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活说红楼梦 作者:王蒙-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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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置之于万万人之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第二回）第五十八回写宝玉的伤春，就够得上“乖僻邪谬”四字。他见到“一株大杏树，花已全落，叶稠阴翠，上面已结了豆子大小的许多小杏”，便“仰望杏子不舍”，“又想起邢岫烟已择了夫婿……未免又少了一个好女儿”，想到“再几年，岫烟未免乌发如银，红颜似槁了”，“忽有一个雀儿飞来，落于枝上乱啼。宝玉又发了呆性”，想道：“这雀儿必定是杏花正开时他曾来过，今见无花空有子叶，故也乱啼……但不知明年再发时，这个雀儿还记得飞到这里来与杏花一会了？”
光阴荏苒。花开没有几时便又花落，正如人的青春少年之短促难驻，特别是女孩子的青春红颜更易衰落。当然，这种时间的无情的流逝的后面还包含着对于个体生命来说不可避免的悲惨的死亡结局，这些感叹，实在是无分古今中外的全人类的一个永恒的叹息，大概也算文学的一个“永恒的主题”。《红楼梦》写到此，本不足奇。但表现在宝玉身上，则有他的特定性格化心理的表现。例如他对女孩子的出嫁总是特别感到惆怅，不知这和所谓“精神分析”是否有关。回忆笔者的“少作”《青春万岁》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都有年轻人对他人婚礼的惆怅心理的描写。后者还被一些好心的长者作为例证来分析小说的感情之“不健康”、之似乎违背了常理，遇有婚事，似乎只应雀跃道喜……这倒是很有趣的事例。笔者曾那样写可并不是受贾宝玉的影响。
时间的流逝使人长大，长大却也意味着青春的失落，意味着青春时代的好友的各自东西。普希金诗云：“同干一杯吧，我的不幸的青春时代的好友。”诗虽是给奶妈写的，却有更宽泛的感情内容与动情效应。宝玉对于聚散也是敏感的，连一只雀儿也使他思量第二年的花开时节会不会与再度盛开的杏树重聚，这也是“心事浩茫连广宇”至少是“连雀鸟”了。说什么黛玉喜散不喜聚，宝玉喜聚不喜散，其实在聚散问题上二人的心情并无区别。黛玉所以不喜聚，是惧怕聚后的散，与其散了难过，不如干脆不聚，倒多了几分彻底。宝玉所以喜聚，是希望长聚不散，长聚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是惧怕散。
宝玉的聚到最后一刻的遐想有几分浪漫，反映了他的比黛玉好得多的处境，在此种处境中不妨做一厢情愿的随想。第十九回他的下面一段话最为为人熟知：
只求你们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飞灰还不好，灰还有形有迹，还有知识——等我化成一股轻烟，风一吹便散了的时候……那时凭我去，我也凭你们爱哪里去就去了。
一个年轻的孩子，想得这样天真，这样自我中心，却又是这样虚无，这样彻底的绝望，这样彻骨的悲凉，实在是很惊人的。
对于死亡、衰老、离散——中心仍然是死亡——的叹息也可以说是最廉价的、最普通的、最幼稚的一种叹息。在文学作品中，写死的残酷死的恐怖死的不可避免，本来不足为奇，但悟性的一个重要标志、重要内容恰恰是对于死亡的超乎本能恐惧的带有穷根究底意味的因而是带有形而上性质的思考。许多宗教教义都是从这个生死问题讲起的，许多哲学学说也偏爱着或者不得不严正地面对着这个生死的问题。贾宝玉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委实与众俗人不同：不是得过且过及时行乐（他并非没有这一面即“混着顽会子”的一面），也不是积德修好求来生的美好；不是求长生，也不是“文死谏、武死战”以个体的拼死来实现自我价值。贾宝玉的思考也与众宗教不同，他不要地狱也不要天堂，毋宁说他相当程度地“唯物”，故而根本不相信不考虑彼岸之事。而这位不但饫甘餍肥、锦衣纨而且生活在姐妹群中、独享那么多美丽聪慧的女孩儿的爱慕的天之骄子恰恰对人生的体味是这样痛苦、这样消极、这样绝望。所以死后化灰还不够，而要化烟，风一吹便散。到第三十六回，他进一步说：
比如我此时果有造化……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就是我死的得时了。
及到“识分定情悟梨香院”之后，他进一步叹息说：
昨夜说你们的眼泪单葬我，这就错了……从此后只是各人各得眼泪罢了。
在痛苦的、绝对不希望获得第二次体验的人生之后，是绝对的虚空，也只要绝对的虚空而再不要些许的啰嗦与沾连。茫茫人生苦海中唯一的慰藉便是众人的或各人的眼泪，是女孩子爱自己的真情。陶醉在这样的“情”中，结束痛苦的人生，这就是宝玉的“主义”，这就是宝玉的宗教，这就是宝玉的价值观。从封建正统的价值观念来看，这当然太离经叛道，但从反封建的观点、意识形态的观点来看，这又算得上什么反封建什么叛道，甚至可以说这又算得上什么思想！这种唯情论和非生命论，不是宗教家不是哲学家不是思想家更不是革命家哪怕是改良家的思想观念，不，它根本不能“入流”。它更多的是一种直觉，一种直接的感情反应，或毋宁说这是一种艺术型浪漫型的情调。“冷子兴演说荣国府”的时候，将宝玉归纳于“陶潜、阮籍、嵇康、刘伶……温飞卿、米南宫……秦少游……”之类文人之中，当然是有道理的。
是的，贾宝玉是个感情型的人。正是过分地感情化，形成了他的软弱，没出息，“无能第一”“不肖无双”，也形成了他的“不知乐业”“似傻如狂”。对于他生活的社会环境、家庭境遇给他的一切好处，对于一般人称为地位、享受的这一套，他其实是不重视的，他甚至常常从反面、从消极的方面叹息自己的富贵荣宠。对此我们不妨分析为他的不知好歹、不知创业的艰难，他的身上不但没有当年荣国公、宁国公舍生忘死、建功立业的精神，连焦大的对于往昔的光荣历史的珍惜也没有。我们也可以将此视作他自幼毫不费力地获得的超级物质提供的反效应，视作一种长期过食所引起的缺乏食欲。但从正面来说，这是因为他痛感生命本身的短暂、孤独、虚无，物质获得的超丰富性反衬了突出了他在精神上情感上的空虚和饥渴。所以他迫切地超过一切地需要感情，既需要感情的温暖获得也需要感情的热心奉献。与锦衣玉食相比，感情——爱的生活才是更加真实的生活，更加真实的存在，更加真实的寄托，更加有意义的体验——如果人生一定要找到一点什么意义的话。
泛爱：为艺术而艺术
宝玉的精神生活集中在感情上，宝玉的感情主要寄托于与他年龄相仿的、严格地说是处于从少年向青年转化的异性身上。“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李白的名句把人生乃至万物放在浩浩茫茫的空间与时间的坐标上，很有概括力。可惜这样的概括对于宝玉并不怎么重要，他并不在意人生与天地、与百代之间的比照，他并不在意自己的一生对于“天地”和“百代”是有某种意义还是全无意义。他追求的恰恰是此生此时此地的情感的依偎，他追求的是情感交流相知温暖沉醉的瞬间，他追求的是短暂的幸福与彻底的结束。脂粉丛中乃宝玉之逆旅，浮生梦里有姐妹之真情，这才是贾宝玉。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大概有助于了解宝玉的许多情感现象。《红楼梦》的作者基本上没有回避宝玉的性心理的“肉”的方面。但宝玉毕竟与贾琏贾珍贾蓉薛蟠贾瑞有质的区别，那就在于，第一，宝玉非常尊重这些女孩儿，而不是像那些人那样仅仅把异性当做泄欲工具、当做鸡犬猫马一类的有生命的财物来占有、来糟践。第二，宝玉经常是以一种审美的态度来对待异性的，对于美丽聪明灵秀的女孩儿，宝玉经常怀有的不仅是体贴入微，而且是赞叹有加，是倾倒于造物的杰作之前的一种喜悦、陶醉、乃至崇拜与自惭形秽。
这样，宝玉虽然不无爱欲，虽然与众女孩子特别是众丫环的厮混中不乏狎昵乃至“越轨”之处，但他对女性的整个态度仍然比较纯，比较重视精神、情感上的接近，比较文明。这和宝玉的悟性与艺文修养是分不开的。宝玉不喜读四书五经与做八股文，但他喜欢诗词歌赋，他深受诗的熏陶，他的感情生活是相当诗化的、被诗所升华了的，而中国古典诗的成就、魅力、“移情”作用是无与伦比的。诗是大观园生活的重要内容，与姊妹们一起做诗，是贾宝玉的人生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有了诗就不那么低级和庸俗，宝玉住进大观园后所写的“即事诗”便说明了这一点。“枕上轻寒窗外雨，眼前春色梦中人”“倦绣佳人幽梦长”“帘卷珠楼罢晚妆”“抱衾婢至舒金凤，倚槛人归落翠花”“女儿翠袖诗怀冷，公子金貂酒力轻”……诸句，未必称得上是好诗，却毕竟是诗而不是薛蟠的“女儿乐，一根往里戳”。第四十八回香菱学诗，宝玉发表感想道：“这正是地灵人杰，老天生人再不虚赋情性的。我们成日叹说可惜他这么个人竟俗了，谁知到底有今日……”这里，宝玉的论点是，通诗就不俗，通诗就没有辜负老天赋予的情性，不通诗就俗。可见以诗作为划分非俗与俗的标准，宝玉是自觉的。
如果说宝玉与黛玉与袭人等的接近中自觉不自觉有一己的一定的性心理性追求作为内趋力，有一定的爱欲的目的，例如他两次引用《西厢记》中的“淫词艳曲”（林黛玉语）来表达比拟自己与林黛玉的关系；那么，他的广博的对于女孩子的泛爱，却经常是没有任何“个人目的”的，是无私的，或者可以戏称之为“为艺术而艺术”的。这种“为艺术而艺术”，带几分纯洁，带几分洒脱，带几分清高，也带几分轻轻飘飘浮浮。他“喜出望外”，为平儿理妆，能有什么功利的目的？他怕龄官淋了雨而忘记了自己被雨淋，能有什么目的？他动不动为不相干的丫环打掩护，又能有什么目的？“为艺术而艺术”，所以可喜；“为艺术而艺术”，所以他终于只是一个“无事忙”，终于摆脱不了空虚。
专爱：为人生而艺术
泛爱之中又有专爱，当然是林黛玉。与林黛玉就不仅仅是审美与“为艺术而艺术”了，而是真正的知音，是真正的心心相印的伴侣，是真正的“为人生而艺术”即是生死攸关的“艺术”。贾宝玉如此消极悲哀却终于活了下来，是因为他有林黛玉这样的孤独中的挚友。反过来说，宝玉对于黛玉来说，就更珍贵、更唯一、更痛切、更是爱得死去活来、彻心彻骨。宝玉的人生的大悲哀，这位公子哥儿的大悲哀却也就是林黛玉的大悲哀，只因为处境的不好这种悲哀在黛玉那里显得更加痛楚和绝望。第二十七回写黛玉葬花，第二十八回开头写道：
不想宝玉在山坡上听见，先不过点头感叹；次后听到“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等句，不觉恸倒山坡之上，怀里兜的落花撒了一地。试想林黛玉的花颜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宁不心碎肠断……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袭人等，亦可到无可寻觅之时矣……则自己又安在哉……则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矣……反复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时此际欲为何等蠢物，杳无所知，逃大造，出尘网，使可解释这段悲伤……
这一段描写，黛玉的悲哀便是宝玉的悲哀，黛玉和宝玉的悲哀也便是《红楼梦》的悲哀的主旋律。当然，三者各有各的特点：“红消香断有谁怜”，黛玉的悲哀是温柔的、女儿气的，充满红颜薄命的哀叹的。宝玉则忽而是“混世魔王”式的“混闹”——得乐且乐，忽而是无比娇宠幸运中的对于悲凉的未来、对于理论上虽然是必然或或然的、实际上尚是未然的、而在宝玉的心里却是先验的宿命的认定无移的死亡、衰老、离散、零落、败灭的“超前感受”。是儿衔玉而生，诚不祥也，他似乎充满了不祥的预感。至于逃大造出尘网，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色空空色，“省了些寿命筋力”，“就比那谋虚逃妄，却也省了口舌是非之害，腿脚奔忙之苦”，则是全书带有的劝世、超度世人意图的主观题旨（不同于主题思想的客观意义）。
宝玉黛玉思想情感的契合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爱情的品位，中国古典小说中几乎从没有也再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不同凡俗、超拔于凡俗、实际上比凡俗不知清醒凡几高明凡几故而也悲哀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