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唐德刚)-第3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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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在人文和自然环境上还有一个有趣的特点。那便是自梧州上溯，凡住于西江流域的人民都说“粤语”（广东话）；而住于桂江两岸的，则说“桂林官话”。说这两种不同语言的也难免有其不同的地域观念。
上述种种也都为有能力有魄力的野心家提供条件，使他们能因时、因地而掌握其特性，组织群众，揭竿而起。
洪秀全是一位科场失意、能说粤语的客家人。他在花县是一位被歧视的汉族中的少数民族。所以在花县他是不会有太多的群众的。加以花县地邻广州，居民的文化和经济水平都相当高。洪先生想搞点“妖言惑众”、“带功讲座”，也是不太容易的。可是他如跑到地瘠民贫，客家聚居的广西西江两岸的贵县、桂平紫荆山、金田村一带，那洪先生就可称圣称贤、称王称霸，如鱼得水了。
一口通商和“五口通商”的经纬
洪秀全造反还有一个那时代所特有的经济背景。
洪氏起义金田是在“鸦片战争”结束的八年之后。在结束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缔结之前，中国所搞的“外贸”制度，原是“一口通商”。全国货物——如苏杭宁的丝绸，江西的瓷器，福建的红茶、漆器，安徽的绿茶，长江下游的棉纺织品等等——销行欧美海外，都是要翻山越岭，通过广州“一口”去漂洋过海的。欧美南洋商品——如美洲的金银，英国的呢绒、钟表（且看北京故宫的“钟表馆”）和后来的鸦片，美商所运入的檀香、人参（所谓“西洋参”有别于东北产的“高丽参”）、皮货等等，乃至南洋产的珍禽异兽、犀角象牙……也都是通过广州逆流而行畅销于内地的。中外商家要搞“外贸”都要在广州一口去参加变相的“广交会”。中方出口贸易则由专搞出口的“公行”（大致有十二三个独立商号，如上述浩官）加以垄断：番禺《竹枝词》所谓“金钱堆满十三行”是也。
来华贸易外商则各有“夷馆”，长期划界居留，各营其利。中国管制外贸关卡，则有所谓“粤海关”，年入正税约在八十万两上下（税收略次于长江中游的“九江关”）。粤海关不属于“户部”（今之财政部），而直辖于“网务府”，是皇帝的私产。关税收入作为北京禁城的“维修费”。
【附注】满清皇帝是不能乱花钱的。他是个“制度”（institution）。国家为维持这个institution是有其一定预算的。中国的皇帝是“中央集权文官制”中，最高级的“官僚”。他不是个“寡头独裁者”。清末女主当权，叶赫氏破坏了这个制度。她因此亡了夫家，也报了娘家的世仇，才成为亡国之后的。
我国当年“广交会”的贸易额是可惊的。在伦敦、纽约等现代港口兴起之前，广州可能是独步世界的大都市，和中世纪的泉州不相上下。
泉州在中世纪欧洲和伊斯兰史上号称“四桐市”（Zayton），以其四周有巨桐四株也。余年前访古四桐，瞻拜郑和行香遗迹，登临唐代古塔，觅四桐而不见，然其海天形势迫人，固古今无殊也，嗣趋番禺，偕内子投宿于“白天鹅宾馆”之最高层，俯视香江，见粤海之胜；想中国近代史上多少英雄人物：林则徐、伍敦仁、孙逸仙、蒋介石、李宗仁、毛泽东、赵紫阳……均逝于足下。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能不感慨系之。
其中浩官伍氏一家于上一世纪四〇年代之破产衰败，即关乎本文阐述之主旨。盖《南京条约》（一八四二）之后，通商扩及五口，上海乃扶摇直上，顿成五口之王。全国外贸进出中心移往长江下游。广州十三行垄断结束，生意一泻如注，改业乏术，便沦于破产。
十三行破产不打紧。要紧的是广州的衰落；广州衰落不打紧，要紧的是靠它生意吃饭养家的千千万万，翻山越岭，摆渡撑船的搬夫船夫。他们因广州之衰落而失业。则妻儿嘵嘵，如何是好？
广州“腹地”居民，尤其高居南岭深山的客家同胞，和东西江的船民。由于广州衰落而失业的严重情况，我国近代经济史家，和专攻“太平天国”的专业史家，至今还没有统计出精确数据（data）。但是也没有史家可以否认其时失业问题之严重，盖失业问题可于相关都市贸易量之起落而推算之也。吾人试想：今日熙熙攘攘之台北，股市如一旦崩溃，“泡沫”瞬息消失，则本市靠计程之车，左举之手（餐厅服务员）为生者，将如何得了。类推之，可揣其大略也。广州当年那宗“泡沫经济”（bubbleeconomy），就是这样衰败下去了。一旦衰败下去，则众口嘵嘵，怨气冲天，就替我们“洪先生”制造造反的基本队伍了。事实上洪氏在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在金田起义时的六位开国元勋，洪氏之外，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虽出身各有不同，其为失业农民领袖则一。
他们都是一批“苟富贵、毋相忘”的陈胜、吴广。有的（如洪如杨）或许更是具有“特异功能”，能与“上帝”通话的土宗教组织家如张角、严新者流。一旦信徒蚁附，法号严明，面对着一个瘫痪无能的政府，恶贯满盈的社会，他们就密谋造反了。这就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具体背景。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前例也是找不完的。至于他们的“蓄发易服”号称“长毛”，也不过是一种传统形式而已。盖满清入关之初，颁薙发易服之令，曾遭到汉民族的激烈抵抗。但是在“留发不留头”的严令之下镇反肃反搞了两百年，我们也就阿Q一下，“男降女不降”了。“男降”者留头不留发也；“女不降”者，管你满虏大脚，我仍爱其“三寸金莲”也。
可是中国毕竟太大。尽管你“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也吓不倒我们那躲在南岭深山里的“客家”同胞。他们反其道而行，偏要搞个女降男不降。女降者，客家妇女与满洲姐妹认同，大家都保留了“天足”（客家不裹小脚）；男不降者，保留了明代衣冠——蓄发道袍。蒙上帝恩召时，亦毋需像一般“生降死不降”的汉族弟兄去“翘辫子”也。
这便是我们“太平天国”君臣，“长毛”佳名的所以然；也是太平宫廷“满朝朱紫”的服式的来源。
曾国藩兄弟打垮了“长毛”，他们也毁弃了“上国衣冠”。马君武诗人说：“百看不厌古时装”。太平之后，这种“古时装”，就只有让一些京戏伶人和票友仕女，穿着到舞台上去过瘾了。
“太平天国”兴亡年表
“太平天国”是个大题目，剪裁不易。但是洪秀全究竟是一朝天子。太史公如复生今日，洪传亦应以“本纪”出之。拙著只拟略述之。在评其得失之前，本篇且列个简单的年表，以志其兴亡岁月如后：
一八一四年一月一日（清嘉庆十八年癸酉，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生于广东花县。生肖属鸡。家境贫寒。
一八二九（道光九年己丑）：秀全十六岁，赴广州应试落第。
一八三二：秀全十九岁，广州再落第。在街头收到宣传基督教小册子粱亚发著《劝世良言》，末读、藏之。
一八四三：秀全三十岁。洪老童生在广州三度落第。返家沮丧。卧病、“升天”见“上帝”和“耶稣”。始读《良言》。
一八四四：秀全三十一岁。与冯云山往广西贵县传基督教。
一八四七：秀全三十四岁，赴广州投美教士罗孝全（I。J。Roberts）受教义，为同门教徒排挤，末受洗而归。再往广西桂平、紫荆山一带传教。组织“拜上帝会”，有信徒三千人。开始与清军冲突。
一八五一：秀全三十七岁。一月十一日纠合伙伴起义于桂平县之金田村。九月克永安州，建“太平天国”。秀全自称天王。十二月封：杨秀清东王、萧朝贵西王、冯云山南王、韦昌辉北王、石达开翼王。东王总其成。
一八五二（清咸丰二年）：太平军克全州。南王战死。入湖南克郴州，攻长沙不利，西王战死。克岳阳练水师。
一八五三：一月克武昌。二月弃武昌，顺流克安庆、芜湖。三月二十日陷南京，改名天京。遣林凤祥、李开芳北伐不利。清军建“江南大营”、“江北大营”与太平军对峙。
一八五四：曾国藩始练“湘军”有成。颁《讨粤匪檄》。全军出击，与太平军形成拉锯战。
一八五六：秋，太平诸王腐化、内讧。北王杀东王，天王诛北王，株连甚众。
一八五七：翼王避祸出走，死于蜀。太平开国元勋一时俱尽，朝政沦入洪氏家族四人帮之手，危亡立见，距建国不过四年耳。
一八五八～一八六四：太平朝政窳劣不堪，封“王”二干余人。由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率领与清室湘军、新建准军及英美雇佣兵（常胜军）作殊死战，终不敌。
一八六四：六月一日，秀全自杀，年始五十。
七月十九日天京为清军攻破。“太平天国”亡，前后十四年。如何短命若此？下篇再详论之。 第二章 太平开国故事再检讨 第二章 太平开国故事再检讨
在中国近代史上，那位创建“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天王，和后来奠立“人民共和国”的毛泽东主席，实有极多的相似之处。
洪、毛二人都是有枭雄之才，而失意怨恚的传统农村知识分子和草莽英雄。秀全考不取秀才，于一再落第之后，沮丧卧病，终于蒙上帝恩召，“升天”拜见耶稣，才决心舍正途走偏锋，搞他个一知半解，半调子的洋宗教来除妖济世。泽东考不进大学，在北大“偷听”时，受尽当时一批趾高气扬青年高知的屈辱，乃咬牙切齿钻入“地下”，受学于马恩列斯，以致终生抱他个有窍不通的半调子洋主义，来“兴无灭资”。以流寇方式起家、领导农民暴动，二人后来都做了“皇帝”。做皇帝之后，二人皆强不知以为知，推行个人臆断而误尽苍生。晚年更猜忌多疑，杀尽功臣；直至心理变态、嗜欲好色、秽乱春宫。但是他二人命运的收场，却有霄壤之别。毛氏寿终正寝，被装入水晶棺内，公开展览，任人瞻拜或唾骂。洪某畏祸自杀，被裹以黄绫，投入阴沟，任人鞭尸或叹息。
总之，二人同是草菅人命、胆大妄为的风流人物、草莽英雄；同为半通不通的农村知识分子、小学教员、私塾先生，而幸与不幸之间，悬殊若斯！胡为乎而然呢？暂将毛公留入后篇，今且一论洪公的成败，以就正于高明。
“改朝换代”与“改朝换制”
首先吾人如用现代社会科学的法则，来分析“太平天国”的历史，便知洪杨革命实绝无成功之可能。理由是“时代设限”，非人力所可强求也。
怎样叫做“时代设限”呢？盖我国历史上的草莽英雄，在天下大乱之时，逐鹿中原，他们所追求的最高目标，都只是个简单的“改朝换代”——他们要打倒一个腐败的朝廷，摧毁一个腐烂的社会。然后在一片王石俱焚的废墟上，改朝而不换制，依样画葫芦，再画它两三百年，然后再让别人去打倒。
不幸自“鸦片”战后（一八四二），西风东渐，人类的历史已经由“中古”进入“现代”。我国原有那一套政治、经济、社会、伦理等等的“传统制度”，在西洋的“现代制度”挑战之下，都无法原封不动地延续下去了。因此“时代”和“历史”对我们这新一辈的逐鹿中原豪杰们的要求，就不止于“改朝换代”，他们还得有点“改朝换制”的见识和能力——“换制”，不是只把名词上的“皇帝”换成“主席”或“总统”；把“司令官”换成“司令员”。它们还需要有点“质变”。搞“质变”，不特洪杨无此知识和能力。比他们晚了数十年的“总统”和“主席”们，还照样变不了呢！
再者，搞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质变”——尤其是像咱们中国这个有二三千年未变的古老大帝国——也非一人一代，便可“毕其功于一役”的“突变”。它是“缓慢”的，经验“累积”的，分“阶段”前进的“渐变”。穷则变、变则通。其程序是迂回曲折，有得有失，流血流汗，最后才能摸索出一个长治久安的新制度；然后才能在世界政坛上和“先进国家”轮流坐庄，创造一个“超西方”（Post…Western）、“超现代”（Post…Modern）的局面来。
所以在十九世纪中期来替天行道的洪杨诸贤，都只是具有“改朝”之才，而缺其“换制”之识。恕我再重复一句，纵使他们具有（如后来孙中山先生那样的换制之识），他们也没有搞“换制”的机运。西哲有言曰：“制度者，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