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册)-第1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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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州境内居住着许多少数族。先后割据益州的政权，无不使用少数族充兵。《三国志·蜀志·刘二牧传》注引《英雄记》：“刘焉起兵，不与天下讨董卓，保州自守。。。董卓使司徒赵谦将兵向州，说校尉贾龙，使引兵还击焉，焉出青羌与战，故能破杀。”胡三省注：“青羌、亦羌之一种。”（《资治通鉴》卷七一、明帝太和二年胡注）青羌以勇悍能战闻名于世，后诸葛亮平南中，“移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华阳国志·南中志》）。
嘉陵江畔世居板楯蛮，又称寳人。应邵《风俗通》：“巴有賨人，剽勇，高祖为汉中王时，阆中范目说高祖募取賨人定三秦。”东汉时常召賨人入伍，号为“神兵”（《华阳国志·巴志》）。刘璋以庞羲为巴郡太守，“羲以宜须兵卫，辄召汉昌賨民为兵”（《华阳国志·公孙述刘二牧志》）。益州境内臾人分布甚广。《尚书·牧誓》孔颖达正义说：“臾者，汉世西南之夷。。蜀夷之别名。”又说：“后汉书兴平元年马腾刘范谋诛李傕，益州牧刘焉遣臾兵五千助之。”建安十年（205 年），刘璋闻曹操将征荆州，遣使致敬；十二年，“璋复遣别驾从事蜀郡张肃送臾兵三百人。”以后蜀汉政权的军队中亦有不少賨、臾之兵①。
刘备在中原逐鹿时，军中即有“幽州乌丸杂胡骑”。章武二年（222） 刘① 诸葛亮：《后出师表》：“自臣到汉中，中间朞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自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说，非一州之所有。”此表的真伪历来有争议，但蜀军中有賨叟之兵可信。
备征吴，“遣侍中马良安慰五溪蛮夷，咸相率响应”（《三国志·蜀志·先主传》）。诸葛亮执政行，为了扩充兵力，广取少数族民众为兵。《华阳国志·巴志》涪陵郡条：“涪陵郡，巴之南鄙。。多獽蜑之民。。汉时赤甲军常取其民。蜀丞相亮亦发其劲卒三千人为连弩士，遂移家汉中。”《华阳国志·蜀志》：“邛都县，郡治，因邛邑名也。邛之初有七部、后为‘七部营军’，又有‘四部斯儿’。”如即为邛都夷兵。《三国志·蜀志·张嶷传》注引《益部耆旧传》：“平南事讫，獠柯兴古獠种复反，（马）忠令嶷领诸营往讨，嶷内招降得二千人，悉传诣汉中。”蜀汉政权对这些獠民的处置方式与青羌迁蜀、涪陵夷迁汉中完全一样，自当照例组成像“飞军”、“连弩士”那样的少数族兵。同书张嶷本传载，嶷为越隽太守，“北激捉马最骁劲，不承节度”，嶷示以恩威，捉马降服，“种落三千余户皆安土供职”。这些安土供职的捉马夷，自然要像南中其他夷民一样承担“供出官赋，取以给兵”（《三国志·蜀志·谯周传》）的义务，因而蜀军中还当有捉马夷兵。
两晋南朝，少数族兵的使用十分普遍。据《晋书·段的传》载段的陈时宜：“昔伐蜀，募取凉州兵马、羌胡健儿，许以重报，五千余人，随艾讨贼，功皆第一。”又说：“臣前为西郡太守，被州所下己未诏书：‘羌胡道远，其但募取乐行，不乐无强。’且被诏书，辄宣恩广募，示以赏信，所得人名即条言征西。。。是以所募感恩利赏，遂立绩效，功在第一。”《华阳国志·大同志》“（咸宁五年）冬，十有二月，（王）濬因自成都帅水陆军及梁州三水胡七万人伐吴。”《晋书·河间王颙传》，“范阳王虓遣鲜卑骑与平昌博陵众袭河桥。”同书《惠帝纪》：“（东海王）越遣其将祁弘、宋胄、司马纂等迎帝。。。弘等所部鲜卑大掠长安，杀二万余人。”东晋末，刘裕灭南燕，“纳口万余，马二千匹”（《宋书·武帝纪》）。此后，刘裕军队中就有了鲜卑兵。《宋书·朱龄石传》：“（卢）循选致死之士数千人上南岸，高祖遣龄石领鲜卑步稍，过淮击之。”同书《刘敬宣传》：“卢循逼京师，敬宣分领鲜卑虎班突骑，置阵甚整，循等望而畏之。”卢循义军中也有少数族兵士。义军主要将领徐道覆以始兴（郡治曲江，今广西韶关市）为据点，其部下多为“始兴溪子”（《资治通鉴》卷一一五安帝义熙六年）。溪子，即傒人。刘宋政权多次征伐蛮族，掠夺人畜，仅沈庆之前后所获蛮人达二十余万，并将俘降的蛮人“并移京邑，以为营户”（《宋书·沈庆之传》）。同书《沈攸之传》：“（攸之）又随（沈）庆之征广陵，屡有功。。世祖以其善战，配以仇池步稍。”仇池政权为氏人政权，元嘉二十五年（448），仇池公杨文德为北魏所攻，奔宋。后荆州刺史刘义宣反叛，杨文德以不附和见杀，余众仍留于刘宋军中。因此，配属沈攸之的仇池步稍乃氏族兵。《南齐书·刘怀珍传》：“（沈）攸之围郢城，怀珍遣建宁太守张谟、游击将军裴仲穆（统）蛮汉军万人出西阳，破贼前锋公孙方平军数千人，收其器甲。”同书《蛮传》：“蛮俗衣布徒■，或椎髻，或剪发。兵器以金银为饰，虎皮衣楯，便弩射。”蛮人骁勇善战，南齐统治集团大量使用蛮族士兵是十分自然的。梁陈承宋齐之制，多取蛮族人为兵。《梁书·徐文盛传》：“大同末，以为持节，督宁州刺史。先是，州在僻远，所管群蛮不识教义，贪欲财贿，劫纂相寻，前后刺史莫能制。文盛推心抚慰，示以威德，夷獠感之，风俗遂改。太清二年，闻国难，乃召募得数万人来赴。”宁州是爨人聚居区域，徐文盛募兵数万，主要成分当然是爱人。《陈书·周文育传》：“新吴洞主余孝顷。。子公飏。。领五百人伪降。。文育囚之，送于京师，以其部曲分隶众军。”《隋书·焦国夫人传》：“谯国夫人者，高凉洗氏之女也。世为南越首领，跨据山洞，部落十余万家。夫人幼贤明，多筹略，在父母家，抚循部众，能行军用师，压服诸越。。梁大同初，罗州刺史冯融闻夫人有志行，为其于高凉太守宝娉以为妻。。。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违。”高凉世居俚人①，洗氏当为俚族豪酋。冯洗联姻之后，威镇岭表，冯氏藉以统治的武装力量中，有相当部分由俚人组成。
① 《南齐书·祥瑞志》：“永明三年，越州南高凉俚人海中网鱼，获铜兽一头，铭曰：“作宝鼎，齐臣万年子孙承宝。”
第九节北方少数族政权的集兵制度东汉以来，我国西、北部边疆地区的少数族大量内迁。内迁各族与汉族杂居，受到汉族封建政权的严密控制，“单于恭顺，名王稽颖，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三国志·魏志·梁习传》）。这些少数族在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的影响下，逐步走上封建化和民族融合的轨道。但是，内迁各少数族民族意识的消泯不是朝夕能够完成的；他们原来那种建立在种族血缘基础上的部族组织并未完全破坏，这种社会组织结构对本族民众仍然具有相当强烈的约束作用。曹操分匈奴之众“为五部，部立其中贵者为帅”（《晋书·匈奴传》）。氏族久已成为皇朝的编户齐民，而苻洪祖上“世为西戎酋长”，洪父怀归为“部落小帅”（《晋书·苻洪载记》）；石勒虽家境贫寒，但他“部落小率”的地位仍然得到羯族人的尊重；其父“每使勒代己督摄，部胡爱信之”（《晋书·石勒载记》）。汉族统治阶级对内迁各少数族的剥削和奴役，促使他们竭立维护民族意识和本族原有的社会组织结构，作为凝聚种人力量，保护本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手段。西晋末大乱，内迁各族上层分子纷纷以本族人为核心组织武装力量，原有的部族组织结构为此提供了方便。因此，少数族豪酋起事时组建军队的方式，具有突出的部族兵制的特点；本族民众中凡是胜兵的男子，均须操戈作战。刘渊起事，靠“招集五部”（《晋书·刘元海载记》）；乞伏国仁起事，靠“招集诸部”（《晋书·乞伏国仁载记》）；沮渠蒙逊起事，凭藉“宗姻诸部”的力量（《晋书·沮渠蒙逊载记》）。
各少数族不仅在起兵时组建军队的方式具有突出的部族兵制特点，在建立政权后，这种特点仍然保存下去，尽管不同民族保存此种特点的方式和程度不尽相同。《晋书·刘聪载记》：“于是大定百官。。置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余万，万户置一内史，几内史四十三。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足见刘聪政权对“六夷”实行的是军事编制的形式，具有部族兵制的明显特征。同书《苻坚载记》：“坚以关东地广人殷，思所以镇静之，引其群臣于东堂议曰：‘凡我族类，支胤弥繁，今欲分三原、九嵕、武都、济、雍十五万户于诸方要镇，不忘旧德，为磐石之宗，于诸君之意如何？’皆曰：‘此有周所以祚隆八百，社稷之利也。’”苻坚令氏人分镇四方，实际上是依靠本族人组成各重镇镇压力量的中坚。《历代兵制》卷五：“（秃发）利鹿孤自以为抗衡中夏，建都立邑，难以避患，于是处晋民于城郭，劝课农桑，以供咨储；师国人以习战射，弱则乘之，强则避之。盖居者专耕、出者专战，自此始矣。”鲜卑拓跋氏虽入主中原，且有孝文帝改革之举，但拓跋鲜卑原有的部族兵制一直保留下来。孝文迁洛，除随迁的拓跋部上层分子成为洛阳宫廷权贵外，并“以代迁之士，皆为羽林，虎贲”（《魏书·高祖纪》）。及至魏末，朝中尚有“宗子羽林”、“望士队”（《魏书·官氏志》）等以拓跋氏近亲及部民为主体的侍从军。魏分东西以后，由六镇和洛阳鲜卑组成的所谓“六坊之众”（《隋书·食货志》）大多数归于高欢。高欢每令军士，“语鲜卑则曰，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其语华人则曰，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资治通鉴》卷一五七·武帝大同三年）足见东魏鲜卑之众，专以战争为事。齐文宣帝受禅即位后，“六坊之内徙者，更加简练，每一人必当百人，任其临阵必死，然后取之，谓之百保鲜卑。”（《隋书·食货志》）
西晋末战乱之际，少数族民众往往聚集在豪酋周围，组织军队，形成一个拥有武力的集团。不少汉族及处于游离状态的其他少数族民众，常常依附于这样的集国，寻求保护，成为豪酋控制下的依附人口。石虎徙秦雍民及氏羌十余万户于关东，以苻洪为“流民都督”（《晋书·苻洪载记》）；姚弋仲东迁，“戎夏繦负随之者数万”（《晋书·姚弋仲载记》）。苻洪、姚弋仲对本族人而言，是部酋；对汉民和其他少数族，则为封建领主。他们以种人为基干力量组织军队，体现了少数族部族兵制的传统，同时又简选依附于本集团的汉族及其他各族民众的精壮充兵，又具有汉魏以来部曲私兵制的特征。这种少数族部族兵制和汉族之部曲私兵制同时采用，是入居中原的少数族封建化进程中十分自然的现象。
刘渊以匈奴五部起兵，说：“今见众十余万，皆一当晋十，鼓行而摧乱晋犹拉枯朽耳。”（《晋书·刘元海载记》）这是指匈奴部众而言。不久，“上郡四部鲜卑陆遂氏、氏酋大单于征、东莱王弥及石勒等并相次降之，元海悉署其官爵”。招降纳叛以为兵，不是匈奴部族兵制的传统，而是战乱时期汉族封建统治者常使用的集兵方法。《晋书·石勒载记》：“元海命勒与刘零、阎罴等七将率众三万寇魏郡，顿丘诸垒壁，多陷之，假垒主将军、都尉，简强壮五万为军士。”像这样料简精壮充兵，也是魏晋以来汉族政权常用的一种集兵方式。
少数族政权在中原建立了相对稳固的统治之后，除不同程度地保留本族部族兵制的传统外，杂采汉制，用征、募等比较规范的方式集兵。《晋书·石季龙载记》载，石虎欲讨慕容皝，“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复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邺城旧军满五十万”。同书又称：“季龙将伐辽西鲜卑段辽，募有勇力者三万人，皆拜龙腾中郎。”同书《慕容携载记》：“ 于是复图入寇，兼欲经略关西，乃令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