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十七个瞬间 作者:[苏] 尤里安·谢苗诺夫-第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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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伦堡顿时感到怅然若失，两手发冷。
　　“何必这样呢。”海德里希说完之后突然叹了一口气。
　　施伦堡当时还不明白，为什么海德里希要叹气。事隔很久，他才明白其中的道理，原来这位帝国保安部门头子的外公就是个犹太人，曾在维也纳一个轻歌剧团里拉小提琴。
　　……早在1939年施伦堡就多次初步试图与西方建立联系。他开始和两个英国间谍贝斯特、斯蒂芬斯进行了错综复杂的周旋。
　　和这两个人搭上关系之后，施伦堡不仅想以将军们反希特勒阴谋活动领导人的身份去见他们，而且还想借此机会飞往伦敦，与英国谍报机关、外交部以及政府的高级官员直接接触。从政府方面来讲他是在进行反对大不列颠的阴谋活动，但实际上他是想试探一下，看是否有可能与唐宁街①进行更重要的接触。
　　◆　①唐宁街：伦敦的一条街，是英国首相官邱所在地，常用以泛指英国政府。——译者注。
　　可是在施伦堡飞往伦敦的前夕，希姆莱给他打来了电话。希姆莱失声变调地对他说，在慕尼黑刚发生一起刺杀元首的事件，说，元首认为这一定是英国间谍部门一手干的，所以必须把英国人贝斯特和斯蒂芬斯弄到手，并且把他们劫持到柏林来。
　　于是，施伦堡在荷兰芬洛演了一场大戏：他冒着生命危险把贝斯特和斯蒂芬斯劫持到柏林。两个英国人被审讯了一整夜，后来速记员又用一台特制的打字机（它的字母比普通打字机上的大两倍）把审讯英国间谍的记录重打了一遍，所以施伦堡断定这些材料马上就要给元首送去，因为他看不清小号字，只能读大号的粗体字。
　　元首认为这次刺杀他的事件是他往日的朋友，今天的敌人小施特拉塞的“黑色阵线”①与英国间谍贝斯特、斯蒂芬斯一起密谋组织的。
　　但是，就在那几天，偶然抓获了一个名叫埃斯列尔的木匠，他是在企图偷越瑞士国境时被捕的。在严刑拷问下，他承认了刺杀元首是他一个人干的，后来，当酷刑难忍的时候，埃斯列尔又说，最后在临动手的时候又有两人参加。
　　因此，施伦堡深信，这两个人一定是施特拉塞“黑色阵线”的，暗杀事件与英国人毫无关系。
　　第二天希特勒在报纸上发表讲话，指控英国人指挥狂妄的恐怖主义分子进行暗杀活动。而且他开始亲自干预案件的侦讯工作。尽管施伦堡感到这很妨碍他的工作，但却无可奈何。
　　事过三天，侦讯工作刚刚展开，希特勒邀请赫斯、希姆莱、海德里希、鲍曼、凯特尔和施伦堡共进午餐。他自己唱的是淡茶。却请客人们喝香按酒和可可饮料。
　　“海德里希，”他说，“你应当使用医学和催眠术方面的一切最新成果。务必从埃斯列尔口里问出谁和他有联系。我确信那颗炸弹是国外制造的。”
　　然后，没等海德里希答话，希特勒就转身问施伦堡；“你对英国人的印象如何呀？在荷兰你不是和他们面对面地坐在一起谈判过吗。”
　　施伦堡口答道：“他们要把这场战争进行到底，我的元首。如果我们占领了英国，他们就到加拿大去。而斯大林将会得意地发出微笑，坐山观虎斗，看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日尔曼人兄弟之间自相残杀。”
　　听了这番话，在坐的人都惊呆了。希姆莱把身子缩在靠背椅里，用手势向施伦堡示意，要他住口，但是施伦堡没有看见希姆莱，继续谈着自己的看法。
　　“当然，一家人不和是最要不得的，”希特勒并没有生气，他若有所思地回答说，“自己人之间发生争斗是最坏的事，可是邱吉尔却一味地阻挠我。在这些英国伦没有成为实事求是的人之前，我就要，我就应该和他们作战，我就没有权利不和他们作战。”
　　当大家从元首那里离去之后，海德里希对施伦堡说：“真是万幸，今天希特勒的情绪很好，不然，他会指责说，你与英国国家情报处几次接触后已经变得亲英了，给你定个‘亲英派’的罪名。那样一来，不论我是多么痛心，我也只好把你关进牢房；不论我是多么痛心，我也只好枪毙你，自然，要有他的命令才行。”
　　……　施伦堡三十岁时就当上了第三帝国政治情报处的头子。
　　希姆莱的谍报人员向他报告说，里宾特洛甫正在酝酿一个刺杀斯大林的计划，里宾特洛甫想亲自去见斯大林，装作是去谈判，然后用一种特制的自来水笔枪把斯大林打死。党卫队司今希姆莱把这一想法摆为己有，抢先向希特勒报告这一计划，并命令施伦堡挑选两名特务。据他所知，其中一个特务认识斯大林汽车库里某机械师的亲戚。
　　两个特务带着外形为“卡兹别克”牌香烟盒的短波收音机，乘飞机越过了前线，空降在俄国境内。
　　（冯·施蒂尔里茨知道这两个人飞越前线的时间。莫斯科事先得到这一情报，两个特务双双被擒。）。
　　施伦堡工作中的几次失败都由于他善于深谋远虑，善于清晰地分析形势而得到了补偿。正是施伦堡还在1944年中期就对希姆莱说过，在最近一年内；对希姆莱来说最可怕的人物并不是赫尔曼，戈林，不是戈培尔，也不是鲍曼－－
　　“是施佩尔，”当时他说，“施佩尔是我们的主要对手。施佩尔是我国工业和国防方面的情报库。施佩尔是党卫队高级总队长。施佩尔是武器生产部部长，是后方，又是前线，而首先他是伊·格康采恩，因而他代表了与美国直接的传统联系。另外，施佩尔与施维林·冯·克罗西克关系密切，这就是说他与财政金融界有联系。施维林·冯·克罗西克很少隐瞒自己反对元首行动的立场。不是反对元首的思想，而是反对他的行动；施佩尔是位寡言少语、有势力的人物。那些刚刚建立起来、负责德国战后复兴计划的工业部门——它们就是我们未来的头脑、心脏和双手。我知道，我们那些团结在施佩尔周围的工业家们现在正忙些什么。他们正忙着解决两个大问题，一是如何榨取最大限度的利润，二是如何把这些利润转到西方银行去。”
　　听完施伦堡这番议论之后，希姆莱才第一次考虑，要把鲍曼掌管的档案攫取过来，只有这样他才能找到解开施佩尔这个谜的钥匙；如果他希姆莱不利用德国工业家与中立国及美国的种种关系，那鲍曼就一定会利用这些关系。

第二节　1945年2月18日11点　46分
　
　　施伦堡在党卫队司令的会客厅里见到了施蒂尔里茨。
　　“您是下一位。”值班副官一边把党卫队经济处处长波尔将军让进希姆莱的办公室，一边对施蒂尔里茨说道。
　　“我想，高级总队长先生不会占很长时间，他谈的都是些局部问题．”
　　“您好，施蒂尔里茨，”施伦堡说，“我正找您。”
　　“您好，”施蒂尔里茨回答说，“您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是不是太疲乏了？”
　　“难看得厉害吗？”
　　“很厉害。”
　　“走，到我办公室去，现在我很需要您。”
　　“可是，昨天我就求见司令了。”
　　“有什么问题？”
　　“有件私事。”
　　“一个半小时以后您再来嘛，”施伦堡说，“要求改一下接见时间，反正司令整天都在这儿。”
　　“那好吧，”施蒂尔里茨嘟嘟嚷嚷地说，“不过，我怕这样做不太合适。”
　　“我把冯·施蒂尔里茨拉走了，”施伦堡对值班副官说，“请您把接见时间改到下午。”
　　“是，支队长！”
　　施伦堡挽住施蒂尔里茨的胳臂，走出办公室，愉快地悄声说：“听，他的声音多好听啊！他向上级报告，简直像个歌剧演员，声音发自丹田，很明显是想讨好上级。”
　　“我总是很可怜这些副官，”施蒂尔里茨说，“他们时时刻刻都要保持一副意味深长的神态，不然人们就可以看出他们是些没有用的人了。”
　　“您这话不对。副官还是很需要的。他像只猎狗，闲来没事时，可以和他聊聊天，而且如承他外貌漂亮的话、还可以使别的猎人羡慕。”
　　“我真的认识一个副官，”当他们在大廊里的时候施蒂尔里茨接着说，“他充当了一个戏院经理的角色，见人就讲他的主人是多么了不起的天才。结果有人制造了一次车祸害他，这都怪他太好夸耀，引起了公愤…”
　　施伦堡也笑了起来，说：“这是你编造的，还是真有大事？”
　　“当然是我编造的……”
　　在通向中间楼梯的地方他们遇上了缪勒。
　　“希特勒万岁，朋友们！”缪勒说。
　　“希特勒万岁，朋友。”施伦堡回答说。
　　“万岁。”施蒂尔里茨没有举手，回答道。
　　“真高兴见到你们这两个鬼东西，”缪勒说，“你们又在想什么阴谋诡计了吧？”
　　“我们是在想，”施伦堡回答说，“为什么不想呢？”
　　“不过我们的阴谋诡计是无法与您的相比，”施蒂尔里茨说，“与您相比，那我们就是上帝的羔羊了。”
　　“你们这是和我相比？”缪勒感到有些惊奇，“不过，即便人们把你看成是魔鬼，那也挺好。雁过留声，人死了留名嘛”
　　缪勒很友好地拍了拍施伦堡和施蒂尔里茨的肩膀，转身走进一个助手的办公室，他喜欢这样随随便便地到他们办公室走走，特别是当审讯枯燥乏味的时候他更是这样。

第三节　供思考的资料〔邱吉尔〕
　
　　战争最后几个月希特勒总像念咒似地重复说，英——苏——美联盟的崩溃只是几周内的事了，他还再三地让大家相信，西方在遭到决定性的失败后，一定要向德国人求援。当时很多人觉得这些只是元首性格的表露；他对自己臆想出来的东西是坚信不移的。不过，这次希特勒的话却是有容实根据的。还在1944年年中鲍曼的特工人员在伦敦弄到一份绝密文件。文件中有温斯顿·邱吉尔的这样一段
　　话：“如果俄国人的野蛮行为毁灭了一些欧洲大国的文化和独立，那么就会产生一场可怕的灾难。”这句话是1942年10月他在一份秘密备忘录中写的，当时俄国人还没有打到波兰，而是在斯大林格勒城郊，没有在罗马尼亚，而是在斯摩棱斯克附近，也没有在南斯拉夫，而是在哈尔科夫城郊。
　　如果希特勒知道1943年至1944年期间英美在同盟国军队主攻方向问题上存在着激烈的意见分歧，那么很可能他就不颁布那项对企图与西方谈判的人要立即处以死刑的命令了。那时邱吉尔坚持同盟国部队在巴尔干半岛登陆。他提出必须这样做的理由，说，“现在问题是；我们是否甘心容忍巴尔干的，很可能还有意大利的共产化？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我们的军队占领了布达佩斯和维也纳，解放了布拉格和华沙，那么西方民主国家会得到很多好处……”
　　但是头脑清醒的美国人懂得，邱吉尔硬要把打击希特勒的主要攻击点放在巴尔干，而不放在法国，这完全是利己的企图。美国人十分清楚，邱吉尔的观点如果得逞，大不列颠将成为地中海上的霸主，干是非洲，阿拉伯东方，意大利，南斯拉夫以及希腊的主人也是大不列颠了。这样一来，势力对比明显地对美国不利。所以他们主张在法国登陆。
　　作为一个谨慎而又有胆略的政治家，邱吉尔在一定的紧要关头，本来是可以与那些反希特勒的人物进行联系，建立一个能够阻挠俄国军队冲向大西洋沿岸（这是邱吉尔最担心的）的统一阵线。但是，在1944年夏消灭阴谋叛变分子之后，这样的势力在德国已经不存在了。不过，邱吉尔认为，与帝国领导集团内一些主张在西方的德军投降的人小心谨慎的“调情”尽管不太现实（因为罗斯福坚持其强硬的立场，全世界存在着亲俄的情绪），但是这种“调情’却能使他对斯大林实行更为强硬的政策，特别是在波兰和希腊问题上。
　　所以，当军事情报机关向邱吉尔报告说，德国人正在找机会与同盟国接触的时候，他回答说：“人们可以责备英国行动迟缓，举动粗鲁，喜欢诙谐幽默地分析问题…但是，谁也不能责备英国搞阴谋，求上帝保佑，永远不能这样责备我们。不过，”他又补充道。这时候他的眼神变得十分坚定，只是在两眼的深处闪耀着喜悦的火花。“我从来都是要求把目的在于巩固各国合作的外交手腕与明目张胆、毫不理智的阴谋严格区分开来。只有亚洲人才把巧妙而复杂的外交手腕看作是阴谋…”
　　“不过，在适当的时候政治手腕是否很可能不只是手腕，而是更为严肃的行动呢？”谍报机构的副头目问邱吉尔。
　　“您认为政治手腕是不严肃的吗？手腕是世上最最严肃的。只有手腕和绘画。其它一切都是虚无空　、微不足道的。”邱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