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和谈演义 (第二部)作者:马辂-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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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解除红军后顾之忧的一项重要部署。因为当时张学良任西北“剿总”副司令代　
行总司令职务，统率着20万大军，布防在陕北苏区边界。在此情况下，共产党同张　
学良的谈判也许比同蒋介石的谈判还要急迫。　
　　周恩来先派在作战中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一０七师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回部，　
向张学良转达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向。同时，高福源被放回，这本身　
也是共产党有诚意的一种表示。所以，张学良很快就提出愿与共产党的正式代表会　
晤商谈。　
　　周恩来十分高兴，便派李克农于3月4日在洛川同张学良正式谈判。李克农不辱　
使命，很快与张学良达成了几项协议，其中一项是：由中共代表请示中央，请毛泽　
东或周恩来与张学良直接会晤，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地点初步定在肤施（延　
安）。时间由中共决定。　
　　李克农汇报后，毛泽东立即电示周恩来：在适当时机会见张学良。同时决定派　
刘鼎作为中共代表常驻西安。　
　　刘鼎与张学良几次交谈。说得张学良十分高兴，一定要留刘鼎住进他的公馆。　
这样，二人更可以经常见面，促膝交谈。而话题的中心，便是红军和东北军联合起　
来，一致抗日。当毛泽东从刘鼎的报告中得知张学良的态度确有转变后，便决定由　
周恩来作为全权代表赴肤施与张学良会谈，并电示一定要做好安全保卫工作。　
　　在此之前，中共北方局的王世英已在西安同杨虎城进行了密谈。杨虎城是陕西　
地方“实力派的首领，担任着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主任。他有抗日的要求，　
过去同共产党和一些党员有过友好关系。共产党员南汉宸1931年当过他的秘书长。　
1935年11月，正在天津的南汉震委托申伯纯去见杨虎城，告诉他《八一宣言》的内　
容，建议双方合作。12月5日，毛泽东、彭德怀派汪锋到西安同杨虎城联系，商谈合　
作抗日。年底，王世英又经南汉窟介绍去见杨虎城，并同杨达成了合作的初步协议。　
　　这样，中共中央同张学良、杨虎城之间的联络渠道都正式打通了。　
　　4月7日，周恩来和李克农带着电台向肤施进发。当时的肤施。属于东北军的防　
地。由中共中央驻地瓦窑堡到肤施，途中要经过蟠龙镇和拐崩，约两天路程。由于　
蒋介石对张学良不放心，这一带到处是蒋介石的暗探，大家都为周恩来的安全担心。　
劝他多带些人去。周围来笑了笑说：“这是去谈判，又不是去打仗。如果带了很多　
人马，人家还会相信我们的诚意吗？关云长单刀赴会，都能安然无慈地回来，我看　
我们带二十几个人足够了。再说，我们也要相信张学良将军嘛！”　
　　这一天，天色阴沉，不一会儿便雨雪交加。周恩来一行马不停蹄，冒着雨雪前　
行，于8日下午到达肤施城郊东北的川口村。因电台发生了故障，一时与张学良联络　
不上。　
　　第二天上午，张学良才得到周恩来到达川口的消息。这时张学良正在洛川、他　
一面急电驻守肤施的一二九师师长周福成谁备盛情接待，一面亲自驾机带领王以哲　
等人飞往肤施。刘鼎也同机前往。　
　　为避开蒋介石的耳目，9日黄昏时分，周恩来、李克农由高福源引路，悄悄进入　
肤施，走向谈判地点天主教堂。　
　　周恩来正在教堂门口观赏这座漂亮的建筑物，张学良闻讯出来，立即握住周恩　
来的手，颇为抱歉地说：“欢迎，欢迎！肤施是我军布防的边境，蒋介石的暗探很多，　
所以。对周先生不能大张旗鼓地欢迎，请周先生见谅。”　
　　周恩来笑了笑，说：“所以，我们也只能在黑夜里交谈了。不过，肤施林木葱　
郁，绿水环绕，可是块宝地啊！”　
　　正是：　
　　　　好事偏需时光磨，　
　　　　干戈何时化玉帛？　
　　欲知谈判详情，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部）　　　　　第四回　
天主教堂坦陈肺腑之见　黄土窑洞迎进美国记者　　　　　
　　　话说周恩来与张学良携手走进教堂。在教堂的中央，已经摆好了一张圆桌，圆　
桌上摆满了糕点和水果。　
　　这次会谈极为秘密，只有周恩来、张学良、李克农、王以哲、刘鼎五人在场。　
一番寒喧，主客坐定。周恩来为了活跃气氛，首先说：“我是在东北长大的。”　
　　张学良接着说：“知道，知道，听我的老师张伯苓讲过。”　
　　张伯苓是南开校长。周恩来从未听说张学良在南开读过书。听此言颇觉奇怪，　
便问：“何以说张伯苓是你的老师？”　
　　张学良直率地说：“我原来抽大烟，打吗啡，后来听了张伯苓的规劝，完全戒　
了，因此拜张伯苓先生为师。”说完一笑，接着说，“所以我和周公是同师啊！”　
　　二人虽是初次见面，却一见如故，在坦诚、融洽的气氛中长谈了近5个小时。　
　　张学良完全同意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他坚决地说：“红军是　
真抗日，抗日与剿共不能并存。”　
　　当时红军东征山西，准备进人河北与日寇作战，并提出“红军和一切抗日军队　
集中华北”的口号。张学良对此表示赞成，对征四川、云贵一带的红二、六军团及　
红四方面军北上抗日也完全赞成。他说：“来多少都欢迎，经过东北军防区，我可　
以让路。”　
　　但他同时认为，东征不如北上更稳妥，为此建议：“红军北上抗日最好取道宁　
夏、绥远，解决降日的德王，东向察哈尔。因为阎锡山部队防卫力量强，蒋介石又　
调中央军和地方部队人援，红军孤立作战，恐难立足。而宁、绥人口多，粮食也多。　
可作红军后方；绥远临近外蒙，便于取得苏联的援助。”　
　　张学良是个痛快人。他热切希望红军早日与日军接火，这样、他就可以公升与　
红军联合抗日，否则他只能悄悄地和纽军联合。　
　　张学良主张联蒋抗日。他说：“抗日力量越大越好，蒋介石是国内最大的实力　
派，如果抗日统一战线不包括他，他以中央政府名义反对，就不好办了。”　
　　以前、张学良在与李克农会谈时就提出过这个问题。但是因为中共中央瓦窑堡　
会议上决定的政策是反蒋抗日，所以当时李克农回避了。此时。张学良又向周思来　
提出了这个问题。　
　　周恩来解释说：“中共过去主张反蒋抗日，是因为蒋介石是大地主、大资产阶　
级的头子，视人民为死敌，其指导思想是‘宁赠友邦，毋与家级’，基本政策是‘　
援外必先安内’。现在愿意听听张将军的意见。”　
　　“在国民党要人中，我只佩服蒋介石尚有民族情绪和领导能力，据我回国后两　
年的观察，他有可能抗日。”接着，张学良又逐一分析了南京方面各派系对日本的　
态度。然后说：“蒋介石的左右确有很多亲日派，使蒋不能下抗日决心，而且极矛　
盾。蒋介石是在歧路上，他错在‘安内攘外’。把这个错误扭过来就可以一致抗日。　
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内外夹攻，定能搬转过来。”　
　　张学良停了一下，又说：“除非蒋介石投降日本，否则我不能反蒋。”　
　　周恩来很有兴趣地听完，表示能够理解张学良的想法，并且说：“这个问题十　
分重要，我将把你的意见带回去，提请中共中央郑重考虑后再作答复。”　
　　张学良见周恩来没有批驳他，回答恳切，感到他的意见可能被接受，心情很是　
愉快。联蒋抗日。是张学良企求解决的最大问题，他希望抗日不反共，联共不反蒋，　
以壮大抗日力量，实现他率部打回东北去的愿望。　
　　张学良对发动抗战能否取胜提出了一些看法和疑问：其一，他认为国家统一要　
集权，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共产党式的。一条是法西斯式的。还讲了一通法西斯主　
义可以救中国的道理。这是他考察欧洲时形成的观点。其二，战争爆发，日本封锁　
中国海岸并扶植伪政权，中国如何取得外援？其三，日本对已占领要地固守如何办？　
日本内部能否起变化？等等。　
　　对于能否在中国实行法西斯式统治，周恩来分析道：“法西斯是帝国主义的产　
物，把资产阶级一点形式上的民主都抛弃了。法西期是反历史、反人民、反共的，　
它没有群众基础。要抗因，要收复东北，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是不可能的。要发动　
民众必须实行民主。中国的法西斯道路只能是投降日本，处理中国问题理应联共。”　
　　张学良听后，陷入了沉思。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提法西斯主义了。　
　　周恩来又说：“日本不可能将我国完全封锁，军援既可得之英美，也可得之于　
苏联。抗战持久，有可能引起日本内部哗变。”　
　　张学良不住点头。看得出，他对周恩来很佩服。　
　　双方在联苏、停战、合作、通商、互派代表等问题上都形成了共识。　
　　10日凌晨会谈结束，张学良拿出一本为纪念《申报》60年而印制的大地图送给　
周恩来，说：“让我们共同保卫中国！”为了帮助边区解决经济困难，张学良还赠　
送给红军３万块银元，以后又补送了20万法币。　
　　事后，周恩来对李克农、刘鼎等说：“谈得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快的　
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志气的人。出乎意料，真是出乎意料！”　
　　张学良很激动。他对刘鼎说：“我对会谈很满意，比想像的好得多。我从未见　
到这样的人，周先生是这样的友好，说话有情有理，解决了我很多疑难，绘我印象　
极深。我和蒋先生相处多年，但弄不清他打完红军是否抗日。对共产党，我不仅知　
道它第一步是抗日，还知道它的第二步是要建立民主、富强的中国……中国的事从　
此好办了。”　
　　周恩来向中央报告了谈判的情况，中央同意谈判结果。4月１４日，毛泽东、彭　
德怀致电周恩来：“张、杨两部关系由你统一接洽并指导之，以其处置随时告我们，　
我们一般不与发生关系，对外示统一，对内专责成。”　
　　从此，周恩来就统一主持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延安谈判后，　
中国共产党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关系进人了一个新的阶段。　
　　张学良的建议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四个多月后，中共改变了反蒋抗日的口　
号，作出了“逼蒋抗日”的决定。这是后话、按下不提。　
　　再说石头城里的蒋介石虽然暗中派人与共产党联络，却一刻也没有放弃对红军　
的进攻和对苏区的封锁。对于共产党和张、杨的秘密接触，他当然不会熟视无睹。　
事实上，他早就觉察到张、杨对“围剿”红军行动消极，曾致电指责，说他们“隔　
岸观火”。于是，他准备北上，亲自“督剿”。然而正在这时候，两广事变爆发了。　
　　蒋介石早就在打广东和广西的主意了。红军退到西北一隅后，内部的统一，只　
剩两广了。广西桂系李宗仁、白祟禧一直是在那儿为王的，广东的陈济棠也一直坐　
着“南粤王”的位子。两下联合，半独立于一方，自成小朝廷。　
　　机会的到来是胡汉民的突然去世。胡汉民前几年被蒋介石囚禁后出了国，1935　
年11月在五全大会上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而蒋介石却屈居其下，任　
副主席。1936年1月，胡汉民回国，蒋介石派员到香港迎接他去南京，他对蒋余恨末　
消，拒不去南京，留广东，拟伺机反蒋、遂被两广倚为重心。不料5月忽患脑溢血，　
不治而亡。蒋介石支刻抓住这个时机，意欲解决两广。他想用离间计各个击破，告　
诉陈济棠，以维持广东原局面为条件，让他进兵广西，中央出兵协助，彻底解决李　
宗仁、白崇禧。原系蒋介石左膀右臂、深知蒋介石手段的陈济棠却不上这个当，且　
大怒：“蒋介石既可授意广东解决广西，又何尝不会反其道而行？”　
　　于是，陈济棠与李宗仁、白崇禧联络。双方商定：蒋既已打两广主意，与其坐　
而待毙，不如先发制人，借来抗日的旗帜反蒋。利害所致，一拍即合，遂联络西南　
将领几十人，于5月28日联名发表通电，表示誓死反对日本增兵华北，要求南京政府　
对日宣战，并调军北上抗日。随即成立军事委员会，将粤、桂军政称“抗日救国军”，　
由陈济棠任委员长兼总司令，李宗仁任副委员长兼副总司令。两广总兵力约30万人。　
　　蒋介石气得火冒三丈。两次下野的旧事历历浮现于他的眼前。他第一次下野，　
李宗仁是主谋之一；他第二次下野，陈济棠是个关键人物。这个时候他们在后院放　
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