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逸史-第6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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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上广州军情站，通告目前第51团所有的情况，并把两份军情报告和政治报告转交给人民军军事委员会及林逸主席；团本部仍在潼湖呆七天，等候第二营的消息。
潘攀团长七天里等到的不只是第二营全军覆没的不幸消息，还等来惠州府清军的围剿。潘攀团长来不及自责，来不及消化这份悲痛，赶紧命令部队转移。现在可不比当初了，人民军拿着烧火棍怎么与清军打？
第51团撤退至罗浮山后，徐昕上尉被几个侥幸突围出来的特种分队成员抬着辗转几百里，在广州军情站情报员的帮助下，也到达了罗浮山，只是徐昕本人在广州情报站的安排下，送到一个秘密的地方治疗去了。从此，第51团在罗浮山休整待援直至欧美联军第二次更大规模攻打广州城的战斗打响。
接到这份第51团损失惨重的报告，林逸火冒三丈，早餐也顾不得吃，气冲冲地跑到广西省府办公大堂，命令工作秘书在早餐上班后，第一时间召集参谋部的人开会，讨论第51团的问题。一会儿，夏红急匆匆地从住处跑过来，给他送来一点早餐。林逸正在气头上，也没有味口，哪里吃得下？把夏红训了一顿，告诉她：“一顿早餐不吃不会死人！不要那么婆婆妈妈的。”语气很凶。
夏红第一次看见林逸这样，很委屈，心里想：“人家关心你，还错了吗？”但不敢说出来，站在林逸面前眼泪含含的，楚楚可怜。
见此情景，林逸发现可能自己过分了，不该把无名之火发到夏红身上，走过去帮夏红擦眼泪，这下夏红的泪水还真掉落了下来。她双肩耸动，别过脸去，不理林逸。
林逸本想逗一下夏红，可心情一时调整不过来，再说也不是时候，不是地方，马上就要开会了。他见夏红不理自己，只好转回来，拿起送来的早餐吃了起来。“最难消受美人恩啊！还是不要辜负夏红的一番好意的好。”林逸想。为了赶时间，他端起早餐大口大口地狼吞虎咽。
夏红微转头，偷瞟了林逸一眼，见他那夸张的吃相，两腮鼓得大大的，嘴里的还未咽下去，手中的又往里狠塞，像个饿死鬼样，极是滑稽，不由地破涕为笑，发出声来。
林逸还不知何状，见夏红露出笑脸，亦张开塞满东西的嘴，裂牙回了一个笑容，这时林逸的憨样更滑稽了，夏红实在忍俊不住，笑得肚子生痛，弯下了腰。
吃完后，林逸把盛早餐的餐具给夏红，夏红接过餐具，又掏出自己雪白的、香喷喷的手娟帮林逸把嘴角的油渍污迹擦干净，还给了他一个嗔哞的眼神。
所有参谋部随行的高级官员到齐后，林逸把有关第5军第51团进入广州地区作战损失惨重的消息通报给大家。一个整营被歼，如此惨重的战报，令在座的各位太过震惊，不能接受这种结果，一时会厅炸开了锅
“这是人民军的耻辱，第51团的指挥官应该上军事法庭。”有人建议。
“这样的指挥官应该就地枪决，这是对人民党、人民军极端的不负责。”有的人说。
林逸皱皱眉：“怎么就没有一个人想现在第51团那边的情况如此之糟，应该怎么办呢？”
“怎么追究——责任，怎么处理指——挥官，我们等——到第51——团更详细的报告——送上来再说。现在不宜——武断地下——结论。”由于刚刚早餐林逸吃速过快，喉咙承受不了，他边打嗝边说。弄得在座的高级参谋们，随着林逸的嗝声一颤一颤的，想笑不敢笑，本是极其严肃地高级军事会议，被弄得滑稽怪异得很。
林逸想拼命停止嗝声，这哪是人为所能控制的？嗝声总是在最不该来时响起。林逸不敢多说话了，心里暗暗地责怪：“夏红！你害死我了！我恨你！这下好了，颜面丢尽，威信扫地！我强烈要求休会！”
林逸打着嗝扫视一下下面个个忍俊着，表面却极其严肃的高级参谋们，他又不好意思说出来了。“自己心撩火撩地召集他们来，才刚开了一会儿会就休会，没有道理啊！别人问为什么休会，怎么回答？我总不能说是因为打嗝休会吧！如那样还不被他们笑死去？如此还顺便创造了一个会议奇迹——某伟人某年某月某日主持召开极其严肃的军事会议因打嗝休会！贻笑千古啊！好丢人哦！”想到这些，林逸沮丧地打消了休会的念头。
“还是把第51团剩余部队撤回来吧！孤军深入，无所依托，后勤补给困难，难有所作为啊！”有人说。
“清廷可恶，不知好歹，不来帮忙倒罢了，居然还阻挠、偷袭、围攻我人民军，第51团应该无所顾忌，在广州地区把清廷搞个鸡犬不宁，底朝天！”有人说。
“第51团战术失败，情报工作过于依赖广州军情站，情报传接过程关节过多，致使丧失诸多战机，保密工作时间拖冗太长，破绽百出，因此处处被动。”有人说。
“人民军派入的兵力太少，又没有炮兵部队，没有大规模歼敌的能力，我军应该再增派更多的部队进入广州地区，至少要一个师。”有人说。
林逸很难受地听着下面不同的人发表的意见，想说又不敢说，只能一一把他们所说的记录下来，归纳了一下，主要分成战略问题：应不应该派兵入粤帮助清廷；政策问题：能不能在清廷区开展群众活动，能不能大量打击清武装力量；战术问题：是游击战还是运动战；后勤与兵力问题：要不要继续增兵。
要说话时，没办法也得说，不然这会怎么开下去了？林逸苦瓜着脸，狠咽了一口气，说：“派兵入粤——抗击外国侵略者——这个战略毋庸置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自诩为华——夏人民的中坚力量，解放劳苦大众，追求人人——平等，富强中华民族是我们的——目标，现在民族危难之中，我等岂能坐视不管？”
“在清廷区所有的政策必须服从于抗击外国侵略者这一大业。我们是去抗击侵略的，不是去搞破坏，树敌人，结仇家的，因此，第51团只能依靠——群众，有困难要生存下去，没有困难制造困难也要——生存下去。”
“在敌强我弱的广州地区，第51团应该坚定不移地采取游击战，而不是运动战，这方面我有责任，没有在——战训时着重说明。”
“关于是否继续增兵的问题，由于清廷的不合作，甚至于阻挠，人民军在广州地区的部队后勤得不到保障，所以派入一个团的兵力已是人民军后勤的极限了，不宜再增兵。孟子曾说：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然后人毁之，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我们尽我们的一份力量，清廷置我们——的好意于千里之外，那也是自取其辱了。”
“我建议，根据第51团目前的情况，允许第51团适度休整，等到人民军的后勤物资及补增人员到达后，再行开展军事行动。参谋部在挑选增补人员时，尽量选择一些单兵作战好手，参谋部可以先在南宁军校搞一个短期培训班，按照军情部情报员的某些标准训练，以后这种训练出来的士兵就叫特种兵吧！特别注意阻击手的训练。”林逸还算是完整地讲完了自己的意见，那么长一段间，嗝气少了许多。
其它高级参谋，没有再发表不同的意见，必竟上升到民族问题高度上来说，人民军一个营的损失算什么？就是更大的损失人民军也得扛。
在此次会议上，林逸不经意的一个提议，人民军战斗序列中又多了一个兵种——特种兵，特种兵的战术称之为特种战，这些其实并不是林逸的无意之笔，而是其深思熟虑，谋划已久的想法。在进入广州地区作战的部队中，随同第51团出发的特种分队就是林逸尝试性的使用特种兵。
“看来，效果还不是很理想啊 ！必竟那只是一些做情报的特工，不同于野外作战的特种兵。”林逸叹息。
林逸早在考虑组建特种兵部队的同时，也在编写一本特种兵作战训练的教材——《暗战》。他本想借用后世一本《超限战》的书来编写的，可这本书他听说过，却一直没有机会阅读过。他只能根据自己以前看过的小说、电影、电视、杂志、及军事网站有关特种兵的资料来编写了。
“不求一步到位，只求抛砖引玉，让那些军事专家们去补充完善吧！”林逸感到所知还是太少了。
第七十四章 大沽炮战（一）
在中国南方鏖战正酣时，在北方，英法联合舰队也在加紧进攻当中。英法联军1853年7月初从台湾基隆港出发后，7月底一支英法联军分舰队占领山东的烟台，扼住了渤海湾的下额，另一支英法联军分舰队继续北上，准备占领辽东半岛的青泥洼（今大连）扼住渤海湾的上额。
华北危机，天津卫危机，北京危机，清政府当局惊恐万分，急令僧格林沁郡王火速回师救援。准备南下进剿江宁（今南京）太平军叛匪的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行驶在半路接到圣旨，心里想：“调来调去，精力全耗在路上了，还打什么战？” 尽管他满脸怨气，却也不敢有违圣意，率领十万蒙古精锐骑兵，掉转马头，浩浩荡荡返回京津地区。
道光皇帝驾崩时，僧格林沁为顾命大臣之一，他是蒙古族，博尔济吉特氏，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6月5日）出生在科尔沁左翼后旗哈日额格苏木百兴图嘎查普通台吉家庭。其父布和德力格尔，是吉尔嘎朗镇巴彦哈嘎屯人，家境贫寒。
道光五年七月（1825年），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后旗第九代索特纳木多布斋郡王突然病逝，因索王无嗣，奉道光皇帝圣谕，科尔沁左翼后旗从索王近亲家族的青少年中选嗣。僧格林沁虽然只有十五岁，但科尔沁蒙古的优秀血统成全了这个英雄少年（《蒙古世系》记载：僧格林沁是元太祖成吉思汗二弟哈布图哈萨尔二十六代孙）。道光皇帝选中了他，使他成为索特纳木多布斋郡王的嗣子。而索王的妻子又是道光皇帝的女儿，论辈分僧格林沁为道光皇帝的外甥，深得皇帝的宠爱。
僧格林沁为人忠厚，保持了科尔沁人特有的忠诚、直爽、憨厚和热情奔放的个性。选嗣前僧格林沁曾在昌图文昌宫读过三年书，天资聪明、富有进取心。他在青壮年时期，在满、蒙八旗中任都统多年，虽贵为王爷，又是军队的高级将领，但由于出身寒门，懂得民间的疾苦，所以他愿意接近士兵关心属下，是一个有勇有谋的将军，战斗越艰巨他越是亲临第一线督战，往往是身先士卒，对部下赏罚分明。同时，忠君的正统思想给他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不惜对清王朝肝脑涂地死而后已。
道光皇帝死后，咸丰皇帝授其为御前大臣，值此多事之秋，正是要借重他的时候。返回京城的僧格林沁郡王被受命督办京城巡防，并署銮仪卫事。
他接管京畿地区防务后，亲率精锐的十万蒙古骑兵进驻天津卫，围绕大沽炮台构筑防御阵地，准备设置三层防线，一线是以北塘、大沽两点一线的入海口，炮台防御阵线；二线是以新河、营城、军粮城三点连线的三角地带的防御阵地；三线就是天津卫了，天津卫如果也失守了，那么北京城，就失去了大半。
早在明嘉靖年间，为了防止倭寇的扰掠，朝廷就开始在大沽口驻重兵、设铜炮，作为军事要冲的大沽口，从此正式设防。到了清嘉庆21年，也就是公元1816年，在海河河口的南北两岸各建造了一座圆形炮台，形成大沽口炮台最早的雏形。当年乾隆皇帝在巡视大沽口的时候，曾为当地海神庙御书写下了“东静安澜”的匾额，但他的夙愿却没能被他的后世子孙实现。公元1840年爆发的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彻底地把这位前朝皇帝对大沽炮台的寓意扔入了浩瀚的大海。英军舰队在珠江口受到林则徐顽强狙击后，直接北上威胁京津地区。大沽口炮台第一次遭受猛烈的炮战，隆隆的炮声把昏聩于紫禁城中的清廷皇帝和王公大臣惊醒，此后，清王朝吸起炮战的沉痛教训，开始加强在大沽口的军事防御，修筑土垒，增设大炮，在南岸置炮44门，北岸16门，至此大沽炮台初具规模。
大沽口炮台位于海河入海口南岸，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有“津门之屏”之称。僧格林沁郡王进驻天津卫后，全面整修大沽口炮台，增建大炮台至6座，除一石头缝炮台外，其余5座分别以“威”、“镇”、“海”、“门”、“高”五字命名，又增建小炮台至25座，构成一个庞大的防御体系。他还在塘沽的大沽口北岸防御要塞———大沽口北炮台（俗称“石头缝炮台”）悬挂一口巨大的铁钟（钟高80厘米，直径60厘米，上面刻有“海口大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乐危毅公祠”等字样。）以作战时示警。
作为“海门古塞”的大沽炮台，军事地位极为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