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纵览-第7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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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辈的鼓励下，金涛推出了轰动一时的《月光岛》，并且与王逢振一同主编了当时颇有影响的科幻小说译文集《魔鬼三角与UFO》，及前苏联科幻小说集《在我消失的日子里》。

金涛在科幻小说的创作、编辑、评论、宣传等方面都作出了不少贡献。他的《台风行动》是那时不多的长篇科幻小说代表作之一。直到九十年代，金涛于百忙当中仍然坚持科幻创作。如今，金涛担任着科幻文学界惟一的全国性组织——中国科普作协科学文艺委员会主任职务。

宋宜昌也是一位有特色的作家。他深暗军事科技。曾经创作过《北极光下的幽灵》。该作品几乎是中国最早的“高科技惊险小说”。宋宜昌创作有长篇科幻《V的贬值》、《祸匣打开之后》。在《V的贬值》里，宋宜昌表现出文学技巧上的趣旨，可惜未能把握住科幻小说的特色，细腻的文学描写游离于情节之外。而《祸匣打开之后》则是相当纯粹和优秀的科幻作品。这部长篇讲述了类似《天煞》的故事：两世纪后，外星人的胚胎在南极下面的基地里复苏、蕴育，开始向人类进攻。世界各种族、各国军队团结起来，一致抗敌。小说情节宏大、描写细腻，堪称当时的科幻佳作。

后来以童话见长的郑渊洁，在当时也开始科幻创作。并成为小有影响的科幻作家。他创作了《活车》、《杀人蚁》、《震惊世界的紫薇岛暴动》、《黄金梦》等短篇科幻。郑渊洁在科幻题材方面没有什么创举，但他的表现手法颇为独道。由于他的读者群主要是青少年，郑渊洁科幻简洁明快，节奏迅速。在《黄金梦》中，郑渊洁把两个国家争夺外星金矿的故事，用近于“无厘头”的语言表现出来，充分表现了他的语言功夫。后来，当郑渊洁转向童话创作时，故事情节多有高科技内涵，而不再是田园牧歌般的农业时代童话。这或多或少是受他早期从事科幻创作的影响。

除上述这些作家外，这一时期的主要科幻作家还有宋宜昌、程嘉梓、王晓达、魏雅华、王亚法、谭楷、孟伟哉、王亚平、贾万超等，总计达一百余位。这一时代的代表作除上述外，还有长篇《金明戈亮科学探案》、《古星图之谜》、《耶稣的光环》等等，以及近千篇中短篇科幻小说。这个数量和当时发表的主流文学作品虽然无法相比，但影响之大却超过这个比例。当时，仅由叶永烈各种科幻作品改编的连环画，累计发行总量就超过一千万册。除电影《珊瑚岛上的死光》外，还出现过《绿色克隆马》等大批科幻广播剧，以及《隐身人》、《最后一个癌症死者》、《X—3案件》等科幻电视剧。它们曾经反复播映，多种媒体都在扩大科幻艺术的影响力。

第三卷：中国科幻文学史　第五章：辉煌的早春时代（4）

第四节：急刹车

这一时期，中国科幻不再象五六十年代那样默默无闻，于是也引来了诸多批判和打击。这些冲击并不来自于文学界，而是来自科学界和科普作者阵营。这似乎是科幻文学特有的“待遇”。

1980年，钱学森在全国出版工作者会议上发表讲话，表达了自己对科幻小说的反感。这本来是个人观点，但钱学森拥有“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的地位，使得这一言论的杀伤力得到充分放大。

自1979年开始，赵之、鲁兵、甄朔南、陶世龙等科普作家以《中国青年报》“科普小议”专栏为阵地，对当时的主要科幻作者和作品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出于对“艺术真实”这个基本文学规律的无知，这些批判大多围绕着小说中科学虚构是否成立来进行。如“自私是否可以遗传”、“恐龙是否可以复活”、“克隆人是否具有父本的心理结构”，等等。迫于压力，科幻作家们进行反驳，但由于被局限在科普话语的氛围里，作家们只能远离文学，逐条去辩驳这些虚构的合理性。

后来，这一争论更是发展成为科幻文学是姓“科”还是姓“文”的争论，既它是一种文学体裁，还是科普创作的一部分。科幻创作体制中从五十年代便包含的隐患在这时充分暴发出来。当时，在第一线从事科幻创作的作者们，几乎都认同科幻小说是一种文学样式。而科普评论家、科学家和有关领导则判定科幻小说是科普创作的一部分。他们以此为出发点，要求科幻小说更多地围绕着科学内容展开，压缩其中情节、背景描写、人物刻画等文艺成份，实质上便是否定科幻小说的文学本质。

这场争论完全处在当时主流文学视野之外，记载中不曾有主流文学界人士介入，仅仅是科幻作家和科学界、科普界某些个人的双边对垒。但它仍然是当时文学大趋势的反映。“中国文学理论界目前占据支配地位的文学观念与文学理论无疑是关于文学自主性、自律性观念。这种观念在20世纪的中国文艺理论界一直与文学的他律性、工具论处于对抗、斗争状态，其消长起伏构成了中国文学理论史的主线。如果不作更加远久的追溯，当代中国文艺学界的自律性诉求出现于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期，到1980年代中期达到高峰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这种自律性诉求在90年代的文艺学教科书中得以合法化并延续下来。”（《文学理论基本问题》12页，陶东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三月出版）

可以说，这场“姓科与姓文”的争论，便是在这个大舞台上演出的小剧目。只不过对于主流文学界来说，更多地是反对将文学作品视为政治宣传工具。而科幻作家们则是不希望科幻小说被当成科学知识的宣传工具，希望挖掘和张扬其自身的美学价值。今天再回顾这段科幻文学“姓科”与“姓文”的争论历史，几乎可以和不久前发生的“历史作品能不能戏说历史”之争论相提并论，成为文学界申张自身主体价值的两个鲜明例证。

这场争论发展到后来，对科幻小说的批判从具体情节、科技原理扩展到思想倾向。叶永烈的《黑影》、金涛的《月光岛》被指责为发泄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魏雅华的《温柔之乡的梦》被指责为色情小说。1983年下半年，反击精神污染开始。对科幻小说这个文体本身持反对意见的一些评论家们集中火力，系统地发表批判文章，将科幻小说和“现代派文学”、“人性论”等等，并列为精神污染在文学界的代表。

对于当时的舆论导向，笔者缺乏第一手资料。在此，仅录得泰国《星暹日报》1983年11月29日报道一份。提供读者参考：

“近年来大陆社会上出现的精神污染，有下列表现：电视、电影、戏剧追求完全商品化，为个人和小团体牟利。如很多城镇大量上演旧剧、旧曲、宣扬封建迷信。出版界胡乱编造之风盛行，有些人借写科幻小说之名，行宣传鬼魂、色情之实。侦探、侠义、奇案、秘闻之类低级趣味图书充斥，成为书店的热门货，文艺界受西方现代派思潮影响，创作无主题无意义的小说诗歌和散文，一些青年追求腐朽生活方式，嗜好裸女相片、色情录像带和黄色读物。”

当时，新闻出版署下发文件，要求各出版社严格控制“惊险小说”的出版。由于当时一些科幻小说以“惊险科幻小说”的名义出版，出版社出于谨慎心理，不约而同地将限制范围扩大到所有科幻小说。长期以来，科技出版社出版了大量科幻小说。有关部门下达了关于专业出版社不得出版文艺书籍的规定，又堵死了科幻小说最主要的出版渠道。（这一禁令今天仍然存在）。

再加上电视和报纸上集中出现的对科幻小说的批判，使得出版界干脆拒绝所有科幻类读物的出版。不仅包括中国本土作家的作品，还包括国外的翻译作品。全国科幻类读物的出版量从一年近百册骤降至零。惟一的专业科幻作家叶永烈迫于压力，应聘于上海作协担任专业作家，以后改创作传记文学。其他业余从事科幻创作的作家们只好离开了这一阵地。中国科幻第二次大潮就此偃旗息鼓。

回顾历史，对于这次科幻浪潮在高峰状态上的骤然跌落，非正常的政治压力是第一因素。以行政手段集中对某一文学门类进行干预，这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极为罕见。

即使在科幻文学最为成熟的美国，科学界对科幻文学界的批评声也从来不绝于耳，但对美国科幻不会造成毁灭性打击。内中原因，就是中国科幻文学在这个时期仍然未能割断与科普阵营这个母亲之间的脐带。

在中国科幻文学史上，科普阵营作为母体，曾经给予科幻文学以极大的支持。建国后将近三十年里，主力科幻作家都出自科普阵营。大部分时间里，科幻小说主要发表在科普刊物上，或者由科普出版主出版。科普作家协会下属的科学文艺委员会，迄今为止仍然是科幻作家们惟一的全国性组织。其副主任委员长期由不同时期的主力科幻作家、科幻杂志主编担任，这个惯例至今不变。但这毕竟是扭曲的现实。历史证明，科幻文学和科普创作可以作朋友甚至战友，但不应该成为一家人。

对待任何新生事物都有类似的规律：支持者主要宣传它的理想、潜力。反对者主要攻击它的现实、缺陷。第二次科幻高潮虽然当时影响很大，但持续时间过短，自1977年至1983年，仅仅六七年时间。虽然许多作者在这以前便开始尝试科幻创作，虽然这些作者在此期间努力地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在把握科幻文学创作规律方面有长足进步，但短短的时间毕竟无法造成足够的突破和冲击。而且，被左倾话语环境窒息的涩笔，也要有相当的时间来恢复。这样，当时的科幻小说多套话、官话，想象力不足，模仿痕迹较重。以今天眼光来看，这些科幻小说基本只具备历史价值，能够流传下来的极少。这也是同受政治冲击，当时主流文学能够坎坷过关，科幻文学却大起大落的内因。

第三卷：中国科幻文学史　第六章：《科幻世界》传奇（1）

六章前言

第一节：蛰伏

第二节：市场先锋

第三节：科幻复兴期的其它重要事件

六章前言

潮起潮落、云卷云舒，中国科幻经历了戏剧性的一百年。而在外界人为压力下不停地飞扬与坠落，更衬托出中国科幻的某种无奈：直到九十年代前，它还没有真正地扎根下来，所以，随便一场暴雨足够打落它的花朵。

从一九八三年开始，中国科幻进入了一个漫长的蛰伏期。然后，《科幻世界》杂志作为市场先锋，拉开了新一次科幻高潮之幕。到了九十年代末期，科幻出版全面复兴。中国科幻终于通过市场这块田地，立足于中国文化大地上。

第一节：蛰伏

从1983年11月开始“跳水式下挫”，到1993年《科幻世界》杂志开始赢利，中国科幻出现了十年的潜伏期。与中国科幻的势微呈鲜明对比，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科幻文学密切相关的是公众的“科技体验”有了明显加强。后面笔者要分析，“科技体验”是科幻文学的重要欣赏基础，而中国公众大量获得科技体验，正是从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到了九十年代，家用电器早已普及。交通、建筑、制造业生产环境等各个方面，都飞快地拉进了与世界最高水平的差距。以三峡大坝、磁悬浮列车为例，最宏伟最先进的科技产物，都已经出现在中华大地上。大量科技产品融入人们的生活，使科技对于中国人来不再是概念和希望，而是现实。

整个九十年代，又是中华民族经过几十年“厚积”而终于“薄发”的十年，社会面貌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巨大变化，全社会越来越重视创新、个性和想象力。创意类节目、展望未来的节目在各种媒体上逐渐涌现。科幻作家、新华社记者韩松敏感地注意到这个现实：“电脑统计显示，从1992年到1997年，每年平均仅有25篇新华社通稿提到‘创新精神‘这个词，最多的是1993年，为33篇。但到了1998年，猛然上升到55篇，而到了1999年，骤增至117篇。”（《想象力宣言》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对于以“创意”为特色的科幻文学来说，这是极为重要的环境改善。

在文学领域，极左思想得到彻底肃清，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被引进并大量效法，许多创作禁区都被打破。主流文学理论完全成熟起来，并与世界接轨。对于中国科幻文学来说，能够从主流文学吸取的营养大为增加，促使其彻底摆脱“故事”层次，进入“文学”的境界。

1983年后，“反击精神污染”运动很快退出中国当代史，对科幻文学的批判也告中止。但科幻创作队伍受到重创，除叶永烈曾经于1988年发表过社会科学幻想小说《巴金的梦》以外，原来的主力作家基本都离开了创作第一线。只不过，由于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