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4-10李敖系列之22中国迷信新研-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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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制衡
后来研究思想史的人，都犯了一个错误，以为董仲舒强调灾异、强调天人相感的目的，是向专制帝王制造“精神威协”、“把权源纳入正轨”，认为董仲舒抬出天来制造制衡，其实这是给古人戴高帽了。对一个满脑“罢黜”什么“独尊”什么的专断论者，对一个满口“以人＇民＇随君”、“屈民而伸君”的拍马大王的人，我们是不能这样溢美的。
董仲舒的王牌理论是提倡“春秋大义”，孔子作春秋的基本立场是尊王攘夷，提倡春秋就是提倡君权。“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董仲舒明明是主张一切“一统乎天子”的，“一统乎天子”就是一人专权、中央集权，结果就是“君者，权也”的。汉初的统治者并不喜欢儒家，汉高帝轻视儒生，甚至要“溺儒冠”（朝儒生的帽子里撒尿）。但是得到天下后，发现儒家思想最便于作为统治的“润饰”，所以外儒内法就势在必行。于是，从汉高帝到汉武帝、从叔孙通到董仲舒，便很自然的花对花、柳对柳起来。董仲舒是“以经术润饰吏治”（《汉书》循史传）的，这完全是投统治者所好的。至于他强调灾异、强调天人相感，也只是希望统治者做贤君而已。希望统治者做贤君，这是古往今来人人的希望，这算不得政治上的制衡，制衡君权要有像样的办法，灾异又叫什么办法呢？
有一次，汉朝祖庙着了火。董仲舒写了稿子，发了议论，主父惬偷了这篇稿子，上奏汉武帝。汉武帝拿给大家看，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不知道这是他老师的作品，大发议论，说这篇东西“大愚”。于是把董仲舒给关起来，论以死刑。后来虽给特赦了，但是他再也不敢谈灾异了。
董仲舒打着儒家的招牌，耍着阴阳家的把戏，用阴阳四时五行种种迷信怪说，逢迎主上，以期得君行道，结果却变成了统治者为虎作怅的帮凶，成了助长专制政治的第一罪人，这真是跟统治者与虎谋皮的知识分子的迷梦，在梦醒时分，除了落得虎口余生外，什么都与春秋代谢了！
三结合
所以，这种制衡关系，纵使有，在董仲舒的思想里也是很可怜的，因为所谓制衡，说来说去，只不过是一点灾异而已。用灾异来制衡统治者，岂不太空洞了吗？
董仲舒不但在灾异说上面无法造成制衡，相反的，真正“一统乎天子”的思想大建构，竟还出自此公之手，他是真正把“高级迷信”同“高段统治”结合的人。我们试看他的立论：
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春秋繁露》五行相生）
这是以“阴阳”、“五行”、“四时”三结合来立论的。
在阴阳方面，董仲舒明说纲常②之道“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所以旱灾来了，表示阳对阴的一种讨厌表示；日蚀来了，表示阴对阳的一种犯上表示。一切阴阳都是天人相感的，自然一点也不自然，是大有文章的。
在五行方面，“天有五行，一曰本、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终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所以，要“辨五行之本末、顺逆、大小、广狭，所以观天道也”。“故五行者，乃孝于忠臣之行也！”
在四时方面，是五行中除土以外的四行，各主四时中四分之一的气。木主春气、火主夏气、金主秋气、水主冬气，土什么也不主，它是头头，“土者，大之肱股也！”“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贵于土。土之于四时，无所命者，不与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义、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贵者也！”“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谓大忠矣！”“臣之义比于地。故为人臣者，视土之事火也；为人子者，视上之事人也。虽居中央，……然而弗名者，皆并功于火，火得以盛，不敢与父分功美，孝之至也。是故孝子之行、忠臣之义，皆法于地也。”
因为五行的关系都是相生的关系，所以火生土，土变成了火的儿子，“为人子者，视土之事火也。”儿子替爸爸做事，是只尽其义。不计其利的、“不与火分功名”的、“不敢与父分功美”的，这种单向会，正好代换成巨子对统治者的无条件效忠，所以“忠臣之义、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贵者也！”“是故圣人之行，莫贵于忠，土德之谓也！”
“贬天子”吗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写董仲舒论《春秋》，曾有“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③的话，但是如何贬得了天子，自古以来，就没有成功过，也没有在政治理论上建构过。结果呢，以“贬天子”为素志的知识分子，反倒一个个吃起荤来，一个个变成了帮助统治者有效统治的鹰犬：不但不能建构有效的制衡体制，反倒一再向统治者认同、共识、共同建构起临时条款式的体制，知识分子不能坚守原则，沦落至此，真可谓“自作孽，不可活”了！
一九八三年四月六日病中写完
①董仲舒（前一七九——前一○四）号桂严子，河北枣强东人，是汉武帝时代的博士。他上课时候要“下帷讲诵”，他的学生甚至要“传此见次相授业”（间接教来教去），“或莫见其面”。早年时候，他的专心，可以“三年不窥园”；晚年时候，他“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述为事”，很受人尊敬。
②“三纲”之说是董仲舒提出来的。原意是君臣、父子、夫妇各尽其分，后来由《纬书含文嘉》和《白虎通》演绎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大教条，董仲舒变成了始作俑者。
③《史记》原文是：“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遭衰废，孔子……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个，以为天下仪表，贬天于、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这些话，到了《汉书》（司马迁传）里，就被窜改为“太史公曰：余闻之董生：‘周道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时之不用、道之下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其中“贬天子”的字眼竟不见了。知识分子与虎谋皮，下场一至于此！
《狱中杂记》今译
一、方苞《狱中杂记》今译
康熙五十一年三月里，当我被关在刑部监狱的时候，看见犯人死了，由墙洞里拖出去，平均每天总有三四个，不觉心里奇怪。有个曾经做过洪洞县长的杜君，站起来说：“这是生瘟疫了。现在天时正常，死的还少；过去有多到一天死十几个的。”我问是什么原因。杜君说：“这种病容易传染，生这种病的，纵然是亲人，也不敢住在一起。这监狱一共有四座老监房。每座监房有五个房间：狱卒住在当中的一间，前面有大窗通光线，屋顶有小窗透空气；其余四个房间都没有窗，可是关的犯人经常有两百多。每天天还没黑，就上锁了，大小便都在房间里，和吃饭喝水的气味混在一道。加上寒冬腊月，没钱的犯人睡在地上，等到春气一动，没有不发病的。监狱的规矩，一定要等天亮才开锁，整个晚上，活人和死人就头靠头脚对脚地睡着，没法闪躲，这便是传染人多的原因。还有奇怪的是：凡属大盗累犯，或杀人要犯，大概由于气质强悍旺盛，反倒被传染上的不到十分之—二；纵使传染上，也很快就好了。那接二连三死掉的，却都是些案子轻的罪犯、或嫌犯、或保人，是些不该绳之以法的人们。”
我说：“京师里头有顺天府尹的直辖监狱、有五城御史的司坊，为什么刑部的监狱还关着这么多囚犯？”杜君说：“近几年来打官司，凡情节比较重的，顺天府尹和五城御史便不敢做主；又九门提督调查抓来的，也都拨归刑部；而刑部本身十四个清吏司里喜欢多少的止副满汉郎官们，以及司法人员、典狱官、狱卒们，都因为人关的越多越有好处，所以只要沾上一点边就给千方百计抓进来。人一进监狱，不问有罪没罪，照例先给戴上手拷脚镣，放进老监房，使你吃尽苦头，在吃不消的时候，他们就教你怎样取保，保出去住在外面，随传随到；再照你的家庭、财产状况，把钱敲诈来，由他们按成派分。中等以上的人家，都尽其所有出钱取保；其次，要想解下手铐脚镣搬到老监房外板屋里去住的，费用也得几十两银子。至于那又穷又无依无靠的，就手铐脚镣毫不客气，作为样板，以警告其他的犯人。又有同案一起被关的，情节重的反能取保在外，情节轻的、没罪的，却吃着苦头，这种人一肚子冤气，没好吃没好睡，生了病，又没钱治，就往往死翘翘了。”我认为我们的皇上，和过去的圣人一样，有好生之德，每在批公文的时候，总给犯人死中求生，但现在竟有无辜的人这样倒霉的！如有仁人君子，能向皇上上奏除死刑及发配边疆的重犯外，其他轻犯和受到牵连还没定案的，如果另设看守所来关，不上手铐脚镣，就不知可救多少人命了！听说监狱本有五间房名叫“现监”的，是给涉案而没定案的人住的。如果能查出这种规定，实行起来，倒也不无小补。杜君说：“皇上开恩，规定做官的可住优待房，现在穷人住进老监房，大盗累犯反住进优待房，这中间的微妙，能细问吗？这样看来，只有另外关到一座监狱里，才能根本解决啊！同我关在一起的朱老头、姓余的青年和关在一起的同僚，都这样碰上疫症死了，论罪状，他们都是下该受重罚的小罪。又有某氏控告儿子不孝，左右的邻居都被关进老监，哭哭叫叫直从晚上闹到天亮。”我听了，有动于衷，曾拿杜君这些话来普通的问了问别人；结果大家说的一样，我就决定记录下来。
凡判死刑的，一经判决执行，行刑的人便先等在门外，派同党进去索讨财物，叫做“斯罗”。对有钱的犯人，要找他的亲属讲条件；对没钱的犯人，便当面直接讲条件。如果判的是剐刑，便说：“答应了我的条件，便先刺心；不然的话，四肢解完，心还没死。”如果判的是绞刑，便说：“答应了我的条件，第一绞便包断气；不然的话，绞你三次以后还须加用别的刑具，才死得了。”只有判的是杀头，才没什么可讨价还价的，但是仍旧可以扣留脑袋不给死者家属，达成敲诈目的。因此，有钱的自然甘心贿赂几十百两银子，没钱的也会卖尽衣服杂物报效；只有穷得绝对拿不出钱的，才真照他们所说的执行。担任捆绑的也一样，如果不满足他们开的条件，五花大绑时便先给你来个骨断筋折。每年秋决的时候，虽然皇帝朱笔勾掉的只十分三四，留下的有十分六七，但全体囚犯都须捆绑着到西市，等待命令。其中被捆绑受伤的，即便幸而留下，也必须病几个月才
能好，甚或成为一辈子也治不好的暗伤。我曾问过一个老差役说；“大家对受刑受绑的既没什么深仇大恨，目的只不过希望弄点钱而已；犯人果真拿不出钱，最后又何妨放人一马，不也算积德吗？”老差役说：“这是因为要立下规矩以警告旁的犯人，并警告后来的犯人的缘故。如果不这样，便人人都心存侥幸了。”担任上刑具和拷打的也一样。和我同时被捕受审时挨过夹棍的有三个人。其中有一个人给了二十两银子的代价，只骨头受点轻伤，结果病了个把月；另一个人给了双倍代价，只伤了皮肤，二十天便好了；再一个人给了六倍代价，当天晚上使能和平常一样的走路。有人问这差役说：“犯人有的阔有的穷，既然大家都拿了钱，又何必更拿多少做分别？”差役说：“没有分别，谁愿意多出钱？”由这故事，印证孟子“选择职业不可不慎重”的话，真是一点也不错！
部里的老职员家里都收藏着假印信，公文下行到省级的，往往偷偷动手脚，增减着紧要的字眼，奉行的人是看不出来的。只上行上奏皇帝和咨行各部的，才不敢这样。依照法律规定：大盗没杀过人和有同犯多人的，只是主谋的一两个人立时处决，其余人犯交付八月秋审后概给减等充军。当刑部判词上奏过皇帝之后，其中有立时处决的，行刑的人先等在门外；命令—下，便捆绑出来，一时一刻也不耽搁。有某姓兄弟因把持公仓入狱，依法应该立时处决，判词都已拟好了，部员某对他们说：“给我一千两银子，我弄活你们。”问什么办法，部员某说：“这不难，只消另具奏本，判词不必更改，只把案末单身没有亲戚的两个人换掉你们的名字，等到封奏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