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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节

07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册)-第6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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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艺术魅力。
  正始文学正始时期(240—248),玄学兴起。玄学反映到文学领域里,出现了玄言诗。这时政治斗争残酷,有些玄学中人物如嵇康、阮籍,内心都有苦处,他们的诗还是有感情,有内容的。故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说:“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惟嵇旨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刘勰的理解是对的,嵇康、阮籍虽然也是玄学中人物,但他们的诗却有感情,有内容,不是空洞无物的谈玄说道。正始年间,是魏晋政权的递嬗时期,曹氏、司马氏政治斗争激烈,司马氏残酷地杀害了党于曹氏的文人志士。阮籍、嵇康都是党于曹氏一方的人。嵇康被杀。阮籍嗜酒放达而内心却是苦痛的。这些思想感情,自然反映到他的诗文里去。阮籍有《咏怀诗》八十二首,其中一首《夜中不能寐》: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鸣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诗是心声,《咏怀诗》反映了阮籍内心的苦闷。
  嵇康的性格是矛盾的。他一方面恬静寡欲崇尚老庄,一方面却又疾恶如仇,刚强任使。他的性格气质自然会在他的诗里得到反映。有些诗如《酒会诗》表现清逸脱俗的思想,有些诗如《幽愤诗》又表现了愤世疾俗的感情。西晋文学正始以后,直到两晋之际,玄言诗是主流。《诗品·总论》说:“永嘉贵黄老,祖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诗作既然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他们便转而追求形式。《文心雕龙·情采篇》评西晋的作品是:“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情是内容,文指形式。这就是说不注意内容,但追求形式,走向形式主义道路。太康中有所谓三张(张华、张载、张协)、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尼、潘岳)、一左(左思),号为文章中兴。其实除左思外,一般成就都不高。
  左思的代表作是《三都赋》,当时名家如皇甫谧、张载、刘逵等为之作序作注,都评价甚高。“于是豪贵之家,竟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晋书·文苑·左思传》)。其实,左思的诗要比他的赋好。左思出身贫寒。后来左思的妹妹为晋武帝贵嫔,但这似乎并没有抬高左家的社会地位。左思的诗里对社会门第充满了愤恨不平。他写过八首《咏史》诗,对“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之愤恨不平,溢于言表。他还说:“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他蔑视权贵,说:“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他豪气昂然地说:“被褐出闾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左思的豪气和意境,跃然纸上。
  另外还有傅玄,他的诗反映社会实际,在当时是有现实意义的。特别是几首反映妇女问题的诗,如《豫章行·苦相篇》、《秋胡行》和《秦女休行》,或写妇女的受欺凌,或写爱情的坚贞,或写妇女的刚烈,都有较高的艺术成就。
  被《诗品》称作“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的刘琨,在西晋末年屯守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和刘聪等相持,后因失败被害。死前有《重赠卢湛》诗云: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
  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
  朱实陨劲风,繁英落素秋。
  狭路倾华盖,骇驷摧双辀。
  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这表现了他的效忠国家而又壮志未酬的郁积悲怆的感情。这种悲壮风格是西晋诗中少见的。
  东晋南朝的玄言诗和山水诗东晋前期,文学方面比较消沉,没有伟大的作家和作品。正像锺嵘《诗品·总论》所说:“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这里所说“诗皆平典似道德”,指的正是玄言诗。
  东晋初年的诗人,只有郭璞可述。他的诗富于文采,代表作是《游仙诗》。托名游仙,实是表示对现实不满。李善注解说:“凡游仙之篇,皆所以滓秽尘网,锱铢缨绂,瘡霞倒景,饵玉玄都。而璞之制,文多自叙,虽志狭中区,而辞无俗累。”(《文选》卷二一郭景纯《游仙诗》七首解题)郭璞的诗,可以看作阮籍、嵇康、刘琨、左思一流派。他生在两晋之际玄学盛世,思想里难免受有玄学的影响,但他的诗有内容有感情,语言鲜明生动,不是“平典似道德经”的玄言诗。
  东晋后期,山水诗兴起。到了南朝宋初,山水诗大盛,玄言诗衰落。《文心雕龙·明诗篇》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山水诗兴起的背景是:过江世族居住东土会稽,境地含山临海,河流纵横。出身名家的公子文学之士,闲暇无事,可以邀游山水。兴之所至,发之为诗,于是山水诗出。最有名的山水诗人是谢灵运。
  晋末宋初,文学造诣高的有陶渊明、鲍照、谢灵运、颜延之。鲍照的文学造诣要比谢灵运、颜延之为高。
  陶渊明(365—427),字元朗,后改名潜。东晋大司马、荆州牧陶侃的曾孙。但陶渊明这一支,到他父亲时就没落下来。中年时期,陶渊明曾作过几任小官。义熙以后,便不再作官,终老田园。
  陶渊明一生,尤其是晚年,生活是相当穷苦的,有时甚至连饭也吃不饱。他的诗句中就有:“弱年逢家乏,老来更长饥”,“菽麦实所羡,熟敢慕甘肥”,“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
  陶渊明少年时受过儒家教育。他的《饮酒》诗有:“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可证。他也曾有一定的政治抱负,他的《赠羊长史》诗有:“贤圣留余迹,事事在中都。岂忘游心目,关河不可逾。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闻君当先迈,负痾不获俱。”义熙十三年,刘裕伐后秦,破长安,江州刺史左将军檀韶遣长史羊松龄去关中称贺,渊明作此诗以送之。诗中流露出他对收复关中的高兴心情。由于政治形势的动荡,官场的腐败,他才意志消沉,辞官归隐田园。
  渊明的诗,以田园生活为题材,也都表现出闲适恬静不慕荣利的意境。
  这可以他的《归田园居》诗一首为例:少无适俗韵,性本爱山丘。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归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簷,桃李罗堂前。
  暖暖远人村,依依虚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位田园诗人,不喜欢战争、压迫和剥削。他理想的社会是人们可以过着安居乐业的太平生活的社会。他大约听到过流亡逃户所建立的村社生活的一些传说,他就空想了一个桃花源社会。在这个桃花源社会里,“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桃花源》)这首诗反映当时农民的理想。
  谢灵运(385—433),是东晋名将谢玄的孙子。王、谢两家是东晋南朝地方上最高的门阀世族。“灵运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宋书·谢灵运传》,下同)谢灵运喜爱山林生活。他家在始宁县(今浙江上虞县西南)“有故宅及墅”,“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他在会稽“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寻山陟岭,必造幽峻。”他“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今浙江临海县西南),从者数百人。临海太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徐知是灵运,乃安。”这种山水生活,孕育了他的山水诗。谢灵运写诗,注重字句的雕凿。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评论宋初的文风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老庄告退,而山林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另一评论家锺嵘在《诗品》里评论说:“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胜,富艳难纵。”两人对谢灵运的诗都是推崇的。但他们所说的,都是谢灵运在文字上下工夫,不是诗的内容。谢灵运、陶渊明都写五言诗。陶渊明写田园生活。透过田园生活吐露出自己的真实感情,他的诗可以说文情并茂。谢灵运写山水,太注意文字技巧,伤害了内容。这是同他的优裕生活分不开的。
  颜延之(384—456),是和谢灵运同时的人。祖籍琅邪临沂,移居建康。少孤贫,好读书,“文章之美,冠绝当时”(《宋书·颜延之传》)。颜延之诗的缺点,一是喜用典故“弥见拘束”(《诗品》卷中),二是太注意文字雕饰。他的诗比谢灵运更注意文字的雕凿,更加局促于绮语浮词。他问鲍照,他的诗和谢灵运的诗比起来如何,鲍照说:“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如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铺锦列绣”、“雕缋满眼”,形象化地指出了颜诗形式上的优点,也就涵蓄地指出了内容上的缺点。
  宋初的作家,能够一扫只注意形式之风,不在文字词藻方面苦求雕琢,而以矫健之笔抒写自己感情的,只有鲍照。
  鲍照,因为出身门第低微,总是被看不起而受压抑。文学上也不为当时所重视。锺嵘《诗品》感叹地说:“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淹当代。”他的诗总反映出一种怀才不遇和对现实不满的愤懑情绪。
  无论从文学技巧还是内容来看,鲍照的诗确是高出他同代的一些诗人。
  唐代伟大诗人杜甫曾称赞他是“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把他与李白、庾信并称。他的诗对唐代诗人如李白、高适、杜甫等都有很大影响。鲍照的作品,以乐府诗为多。他的诗现存的约二百首,其中八十多首是乐府诗。
  永明体南齐时,出现了“永明体”的诗。齐竟陵王子良周围聚集了许多文人,其中沈约、谢跳等八人尤为竟陵王子良所重,号为竟陵八友。谢脁最长于诗。谢朓的诗,与谢灵运一样也写山水。但他的诗风清新流丽,与谢灵运精雕细刻不同。
  南齐文人极讲究音韵声律。他们把五言诗推向律诗。他们的诗称为“永明体”。《南齐书·陆厥传》:“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四声是沈约首先提出来的。他和谢朓又把它应用到诗里去。
  永明体开创了六朝诗的新风格,被称为新体诗。
  宫体诗宋齐诗人讲究文字技巧,描写山水,而内容感情却是空虚的。梁武帝时期,南方长期粗安,门阀贵族生活由安逸更趋腐朽堕落,华侈颓糜。反映到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去,于是产生了宫体诗。
  宫体诗的创制者是梁武帝的儿子萧纲(即简文帝)和他周围的文人徐陵、庚信之徒等。萧纲先是太子,后是天子,所以由他和他周围的文人兴起的诗体就被称作宫体诗了。宫体诗比永明体诗更加辞藻绮丽,而内容更加颓废,以描写色情为主。《北史·文苑传序》载:“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清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也。”
  陈时,宫体诗仍在继续发展。徐陵入陈以后,仍是宫体诗的主将。他们的诗,都是冶艳的,充满了色情的刻画。陈后主也好为艳体。亡国之音,直唱到亡国。侯景乱时,庾信奔江陵,依梁元帝萧绎。出使西魏。梁亡,留仕西魏、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所以世称庾信为庾开府。他的诗以出使西魏分前后两期。前期诗,是宫体诗靡靡之音;滞留北方以后,怀念江南故国,诗多伤感、沉痛、悲观之作。
  南北朝时期的民歌南北朝时期,起自民间的新的乐府诗歌即民歌发展起来。无论南方或北方,民歌都很发展,成为南北朝时期突出的文学表现。
  南北方民歌的色彩和情调有鲜明的不同。南方的民歌,以缠绵婉转为特色;北方的民歌,以激昂慷慨为特色。南方民歌的内容,多是描写爱情;北方民歌的内容,恋歌之外,又有牧歌、战歌等等。
  南方的民歌,主要分为吴声歌和西曲歌。吴声歌是长江下游吴地的民歌,西曲歌是长江中游荆湘一带的民歌。《宋书·乐志》称“吴歌杂曲,并出江东,晋宋以来,稍有增广。”《乐府诗集》卷四四:“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又卷四七,“西曲歌,出于荆、襄、樊、邓之间。”建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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