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十七个瞬间 作者:[苏] 尤里安·谢苗诺夫-第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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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施蒂尔里茨答道，“当您向我颁发十字勋章时，您说，我的脸像数学教授，而不象间谍…”
　　“可现在您的脸恰恰是一张间诉的脸，不象教授，”
　　鲍曼开玩笑说，“好，说吧，有什么情况。”
　　连接鲍曼和帝国保安局的电话机整整一夜没有响过。所以，当第二天早上一份窃听到的材料放到希姆莱桌上的时候，他先是勃然大怒，等冷静下来后，感到大吃一惊。他召见缪勒并命令他查清——不过要谨慎小心——是谁昨天夜里在政府通讯专用室和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总部的鲍曼通话。
　　整整一个白天缪勒未能得到任何确切的材料。直到傍晚晚才有一份关于一个身份不明的人给鲍曼打电话时，在话筒上留下的指纹材料送到他的办公桌上。使他感到惊讶的是，据资料记载，几天前盖世太保已发现过同样的指纹，这些指纹是在俄国女谍报员的电台上发现的。
　　鲍曼的司机在值班后回家的途中被捕。他过去曾得到鲍曼的允许不充当党卫队的情报人员。三个小时他没有吐露一个字，”并一直要求和鲍曼面谈。在对他进行一番恫吓威逼后，他供认，夜里有个陌生人坐进他们车里。但他和鲍曼谈话的内容，司机无法提供，因为谈话是在被厚厚的防弹玻璃隔开的后座进行的。他对坐车人的相貌用语言描绘了一番。他说，这人的帽子压得很低，遮住了前额，戴一副宽边角质眼镜，唇上蓄着灰白的胡须。给他看了二百多张照片。其中有施蒂尔里茨的相片。但首先，施蒂尔里茨不留胡须，根据需要胡须可以随时粘上或取下，非常方便；其次，这是他五年前的相片，在战时，经过五年人们一般都有很大变化，有时变得难以辨认。
　　希姆莱在得到缪勒进行调查的报告后，同意他关于暗中收集单位所有工作人员指纹的建议。
　　同时缪勒还建议除掉鲍曼的司机，办法是，造成一种假象，似乎他是在自己家附近的街上由于撞车而偶然身亡。
　　最初，希姆莱打算批准这一看来十分必要的措施，但转念一想，改变了主意。他对所有人都开始不再信任了，其中包括缪勒。
　　“这您自己考虑决定吧，”他说道，“也许，根本就应该把他放了？”他反问道，巧妙地应付了对方，而且他知道缪勒会怎么回答。
　　“这不可能，审问他时涉及了这么多的问题。”
　　党卫队司令要听到的正是这样的回答。
　　“这我不知道，”他皱起眉头，“司机是个诚实的人，而我们是不惩处诚实人的……您自己想办法吧…”
　　缪勒走出希姆莱的办公室，心里充满怒火，因为他知道，党卫队司令害怕鲍曼，并让他当替罪羊，去承受打击。
　　“不，”他暗自决定，“既然如此，我也要留个心眼。让司机活着。这将是我的王牌。”
　　希姆莱在和缪勒谈话后请来了奥托·斯科尔兹内。
　　希姆莱意识到，和鲍曼的争斗进入了最后的决战阶段。要是鲍曼在党卫队某个尚未查清的背叛者的帮助下得到足以使他——希姆莱身败名裂的材料，那他必须针锋相对利用这一次所掌握的事实给以致命打击。在政治斗争中只有充分掌握情报和拥有实力才能使敌对双方的机会均等。而任何地方也没有像党的档案装甲保险柜中收藏有如此多的资料。就让鲍曼依靠人去进行斗争好了，而他，希姆莱，将利用档案材料，因为档案材料比人更为可靠，并随着时间的流逝比人更有力…
　　“我需要鲍曼的档案，”希姆莱说道，“斯科尔兹内。我需要什么您理解吗？”
　　“我理解。”
　　“这比劫持墨索里尼还要困难。”
　　“我想是的。”
　　“不过，这能办到吗？”
　　“不知道。”
　　“斯科尔兹内，这样的回答不能令我满意。最近几天鲍曼要疏散档案，您的任务是查清，运往何处以及由谁护送。施伦堡会帮助您——不是公开的，而是通过一般商讨问题的方式。”

第三节　1945年3月10日19时58分
　
　　施蒂尔里茨乘上夜班特别快车出发到瑞士边境，以便“准备一个越境窗口”。他和施伦堡都认为，派牧师公开通过国境会事与愿违，把事情张扬出去。而整个这次行动都是背着盖世太保进行的，在施拉格事成之后，按施伦堡的计划，“揭露”施拉格的正是施蒂尔里茨。
　　经施伦堡的允许，近日来施蒂尔里茨一直在为牧师物色一些策划阴谋的合格“人选”——从外交部和空军司令部中挑选，施蒂尔里茨在这两个部门物色到的都是些死心扬地为纳粹主义效命的人。施蒂尔里茨特别满意的是，所有这些人都曾被盖世大保招募去当过间谍。
　　“这很好，”施伦堡赞扬说，“这样做很妙。”
　　施蒂尔里茨用疑问的眼光瞧了他一眼。
　　“我的意思是，”施伦慢解释道，“这样我们可以使所有背着我们在西方寻找和平接触的人声名狼藉。要知道，西方是明显区别对待盖世大保和我们这个部门的。”
　　这一趟夜班特别快车有别干所有其他火车，它跟战前一样舒适：在车厢的小单间里真正的皮制带子不时装出嘎吱嘎吱的响声，铜制的烟灰缸闪着暗淡的光亮，列车员在送浓郁的咖啡。实际上只有外交人员才乘坐这列行驶在斯堪的纳维亚——瑞士走廊上的火车。
　　施蒂尔里茨的单间是74号。后一节车厢的56号单间里是一位脸色苍白的瑞典教授，他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姓既长而又别扭。他们俩人和另一位伤愈后返回意大利前线的将军是两节国际车厢中仅有的乘客。
　　将军来到施蒂尔里茨的单间，问道：“您是德国人？”
　　“唉。”施蒂尔里茨叹了口气。
　　他可以说些玩笑话，这是经领导允许的。反间活动有时需要说一些含有恶意的玩笑话。如果对方没有到盖世太保去告密，便可以考虑今后对这人进一步考察。这问题在于盖世太保曾引起过一场争论：是当场制止不体面的谈话，还是任其发泄？施蒂尔里茨认为，对帝国即便是微小的危害——对他的祖国便会带来重大的利益，因此他千方百计支持那些持主张挑拨离间观点的人。
　　“为什么要唉声叹气？”将军感兴趣地问。
　　“因为没有给我送第二杯咖啡。持有外国护照的人有求必应：只要他们一提出，就会送去真正的咖啡。”
　　“是这样。倒是给我送了第二杯。我有白兰地。要喝吗？”
　　“谢谢。我也有白兰地。”
　　“不过，您也许没有腌猪油。”
　　“我有。”
　　“这么说，我和您的伙食供应标准是相同的咯。”将军说道，两眼注视着施蒂尔里茨从皮包里取出的东西。“您的军衔是什么？”
　　“我是外交官。外交部三局参事。”
　　“你们真可恶！”将军说着坐到安装在小洗脸池旁的软椅上。“你们是一切的罪魁祸首。”
　　“为什么？”
　　“因为是你们制定的外交政策，因为是你们造成在两条战线同时作战的局面。干！”
　　“干杯！您是梅克伦堡人？”
　　“对，您怎么知道的？”
　　“根据您说的‘干’字猜到的。所有北方人都喜欢只说一个‘干’字。”
　　将军笑了。“对，是这样，”他说道，“您听我说，昨天我是不是有可能在航空部见到过您？”
　　这时施蒂尔里茨的全身肌肉都紧张起来：他昨天曾把牧师施拉格带到航空部——为了和接近戈林周围的人“建立”联系。当整个行动计划一旦成功，便吸收盖世太保参与这事——到那时就按施伦堡的要求，查清“阴谋”的细节——所以牧师必须在航空部、空军以及外交部“留下蛛丝马迹。”
　　“不，”施蒂尔里茨边琢磨着边往杯子里斟酒，“这个将军不可能看见我：我坐在车里时，旁边没有任何人经过。缪勒未必会派一名将军来跟踪我，这不像他平时所干的，他的做法比这简单。”
　　“我没有到那儿去过，”他回答说，“我的长相很奇怪，谁都说好像刚在什么地方见到过我。”
　　“您的长相属于某种模型，’将军解释说，“长得跟许多人一样。”
　　“这好还是不好？”
　　“对间谍来说，也许很好，可对外交官来说，就不见得好。你们的脸要让人记住，终身难忘。”
　　“那对军人来说呢？”
　　“目前军人要有一双结实有力的飞毛腿，为了能及时逃跑。”
　　“您跟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说这样的话不害怕吗？”
　　“可您不知道我的姓名…”
　　“要弄清姓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您有一张令人难忘的面孔。”
　　“是吗？见鬼，我一直以为我的脸是最标准的。现在这些都无所谓了，等您写好材料去告我的密，等他们找到第二个证人，时间就早已过去——一切都将完蛋。把我们置于被告席上的将是另一些人，而不是这些人。而且首先是审判你们，外交官。”
　　“杀人放火的是你们，毁灭一切的是你们，而审判的却是——我们？”
　　“我们是执行命令。烧杀的是武装党卫队。我们——打仗。”
　　“怎么，您发明了一种特殊方法；打仗可以不放火、不死人？”
　　“战争反正是必要的。当然不是这种愚蠢的战争，一个外行人指挥的战争。他认定，可以凭灵感打仗。只有他一个人知道，我们大家需要什么。只有他一个人爱伟大的德国，而我们所有人想的，只是怎样把德国出卖给布尔什维克和美国人。”
　　“干杯……”
　　“干！国家好比人。静止使它们停滞不前。国界扼杀它们。它们需要运动——这是公理。运动——就是战争。如果你们这些可恶的外交官再把事情搅乱，就把你们统统消灭，一个不剩！”
　　“我们也是执行命令。我们和你们也同样是士兵…元首的士兵。”
　　“得了，您别装了。‘元首的士兵’”，他学着施蒂尔里茨的腔调挪榆道，“一个偷了将军靴子的低级军官……”
　　“将军，跟您谈话我感到恐惧…”
　　“别撒谎。现在整个德国说得跟我一样……或起码是这么想的。”
　　“那希特勒青年队的孩子兵呢？当他们冲向俄国坦克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吗？他们喊着‘希特勒万岁’去死－－”
　　“狂热永远不会带来最后的胜利。狂热者可以获得胜利——那只是在最初阶段。他们永远不可能保住胜利，因为他们的狂热不会持久，他们会感到厌倦。干！”
　　“干杯……您为什么不发动您自己的那个师呢…”
　　“是军…”
　　“那就更好了。那您为什么不带着自己一军人马去投降当俘虏呢？”
　　“可是家呢？司令部里的狂热者们呢？还有那些相信神话般的胜利，觉得打仗要比向盟国阵营投降容易得多的胆小鬼们呢？！”
　　“您可以下命令。”
　　“下命令是要人们去牺牲。要人们为了生存去投降敌人这样的命令还从未有过。我还没有学会写这样的命令。”
　　“如果您接到这种命令呢？”
　　“谁的命令？是那个神经衰弱的患者？他拖着我们大家一起跟他走进坟墓。”
　　“如果命令是凯特尔下的呢？”
　　“他的脑袋好比屁股。他是秘书，不是军人。”
　　“好吧……要是在意大利您的总司令…”
　　“凯塞林？”
　　“对。”
　　“他不会发布这样的命令。”
　　“为什么？”
　　“他是在司令部受到戈林的栽培。在领袖人物手下工作的人必然丧失主动性。他可以变得精明强干，足智多谋，但没有独立作出决定的能力。在下决心迈出这一步之前，他一定会急不可耐地去找疣猪。”
　　“找谁？”
　　“疣猪，”将军执拗地重复了一遍，“找戈林。”
　　“您确信在没有得到戈林准许的情况下不可能说服凯塞林采取这样的行动吗？”
　　“要不是深信不疑的话，我就不这么说了。”
　　“您对前途失去了信心？”
　　“我对前途充满信心。对即将灭亡的前途充满信心。我们所有人，大家一起…请您相信，当大家一起去死的时候，这并不可怕。我们的失败将是毁灭性的，对这场战争失败的记忆在今后世世代代不幸的德国人心中将引起伤痛……”
　　在边境车站施蒂尔里茨走出车厢。将军从他身旁走过时，垂下眼睛，举手向他致党的敬礼。
　　“希特勒万岁！”他扬声说了一句致意词。
　　“希特勒万岁，”施蒂尔里茨回礼时说，“祝您走运。彻底粉碎敌人。”
　　将军惶恐不安地瞧了施蒂尔里茨一眼：看来，他昨天喝得酩酊大醉，酒后失言了。
　　“谢谢，”他的声音和刚才一样大，想必是为了让列车员听见他说的话，“我们要打得他们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