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二三炮击金门-第10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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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而喃喃道：许多年了，我是诚心诚意想对海那边的老朋友们说几句奉劝话
哩。

※※※※※


10　月6　日，中国各大新闻媒介同时播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彭
德怀名义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

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金门战斗，属于惩罚性质。

你们的领导者们过去长时期间太猖狂了，命令飞机向大陆乱钻，远及
云、贵、川、康、青海，发传单，丢特务，炸福州，扰江浙。是可忍，孰不
可忍？因此打一些炮，引起你们注意。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这一点
你们是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确实不是美国人的领土。台、澎、
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
中国。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你们领导人与
美国人订立军事协定，是片面的，我们不承认，应予废除。美国人总有一天
肯定要抛弃你们的。你们不信吗？历史巨人会要出来作证明的。

杜勒斯九月三十日的谈话，端倪已见。站在你们的地位，能不寒心？
归根结底，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十三万金门军民，供应缺乏，饥
寒交迫，难为久计。为了人道主义，我已命令福建前线，从十月六日起，暂
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
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三十年了，
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这一点，周恩来总
理在几年前已经告诉你们了。这是中周内部贵我两方有关的问题，不是中美
两国有关的问题。美国侵占台澎与台湾海峡，这是中美两方有关的问题，应
当由两国举行谈判解决，目前正在华沙举行。美国人总是要走的，不走是不
行的。早走于美国有利，因为它可以取得主动。迟走不利，因为它老是被动。
一个东太平洋国家，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来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
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这一点是常识，美
国人应当懂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间并无战争，无所谓停火。无火而
谈停火，岂非笑话？台湾的朋友们，我们之间是有战火的，应当停止，并予
熄灭。这就需要谈判。当然，再打三十年，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
究竟以早日和平解决较为妥善。何去何从，请你们酌定。

蒋介石当日拿到文稿，连读数遍，说了一句：这不是彭德怀写的。中
共那里，毛泽东才会这样做文章。

据说，1945　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在报刊上发表了诗作《沁园春·雪》，
一时洛阳纸贵，在重庆知识阶层和市井广为抄咏。蒋介石甚为恼火，暗中指


示，特邀和组织数十位文人骚客都来做《沁园春·雪》，“一定要有在文采和
意境诸方面都能压住毛泽东之作”。然和诗多得用箩装，竟无一篇可以传世。

据说，1947　年，蒋介石读到了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无
意中对他的“文胆”“捉刀匠”陈布雷夸赞了一句：“你看人家的文章写得多
好！”陈布雷脱口而出，顶了一句：“人家的文章从来都是自己写的！”噎得
蒋长时间沉默不语。

据说，蒋介石私下曾说：共党得以坐大得势，很大程度靠毛泽东。此
人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匪”，文的武的都相当厉害啊。

人们注意到，武的方面，蒋介石对毛泽东尚存余勇，文的方面，则尽
量避免去打笔墨官司了。说不过宁勿说，1958　年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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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

引起各方面高度关注的，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10　月5　日，即《告》文发表的前一天，新加坡《南洋商报》于头版显
要位置发表了“本报驻香港记者郭宗羲三日专讯”：

明日起一周内停止炮击轰炸与拦截补给金马船只，香港第三方面分折
此举将奠定未来直接谈判基础据此间第三方面最高层人士透露，最近已有迹
象，显示国共双方将恢复过去边打边谈的局面。据云：在最近一周内已获致
一项默契，中共方面已同意从十月六日起，为期约一星期，停止炮击、轰炸、
拦截台湾运送补给物资往金门马祖的一切船只，默契是这些船只不由美舰护
航。

记者获得此消息后，即设法向此间接近双方的人士采访，他即表示：

“请看三两天，便可揭晓。”

一家远在南洋的报纸，居然拿到了北京的保密柜钥匙，提前一天将中
国核心军事机密和盘托出，神通可谓大矣。一时间，《南洋商报》名声大噪。
各国记者、特工也蜂拥香港，纷纷打探，郭宗羲何许人也？

郭宗羲并非什么神秘人物，他便是大名鼎鼎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记者
曹聚仁。

曹聚仁如何修炼来的“通天”本领，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1955　年4　月，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首次提出：对于台湾问题，可以本
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去解决，我们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台
湾问题。

随后不久，毛泽东也在公开场合表示：国共两党过去已经合作过两次，
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

两个讲话传达出一条重要信息：中共领袖人物解决台湾问题的思维模
式正在发生深刻转变。“和平解决”概念的形成和提出，既是承认、尊重客
观现实的明智之举，也是“统一高于政争”这一中国历史逻辑的规定性要求。

1956　年7　月29　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平解放台湾工作的指示》明
确提出：“目前对和平解放台湾的工作，应采取多方影响，积极并且耐心争
取的方针。工作重点应放在争取台湾实力派及有代表性的人物方面。这就是
通过各种线索，采取多样方法，争取以蒋氏父子、陈诚为首的台湾高级军政
官员，以便台湾将来整个归还祖国。”

血拼恶斗了数十载的敌酋蒋介石都在团结争取之列，毛泽东们的胸襟
宽广得着实可以。一时间，中共党内、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热情激荡，献策


者众，于五十年代中后期，掀起了一个做国民党军政界上层工作的小高潮，
“和平”、“和谈”、“第三次合作”之说亦被海外媒体炒得烫热。

“和谈”不能空谈，毛泽东、周恩来为蒋介石开列出具体条件：1。两党
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除了外交统一于中央外，其他台湾人事安排、
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2。台湾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
治，中共不派人干预。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对全国政务的领导；3。如
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拨款予以补助；4。台湾社会改革从缓，
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5。国共双方
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6。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
峡，不容许外国干涉中国内政。

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去回瞻历史，于是，我们看到邓小平八十年代提
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早在五十年代已经孕育雏形。

“条件”，须透过适当渠道送达对方，这“渠道”又最好是非国非共立场
居中的“第三方”。在邵力子先生的举荐之下，曹聚仁这个人物遂被摄入中
共领袖们的视界。

※※※※※


1997　年4　月，我专程赴上海造访曹聚仁先生的女儿曹雷。曹雷女士于
六十年代在电影《年青的一代》中饰女主角林岚、《金沙江畔》中饰藏族姑
娘珠玛，曾是一位风靡过上海滩和全中国的人物，她的介绍使我解开了曹聚
仁神通广大之谜。

纵观父亲的一生，他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甚至有些固执古怪的人。

在风起云涌潮涨潮落的年代，像他那样独往独来自辟一径而又持守始
终的知识分子，并不多见，可谓凤毛麟角。

父亲是浙江浦江人，1916　年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读书，1921　年在上海
爱国女中任教。青年时期，他的同学、同事、朋友中间，有的加入了国民党，
有些成为共产党人，原来大家相处都不错，没想到一夜间就反目成仇，彼此
残杀。血淋淋的现实对他刺激很大，使他觉得政治太残酷太可怕，因而决心
不参加任何党派。到了晚年，他说：“我一生，不愿介入政，治纷争，又从
来没有远离过政治漩涡，像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盼望着有一场风暴，风暴
真的来临，却又胆怯滞步了。”用不愿下海湿衣而又一直倚岸观潮来形容他，
十分贴切。

父亲青年时就爱好文学，喜欢写作，后来终于以新闻为业，辛勤笔耕
了一辈子。这些年我一直在整理父亲留下的文稿，面对着他数千万言的文章
著作，我感到惊愕：父亲几乎是不停笔地在写啊！这些文字记录了他生活的
时代、历史，记录了他的经历、思想，留下了他的真诚与坦白。他是他的灵
魂无保留地披露在读者面前了，既不夸大，也不掩饰。对于一个记者和作家
来说，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容易的。如果说，要从父亲那里继承些什么的话，
也就是这一个“真”字吧。

父亲的新闻、文学生涯使他有机会结识了中国政坛、文坛上的许多风
云人物。二十年代，他为邵力子主编的《国民日报》“觉悟”副刊撰稿，与
邵先生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三十年代，父亲与鲁迅先生相识并成为挚友，父
亲后来撰写的纪念、评论鲁迅的文章，已成为鲁迅研究不可或缺的史料。

抗战爆发后，父亲曾在浙江金华中国旅行社采访过周恩来以及在皖南
采访过叶挺、陈毅将军等，结交了一些共产党方面的朋友。


抗战爆发，国共合作，父亲倍感振奋。他一扫往昔的沉闷彷徨，以高
昂的热情奔走呼号，宣传抗日。作为中央社的特派战地记者，他完全忘记了
个人的安危，哪里战斗最激烈，他就到那里去。上海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
父亲也在其列，发出了一篇又一篇第一手战况消息。台儿庄会战，父亲采访
李宗仁指挥部，第一个将战役大捷的消息报告于世。父亲的报道、文章真实
地反映了抗战前线及敌后的情况，他也因此而成为当时中国的知名记者。

1939　年，母亲怀上了我。听说蒋经国在江西赣州搞新政，父亲很想实
地去看看，同时，也为了找一个相对太平的环境安家，好让母亲顺利生产。

家刚安顿，蒋经国便亲自登门造访了，说：曹老师，我这里有一张报
纸，希望您能留下来，帮我办好这张报纸。于是，父亲便留在赣州，担任了
蒋经国《正气日报》社的主笔，把报纸办得颇有声色。也就是从那时开始，
父亲与蒋经国相识相交；结下了友谊。本来，父亲如果六根不净，凡心未泯，
这是一个加入“太子党”，在仕途上求发展的好机会，但不管谁来劝说，他
均坚持“平生只做无冕王”的原则，坚拒参加国民党。他称自己“并非清高，
秉性使然”。

1948　年，国民党败象百露，父亲到了南京。蒋经国去看他，父亲对蒋
说：政府非有大的更张，否则难以为继。蒋经国对他的劝告不置可否，而国
民党也依然故我，滑向崩溃。父亲仰天叹道：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

共产党胜利，新中国成立，父亲是高兴和拥护的，但是，要叫他亦步
亦超只能写赞美歌颂的应景文章，是与他自由主义的个性不相吻合的。此时
艾思奇曾作报告，说：新政权好比一堵墙，知识分子好比一块砖，砖头砌进
墙里，你就是革命队伍的一分子了，砌不进去呢，便只能把你搬开了。

父亲想，我是自由惯了的人。哪堵墙都很难砌进去，不必劳动别人来
搬，我还是乘早去自谋生路吧。1950　年，他下决心去了香港。当然，促使
他下决心的还有一个很现实的“民生”问题，一家大小八口人，都靠他来养
活，而他却已失业了。

父亲初到香港，开始很艰难。你既然不愿为新中国服务，肯定不是同
路人！这是一个简单自然的推理，于是，左派们不理睬他。他到香港后发表
的第一篇文章是《我从光明中来》，这是已被赤化的证明，于是，亲国民党
的右派们又组800　篇文章围攻他。处于夹缝中的父亲左右为难，举步维艰。
然而，正是这种尴尬处境又恰恰强化了他非国非共的独立撰稿人形象，他讲
话发表文章，客观中立，反而有人听有人看。

父亲人在香港，心系两岸，与内地和台湾的许多高层人士仍保持着通
信联络。大概正因为他独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