浙江会稽郡传去的。南朝时，建康有左右冶，尚方有东西冶，扬州成为冶铸中心，上虞谢平和尚方匠师黄文庆号称中国绝手⑦。
铁范、生铁范铸术和铸铁柔化术等在汉代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百炼钢已相当成熟，魏、蜀、吴三国都用之锻制刀剑。曹操曾令工师制作“百辟利器”①，曹丕《典论·剑铭》说：“选兹良金，命彼国工，精而炼之，至于百辟”，制成的刀剑有美丽的纹理，文似灵龟，“采似丹露”，“理似坚冰”，“曜似朝日”。《太平御览》卷346 引《刀剑录》称：“蜀主刘备令蒲元造刀五千口，皆连环，及刃口刻七十二湅”。《古今注·舆服》称：“吴大帝有宝剑三。。一曰百炼，二曰青犊，三曰漏景”。陈琳《武军赋》称：“铠则东胡阙巩，百炼精刚”。《晋书》记述赫连勃勃命将作大匠比干阿利造五兵之器，“射甲不入，即斩弓人，如其入也，便斩铠匠，又造百炼刚刃为龙雀大环，号曰大夏龙雀”。由此可见，一些少数民族也已掌握这项技术，并用于铠甲和兵器制作。
此外，在制钢技术方面出现了新的突破。《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四十五“石部”引陶弘景语：“钢铁是杂炼生鍒作刀镰者”，这是最早明确记载用生铁和熟铁合炼成钢（即灌钢）的文献资料。东汉王粲《刀铭》：④ 《三国志·魏书·王修传》注引《魏略》。
① 《三国志·蜀志·张裔传》。
② 《太平御览》卷89 引陶弘景《刀剑录》。
③ 《晋书·石季龙载记》、《慕容德载记》。
④ 《周书·薛善传》。
⑤ 河南省博物馆：《渑池发现的古代窖藏铁器》《文物》1976 年第8 期。⑥ 《宋书·百官志》。
⑦ 《太平御览》卷六○五。
① 《太平御览》卷三四五引《内诫令》。
“灌辟以数”，晋张协《七命》：“乃炼乃烁，万辟千灌”，这些词句似乎表明类似的工艺在汉末、晋代已经出现。北齐的綦母怀文用灌钢法造宿铁刀，“其法，烧生铁精以重柔铤，数宿则成钢。以柔铁为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斩甲过三十札”②。“生”指的是生铁，“柔”指的是熟铁。先把含碳高的生铁溶化，浇灌到熟铁上，使碳渗入熟铁，增加熟铁的含碳量，然后分别用牲尿和牲脂淬火成钢。牲畜尿中含有盐分，用它作淬火冷却介质，冷却速度比水快，淬火后的钢较用水淬火的钢硬；用牲畜的脂肪冷却淬火，冷却速度比水慢，淬火后的钢比用水淬火的钢韧。由此可知，当时不但炼钢技术有较大的发展，淬火工艺也有了提高。灌钢法在坩锅炼钢法发明之前是一种先进的炼钢技术，对后世有重大的影响。
冶铸中的鼓风技术，也有了重大进步。三国时魏国的韩暨在官营冶铁工场中改进和推广应用水排，计其利益比马排、人排增加了三倍。这种鼓风水排，节省了人力、畜力，提高了生产效率，为后代广为流传使用。
这一时期的铜产地主要在河南、山东、四川、江苏、湖北等省。金、银、铅、锡也有一定开采量。据《魏书·食货志》记载，恒农郡（河南陕县）铜青谷矿每斗可得铜五两四铢，河内郡（河南沁阳）王屋山矿每斗得铜八两（含铜量约2。5～3。5％），长安骊山银矿每二石得银七两，白登山银矿（今山西大同）每八石得银七两（含银量约0。2～0。6％）。总的来说，有色金属的生产仍处于恢复和缓慢发展的阶段。
除青铜外，黄铜和白铜在此期间已有冶炼和使用。《太平御览》卷八三引曹魏钟会《刍荛记》：“秀生似禾，鍮石像金”。晋王嘉《拾遗记》说：以鍮石、珷块为隄岸”。梁宗懔《荆梦岁时记》称：“七月七日，是夕人家妇女或以金、银、鍮石为针。”这里的鍮石，即是现代的黄铜。至于如何炼得，尚待进一步研究。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说：“螳螂县因山而得名，出银、铅、白铜、杂药”，螳螂又作堂琅，即今云南会泽、巧家一带，这里的白铜当即指镍白铜。
② 《北史·綦母怀文传》。
第六节机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机械制造技术有了很大进步，并且出现了一位机械大师马钧。
马钧，字德衡，曹魏时扶风（今陕西兴平东南）人，是一位杰出的机械发明家。他的突出成就是改进织机和发明（或改进）翻车。据《三国志·方技传·杜夔传》注称：“时有扶风马钧，巧思绝世，傅玄序之曰：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为博士，居贫，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