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二三炮击金门-第6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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陡壁上长满了龙舌兰（剑麻），平日这些状如宝剑的植物被战士们视为美化
阵地的心爱之物，而现在却成为一种威胁，他担心：如果稍一不稳，腿吃不
上劲，扑倒在上面，岂不糟糕！他只能更加小心翼翼。由于两腿过分吃力，
伤口撕裂得更大了，鲜血开始大量流出，滴在陡壁干土上，和指导员的血混
在一起。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挣扎着攀上这截陡壁的，他很感谢敌人的炮弹，
正是它们爆炸的巨响分散了他对疼痛的感觉，刺激他受伤肢体焕发了超常的
能量。挺住，一定要挺住！快，再快一点！他成功了。

上了公路，人就完全暴露在敌火之下。他必须尽量弯腰弓背压低身体，
但身体越压低，背人就越累，受伤的身子和腿就越痛越吃不消。但没有别的
选择，只有拼足了最后的气力往前跑。他一步一晃，忍痛穿过公路和水沟，
往隐蔽部一尺一尺移近。

防炮洞终于出现在面前，早已精疲力竭的他只觉天旋地转，脚一软，
俯跌在洞口外边，手仍牢牢抓住压在背上的指导员。他顽强地抬起头来，想
喊洞里面的人出来帮忙，但只能大张着嘴吸气吐气，就是喊不出声音来。又
是敌人的几发炮弹像鞭子般逼迫他决不能停止，他艰难地扶正了背上的指导
员，向防炮洞匍匐前进。负伤的右手、右脚无法用力，他就单靠左手左脚一


寸一寸地向前蹬、向前爬。。战后，团首长说：今天你们连打掉敌人两个目
标算不得奇迹。一个重伤号救下了另一个重伤号，才算得是一件了不起的奇
迹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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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名言：战争是死神的舞池，敢跳下去与死神共舞一曲者乃真豪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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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敌有线广播喊话——这是一个于特殊战争环境和条件下方能产生的
颇为特殊的“兵种”。

它的应运而生起码须具备两个前提：敌我双方长期稳固的对峙状态；
阵地间隔不十分遥远，声音传递可使对方听清楚。

五十年代的金厦海域天设地造般应合了上述条件。

说它为“兵种”，绝对言过其实了。1958　年，厦门前指仅在距大金门较
近的角屿、小嶝、大嶝，距小金门较近的何厝、对高山，距大、二担最近的
青屿设立了若干个对敌广播喊话组，每组三、五、七人不等。到了六、七十
年代有线广播的全盛时期也不过扩建成一个数十人编制的团级站。

说它为“兵种”，又是恰如其分的。参战老人们说：1958　年，厦门前线
整天到晚就是两种声音，一种是炮声，敌我对打；一种是广播大喇叭声，敌
我对骂。炮声一停，广播就喊开了，和北方农村唱对台大戏似的，可热闹了。
“广播战”与“炮战”相得益彰，对敌广播实实在在已融为炮战的一部分，
成为炮战的一支“方面军”。

炮战中，双方的广播站均是对方炮兵的首选目标，必欲一炮毁之而后
快。无论金门、厦门，“把敌人的大喇叭打哑了”均是作为一项重要战果往
上报告的。同样，“我们的大喇叭于×小时之内便修复开播”也是作为一项
重要成就往上报告的。总的看，厦门方面的广播虽然也有中断的时候，但基
本没停；金门方面的广播虽然也有出声的时候，但基本是中断的。

有线广播在敌人营垒中到底产生了多大功效，无从知晓。但在己方阵
地己方炮兵中产生的功效则是巨大的。“我们的大喇叭慷慨激昂，敌人的小
喇叭蔫瓜歇凉”，“正义的声音翻山跨海，反动的呻吟无精打彩”，炮兵们用
这样的话语来表达在精神上气势上压倒了敌人的优越感获胜感。难怪，有线
广播站的人在炮兵中间持别受尊敬受欢迎，指战员们亲切地称他们为“第二
炮兵”。

“我们确实是一支特殊的炮兵部队，”三十几年过去，周炳炎老人对我说：
“喇叭是我们的炮筒，宣传稿是我们的炮弹。炮兵有形的炮弹在敌人的阵地
上开花，我们无形的炮弹在敌人心里边开花。你说，我们算不算特种炮兵？”
在厦门，我用电话把当年“有线广播”的一拨老人邀集在一起座谈，我发现，
他们很愿意把自己当成参战炮兵的一员，为自己“特殊炮兵”的经历而感荣
光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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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炳炎老人——1958　年任何厝广播组组长。转业前任小嶝广播站副站
长。1993　年我采访他时，他看上去还是一个健康健谈的长者，而1995　年我
着手写这一章时，他已经与世长辞。我的采访本上，记着他最后说的几句话：
一生中我能参加对金门的战斗，从不后悔，我对得起江东父老，因为我干工
作的动力始终是：热爱我们的国家，热爱我们的国土。


张若丹老人——他的履历表很简单，1954　年即任广播站编辑组长，1983
年退休时仍是广播站编辑组长。这位当年的“揭蒋评论文章专家”对自己三
十年一贯制的职务并不在意，唯一在意的事是，年轻时曾发誓要“与金门共
存亡”，现在，他金门还是那个金门，自己已退休，事业已经“亡”了。他
说，做了一辈子对台工作，如果有生之年还看不到台湾与祖国统一，那才是
天大的遗憾哩。

吴世泽老人——1958　年的角屿广播组闽南话播音员。极左思潮的动乱
年代很不情愿地转业到了地方。但坏事变好事，现在做大哥大、BP　机生意，
活得蛮潇洒。境遇大变而习惯不改，每天无论电视、广播、报纸上的台湾新
闻一定要看、要听，关心台湾问题的兴趣超过关心生意的兴趣。年轻时曾去
过台湾，非常希望还能故地重游。

陈菲菲老人——参军后，先当了几年文工团团员。1955　年从事对金门
有线广播播音工作直至退休。这是一位“我这一辈子和金门国民党军弟兄们
讲的话可能比和自己丈夫孩子讲的话还要多”的女性。“陈菲菲小姐”的名
字在金门知名度极高，一个从台湾回来定居的老兵说：在金门几年，陈菲菲
小姐的谈话给了俺很多安慰，不管怎么说，这是从大陆传来的女人的声音啊，
她使俺想起留在家乡的娘和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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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十年代初期，我军开始对金门搞有线广播喊话。当时工作、生
活条件非常艰苦，人就是住在地堡里，根本没有营房住。我在地堡里整整住
了十年，直到1963　年病倒，发烧42　度，连续12　天人事不省，进医院，才
第一回住了楼房。人员来自四面八方，土生土长，都是二十郎当岁，文化不
高，也没有什么专业知识，边干边学。

吴：我原来在小嶝岛一个连队当文化教员。上边物色会讲闽南话的播
音员，到处找不到，听说我会讲闽南话，就把我调到角屿广播组。连队生活
很枯燥，广播站自由一些，又有唱机唱片，我很高兴。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学
习培训，稿子发下来就播，有一次，把“不侮辱俘虏人格”念成“不悔辱”，
别人说：你可能念错了。我查字典，才知道确实错了。以后就加强学习，中
央台的闽南话广播每一次都听，琢磨人家是怎么播的。广播组有一架丹麦造
钢丝录音机，宝贝得很，舍不得用，都是对着麦克风直播，一喊一晚上。

陈：我原来在军区文工团当演员，1955　年调到广播站工作，从比较舒
适的环境一下子来到一个相当艰苦的环境，开始很不适应。你想想，6　平方
大的一个小地堡，住好几个人，双层铺，男下女上，他吴世泽睡下铺，我就
睡在他上面。又没有女厕所，解手要翻过壕沟，跑到远远的山底下去，说出
来都不好意思。另外就是工作、生活非常单调、平淡，没有女伴在一起说悄
悄话了，对着麦克风，也看不到过去舞台下面观众的笑脸，听不到热烈的掌
声了。现在想一想，那时能坚持下来真不容易。

我不知多少次一个人跑到树底下哭鼻子。回来不能让别人知道，还得
装成挺高兴的样子笑。

周：虽然艰苦，但大家干得很投入，很卖力，因为工作还是有成效的。
我们的收听对象主要是国民党哨兵，特别是夜晚，他站在那里没事干，无聊，
就有可能静下心来听听海对岸讲些什么话。有线宣传与无线宣传最大的区别
在于：无线宣传有选择性，不爱听关机不听就是了。而有线广播宣传带有强
迫性，我喇叭一响，你不听也得听。我们估计，国民党一个连平均每天有三


十多个人上哨，相当一个排，他海边几个团加在一起就有一两个营的兵力每
天必须得听我们的广播。我们的节目内容有“祖国建设”、“弃暗投明奖励规
定”、“宽待俘虏”、“蒋军在大陆家属通信”等等，一组稿七、八篇，来了新
稿撤旧稿，赶得及录音播，赶不及就直接口播，和尚念经，天天念。那时国
民党的兵绝大部分都是从大陆撤逃过去的，他们特别希望听到家乡和亲人的
消息。

陈：过了一段时间，我慢慢也感到自己的工作很重要有意义了。例如，
从望远镜里，可以清楚看到那些修工事或站岗的国民党士兵，呆呆地望着大
陆这边，显然是在听广播。还有一次，一个当官模样的人，指手划脚把听广
播的士兵都赶跑了，可是自己却坐在海边独自听起来了。有时特别可笑，蒋
军军官为了不让士兵听我们广播，就在我们播音时敲锣打鼓，或把士兵集合
起来跑步。那时候，金门经常有国民党士兵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泅渡过来投
诚，他们不光把我们的起义投诚政策背得牢牢的，连我们有些广播稿也大致
能说出来，这使我们感到很兴奋很受鼓舞。另外，后来金门也模仿我们，架
设大喇叭对我们广播，对祖国造谣、丑化、诬蔑、攻击，我听了很气愤，心
想一定要用我们的宣传压过敌人。我便不知不觉进入角色，安心干这行啦。

张：那时，对金门广播最有震撼力的是我国民党军官兵的亲属喊话。
我记得蒋军27　师师长林初耀是广东梅县人，我们去梅县把他母亲请来，他
母亲哭着对他说：“儿啊，你可千万别干坏事呀，干了坏事咱娘俩就再也见
不着面了。”据泅过来的投诚兵说，正好被林初耀听到了，他呆呆的不吭气，
好多天情绪不高。后来国民党把他调回台湾去了。

吴：所以当时国民党特别恨我们的有线广播，我们每个喇叭当面，他
都有一两门炮专门对付我们。有时，我们只要一广播，他的炮弹就打过来了。
晚上，他先打照明弹，再打直射炮。有一次，他干脆把炮从掩体拖出来，拉
到海边沙滩上，对着我们的地堡干，把我们的喇叭打得稀巴烂，像筛子一样。

我们最早用的喇叭叫“九头鸟”，是美国海军在港口使用的一种扬声器，
解放战争中缴获了不少，全国全军的“九头鸟”都集中到厦门前线来了。这
玩艺共九个扩音器组装在一起，每个250　瓦，耐用得很，整个机器泡到海水
里也坏不了。我们就用背包绳背上“九头鸟”，在这里广播几分钟，再换一
个地方广播几分种，打“广播游击战”，和他玩捉迷藏。挨炮最多的一个“九
头鸟”被弹片打了七十多个洞，我们用水泥补一补继续用，后来送到北京军
事博物馆去了。敌人越打我们越高兴，说明我们的工作有效果，没白费劲，
说明我们广播的力量并不小于炮弹的力量。

国民党对我们确实很恼，如果他的士兵听不到我们播音，他就不会安
排专炮打我们。

周：1958　年7　月，我们正在安装调试新设备，感觉不太对劲，前线怎
么到处都在修炮工事加固翻新公路？表明可能会有一场大的战斗要打。于
是，我们也加班加点紧张工作，炮战一开始，我们的新设备也搞好了，开通
运行。

那几十天里，大概是我一生最紧张的时刻。双方打炮，我们反而睡觉，
抓紧时间休息，因为这时播音没效果。炮一停，我们马上开始广播。报道战
报，告诉敌人我摧毁了你哪些目标工事。宣传政策，告诉敌人我们的原则立
场和你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有一天，敌人一个上午集中炮火打角屿和何
厝广播站，电线打断了，喇叭音膜也震破了。好在我们备用器材准备充分，


什么时候打坏什么时候抢修，最久的一次大概只中断了半天便恢复播音了。
我们的大炮和广播轮番向敌人进攻。及时有力的对敌广播，也使得那场炮战
更加有声有色。

张：炮战中，我在角屿广播组。角屿本来就须经过小嶝、大嶝才能沟
通与厦门后方的联络，很闭塞，战斗打响，在敌炮威胁下联络更困难了。电
话又基本上要不通。我们最着急的是没有上级的精神和稿子，播什么？炮打
完了不讲话怎么行！于是，“八·二三”炮击结束，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