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册)-第6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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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大画家东晋顾他之,就是卫协的大弟子。顾恺之善画人物,他画的人物,传神致妙、栩栩如生。谢安称顾恺之的画是“有苍生以来,未之有也”(《晋书·顾恺之传》)。他每画成人物,常数年不点睛。人问其故,他说:“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世说新语·巧艺篇》)他画人物很注意描写人物的特点。他“曾图裴楷像,颊上加三毫。观者觉神气殊胜”(《晋书·顾恺之传》)。他为谢鲲作像,把他画在岩石里。人问所以,他说:“谢云,一丘一壑,自谓过之。此子宜置丘壑中。”(《世说新语·巧艺篇》,下同)他要为殷仲堪画像。“殷曰:我形恶,不烦耳。顾曰,明府正谓眼尔!但明点童子,飞白拂其上,使如轻云之蔽日。”顾恺之的人物画,传世的只有唐初人临摹的《女史箴》图卷。这是世界名画中杰出的作品之一。
顾恺之画人物,也画山水。他的《雪霁望五峰》图,能干人物背景中扩大和强调山水的气氛。后世称顾恺之为“山水画的祖师”。
南朝前期,在绘画艺术方面,是人物画和佛教艺术的继续发展。人物画仍是盛行的,尤其是佛教人物画。山水画已有独立发展的趋势。
宋齐时期,绘画方面出了很多名家,其中最有名的,在宋有陆探微和宗炳等,在齐有谢赫等,梁有张僧繇等。宗炳画山水画,其他都是画人物的。陆探微,吴(今江苏苏州市)人。善画人物。张怀瓘说他画的人物肖像,“参灵酌妙,动与神会。笔迹劲利,如锥刀焉。秀骨清像,似觉生动,令人懔懔,若对神明”(《历代名画记》引)。谢赫《古画品录》把他的画列为上品,极为推崇。
谢赫也善于画人物。据说他“写貌人物,不俟对看,所须一览便归,操笔目想,毫发皆无遗失。丽服靓妆,随时改变,直眉曲鬓,与时竞新”(《历代名画记》引姚最《续画品》)。这可见他写生的意境和技巧都很高明。谢赫把绘画中的六法,归纳为一定的规律。六法是:(一)气韵生动,(二)骨法用笔,(三)应物象形,(四)随类赋彩,(五)经营位置,(六)传移模写。他宫于写实精神,根据自己绘画实践对绘画理论有所发展,对后代绘画也有很大的影响。谢赫所著《古画品录》,把魏晋以来的名画家二十七人分为六品,对于每人都详加评语,可以说是绘画批评的开山祖。绘画评论和文学评论都在三国两晋甫北朝特别是南朝产生的。
张僧繇是梁武帝时著名的画家。梁武帝时是南朝佛教的极盛时期,佛教寺院壁画也以梁时为最盛。建康更是佛教寺院壁画最集中的地区。僧郝骞的西行求法,僧迎佛陀、摩罗萨提等来中国,都将印度的壁画画法传入中国。印度的画法是晕染法。前此的中国画,是线条法,即高古琴弦画法。张僧繇吸取印度的画法,以彩色在画面上现示凹凸,为中国画法开辟了新天地,有这样一个故事,“建康一乘寺门上有扁额画,为张僧繇笔迹。其花形称天竺遗法、以朱及青绿成之,远望眼晕如有凹凸,故人称成寺为凹凸寺。”(《建康实录》)这种画法,是于线条以外,别施彩色,微分深浅,其凸出者施色较浅,凹入之处,傅彩较深,于是高下分明,有立体之势。这和中国原来的线条画法——高古琴弦画法,大不相同,是画法上的一大变。
张僧繇和顾恺之、陆探微被称为六朝画家中的三大家,他们的画各有特点。《画断》喻三人之画:“张得其肉(丰润),陆得其骨(清秀),顾得其神。神妙无方,以顾为最。”
晋宋之际,随着门阀世族喜欢游山玩水,喜欢山水诗,山水画也开始受到重视。刘宋时的宗炳就以画山水画出名。宗炳很喜欢游山涉水的,“每游山水,往辄忘归”,“好山水,爱远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晚年住在江陵,“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谓人曰: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宋书·隐逸·宗炳传》)。
宗炳著有《画山水序》,序曰:“今张绡素以远映,则昆、阆之形可围于方寸之内。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如是则松华之秀,玄牝之灵,皆可得之于一图矣。”(《历代名画记》引)
宗炳同代人王微和梁时萧贲,也是山水画的名家。萧贲“尝画团扇上为山水。咫尺之内,而瞻万里之遥;方寸之中,乃辨千里之峻”(《续画品》)。南北朝时期,北方也涌现出很多杰出的画家。北齐时有杨子华,当时称为“画圣”。北周时有田僧亮,他画“野眼柴车,称为绝笔”(《历代名画记》)。
从绘画发展史来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还是以人物画为主,山水画还在开始发展的阶段。
书法汉字书法,也是一门艺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书法家辈出。三国时有锺繇、蔡邕、刘德升、胡昭。西晋时有索靖、卫瓘、卫铄(世称卫夫人)。东晋时有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南朝有羊欣、孔琳之、萧思话、范晔、薄绍之、释智永等。这是魏晋南朝系统。
锺繇,曹魏时作过太傅。他的书法,兼善各体,尤精于隶、楷和行书。
唐代张怀瓘称他的书法“秦汉以来,一人而已”(《书断》)。
书法造诣最高的是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王羲之(321—379),字逸少,东晋琅邪临沂人,官至右军将军,人称王右军。他早年曾从卫夫人受笔法,后博采众长,创造了新体。他的书法为历代学书者所宗尚,对后世影响很大,被尊称为“书圣”。
王羲之的代表作有《兰亭序》,《黄庭经》等。现在所流传的《兰亭序》,大约是齐梁间人或唐初人所摹临的。
王羲之几个儿子都善书,而以献之的成就最大。父子二人书法齐名,世称二王。羊欣评献之的字“骨势不及父,而媚趣过(之”《书法要录》)。东晋南朝的书法宗二王,十六国、北朝则重钟繇、卫瓘。西晋末年,范阳卢谌、清河崔悦,都以书法著名,卢法锺繇,崔师卫瓘。卢、崔两家,世代以书法称显。北魏的书法,传自卢、崔两门。它们的特点是发展了汉魏这一系统的风格,笔力雄劲骏放,结体端庄古雅,有别于南朝二王的“流风迴雪”的韵情。在流传下来的敦煌写经和现在出土的北朝墓志中,我们还可看到北朝书法风格。
雕塑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雕塑艺术空前发展。这和佛教盛行、寺院林立、广开石窟是有密切关系的。这时期主要的雕塑艺术成就都集中在寺庙和石窟里。它受到印度艺术很深的影响。
东晋末年的戴逵,是著名的画家,画人物也画山水,同时也是著名的雕塑家,善于雕塑佛像。他曾为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市)灵宝寺雕无量寿佛一尊,前后费时三年,艺术上妙绝当时。
他儿子戴颐,也在雕塑方面有很大成就。时“宋世子铸丈六铜像于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治,乃迎颙看之。颙曰:非面瘦,乃臂肿肥耳。既错减臂肿,瘦患即除。无不叹服焉”
(《宋书·隐逸·戴颙传》)。
乐舞在音乐方面,这个时期对边区各族的音乐兼收并蓄。这是这一时期的特色。这些音乐是十六国至北朝后期自西域逐渐传来的,中间又经过几次演变。按其传入的顺序,先有天竺、龟兹、西凉等乐。天竺乐,是前凉张重华时自天竺传入的。龟兹乐,是前秦末吕光自龟兹传入的。西凉乐,是后凉、北凉时在龟兹乐的基础上,结合“胡、戎”音乐形成的。西凉乐,当时号为秦汉伎,而其所用“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其乐器声调,悉与书史不同”。在舞曲当中有于阗乐曲,其“杨泽新声、神白马之类,生于胡戎”。其来源杂有于阗、羌胡,不以龟兹为限,但与华夏却关系不多。北魏平定河西之后,把秦汉伎改称为西凉乐。龟兹乐的声调也有很多变化。北魏平定北燕和通西域之后,又输入了疏勒、安国、高丽等国的音乐。北齐时,龟兹乐盛极一时,乐工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之徒至有封王开府者,魏、周之际,西凉乐地位提高,取得国技的称号。北周武帝纳柔然皇后,输入了康国乐。周武帝时,有龟兹人苏祗婆,长于弹琵琶,传来七调和五旦。七调相当于中国宫、商、角、征、羽、变征、变官,五旦相当于十二律中的黄撞、太簇、林锺、南吕、姑洗等五均。隋代郑泽在苏祗婆的基础上,测定了其他七律的调声,更立七均,与十二律完全配合。律有七音,音立一调,故成七调十二律,合八十四调,纠正了多年以来太乐所奏乐律中的错误。这是中国音乐史上的一件大事。
舞蹈和音乐是密切联系的。三国两晋南北朝的舞蹈也有两个体系,一个是三国两晋南朝的体系,一个是十六国北朝的体系。
南北朝后期,有南北之分的音乐舞蹈趋于融合。这种融合,促进了音乐舞蹈的进一步发展①。
① 以上关于文艺部分,大量采用王仲荦《魏普南北朝史》。仲荦在世时,本卷主编曾请其撰写这一部分。未能实现,而仲荦去世,曷胜悼念。
第六节中外文化的交流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外文化的交流,比秦汉时期有显著的发展。西方的大秦(罗马帝国和拜占廷帝国),西亚的波斯(萨珊王朝),中亚的大月氏(贵霜王朝)和昭武九姓诸国,南亚的五天竺诸国(包括有名的笈多王朝),师子国(斯里兰卡),都通过陆路或海路与当时的中国发生关系。它们的使者、商人、僧侣和求法者,不断前来,从而各地的物资得到交换,科学技术和艺术、宗教也得以交流。中外文化交流,无论对中国和有关的各国,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中外人员的往来据近人研究,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同西域、南海诸国的关系,普遍都加强了。这所谓“西域”,按习惯的用法,系指葱岭东西极为广大的地区。我们现在所说的西域,是指葱岭以西,不包含葱岭以东的新疆在内。专就中国同葱岭以西诸国的关系来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也较以前发展。三国时期,魏鱼豢所著《魏略》,有《西域传》,相当详细地介绍了大秦的情况,反映了当时人对大秦的了解。孙权于黄武五年(226)派遣朱应、康泰等人出使扶南(今柬埔寨),开辟了中国与南海的交通。
魏明帝太和三年(229),大月氏王波调遣使通魏,魏以波调为亲魏大月氏王。(见《三国志·魏明帝纪》)齐王芳景初三年(239)二月,西域重译献火浣布。(见《三国志·齐王芳纪》)大月氏王波调即贵霜王朝国王韦苏特婆二世(Vasudeva Ⅱ)。《三国志》对大月氏无专传,《南州异物志》称:“在天竺北可七千里,地高燥而远,国王称天子,国中骑乘数十万匹,城郭宫室与大秦国同。人民赤白,便习弓马,土地所出及奇玮珍物,被服鲜好,天竺不及也。”(《史记·大宛列传正义》引)这可补《三国志》的不足。朱应、康泰出使之后,南海各国纷纷与孙吴通使。扶南、占城、堂明诸王,于黄武中各遣使奉贡。扶南王范旃千赤乌六年(243)遣使献乐人及方物。(《三国志·孙权传》)康泰诸人的足迹,大约已经到了马来半岛的南端,对于印度支那半岛、爪哇、苏门答腊,乃至天竺和大秦,都有一定的了解。大秦商人秦论的东来,反映了海路的疏通。
当时全国的通都大邑,洛阳、建业、成都、交州、广州、敦煌、长安等地,都有外国人居住。《三国志·吴志·士燮传》称燮兄弟在交州一带“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每当出行之时,“车骑满道,胡人夹毅焚烧香者常有数十”。这里不但有南海商人,也有西域贾胡。魏明帝凉州刺史徐邈、敦煌太守仓慈等人,提倡中外贸易。他们拨出专款,收购本地物资,与贾胡进行交易。《三国志·徐邈传》称:“支度州界军用之余,以市金帛犬马”,就是这个意思,仓慈对于要赴洛阳的贾胡,发给“过所”(通行证或护照),对于在当地交易的贾胡,则由官府收购其物资,以官府所有的物资和他们交易。
在南北朝时期,北魏的平城,已与粟特、普岚(即拂菻)及昭武等国人来往。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和葱岭以西及五天竺各国都发生联系。萨珊王朝和瘦多王朝都经常与魏通使。称霸中亚的嚈哒与北魏的关系尤为密切。南朝通过今四川青海一线和西域各国取得联系,更从海上与扶南、阇婆、师子国、中天竺通使。中外人员的往来,北朝以北魏末年为极盛,洛阳城中“有百国沙门,西域远者,乃至大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