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入后改革开放时代-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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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那么您觉得，如何通过改善民生和保障民生，来规避这种社会风险，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的社会进步能够健康地发展。

　　　　郑功成：应该说要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太容易的。我们的改革目前确实是到了涉及深层次问题的时候了。我刚才谈到的贫富关系、劳资关系、流动人口与固定户籍人口关系、地区关系和城乡关系，实际上都是中国未来二十年发展中的一些最重大的问题。要解决这样一些问题，当然不是我今天在这里能讲得清楚的。但是，从解决民生问题的角度来讲，我感觉到，首先的一点，就是我非常赞成我们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指导思想，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我觉得是非常英明的。我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就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统筹发展，最终实现和谐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根据科学的发展观，应该对已有或现行的相关政策做出重大的调整。比方说，我刚才谈到贫富差距问题，要真正调整贫富关系，就应该对收入分配政策进行重要调整，在理顺初次分配关系中应当确保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权得到尊重的保障，在再分配环节则要在加在力度的同时充分地体现出公平原则。要调整个人所得税，实行超额累进税制；开征遗产税，特别消费税等等，让高收入阶层为社会做更大贡献，让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权利有基本的制度来保障。

　　　　对国家的财力安排也应该做出重大的调整。我们过去的财政主要的是用于经济建设。而搞市场经济应当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来开展经济建设，政府过度对经济事务的干涉，就是对市场机制健康地发挥作用的一种损害。那么政府的钱干什么？政府的钱应该主要用于公共事业、社会发展、社会事业与社会保障，这就必须高速国家财政结构，真正建立公共财政框架，并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来安排财政支出。

　　　　就业问题怎么来解决，实际上我也开不出太多的良方。2004年的就业问题比2003年可能更为严峻，这是我在接受新华社有关记者采访时所讲过的。因为2004年除了新增劳动力规模不减、需要再就业的失业下岗人口规模仍然偏大外，农民工进城务工的体制性障碍在减少，可能进城打工的农民会更多。还有一个就是牵涉到跟我们大学生有关的，明年我们的高校毕业生达二百八十万，达到最高峰。2003年是二百一十万，明年还要裁军二十万，这二项均是需要新的工作岗位的，近一百万了。

　　　　主持人：一百万。

　　　　郑功成：就是一百万了。所以说明天的就业压力是相当严峻的。

　　　　大家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得那么快，始终保持了高速持续增长，为什么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我刚才谈到了，除了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属于绝对过剩外，还有一个经济结构问题。由于经济结构的影响，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带来劳动力就业岗位的显著增长。我给大家讲一个数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的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能够创造二百四十万个工作岗位；到近几年，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却只能创造七十万到八十万个工作岗位。GDP增长一个百分点的绝对规模在直线上升；而创造的新的工作岗位却缩减到原有规模的三分之一。按照专业行话讲就是就业弹性在持续下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比方说高新技术产业所创造的价值很高，但是它对就业的容量很少。近几年我讲的一个观点就是，我既不赞同把就业增长摆到优于经济增长的位置来考虑，更不赞同只论经济增长而忽略就业增长问题。我一直提的是就业增长应该和经济增长并重这样一个方针。就是你在注意提升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劳动效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时候，不能忘记那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传统产业甚至夕阳工业对工作岗位的贡献，尤其是对能够大量地容纳劳动者的那些产业要进行扶持。这样，经济也增长了，就业岗位也上升了。在市场经济国家，总统竞选不会向选民承诺DGP增加多少，因为那个是他难以控制的，但他完全可能承诺新增多少就业岗位。因为有一些岗位是需要通过政府的扶持，通过有组织的开发才能创造出来的。

　　　　对于社会保障，我一直认为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的问题主要是保障不足，这一制度的建设需要加快进行。那么，这一次修改宪法时，就专门写上要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是第一次把社会保障载入宪法，表明国家对社会保障重视的程度。原则而论，就是要加快建设这一制度，让人人都能够享受到社会保障。至于里边有很多的具体问题怎么做，我可能今天不能具体地讲了。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看看我写的一些社会保障书籍与文章。

　　　　主持人：好，下面进入提问环节，有一位网民说，在中国现在参与国际竞争中，中国最优势的一种资源，其实就是劳动力资源，那么说白了，其实就是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如果对劳动力的民生保障被提到太高，或者按照西方福利国家的一些标准向他们看齐，那么是不是会削弱中国的竞争力？

　　　　郑功成：对这个问题，我谈几点看法：首先是我们的劳动力资源确实丰富，按照经济学的观点来讲，它确实是一个比较优势，使我们的产品因劳工成本低而更具有竞争力，对此，我非常赞成。第二，我认为完全依靠劳工成本的廉价来迎接国际竞争，绝对不会是一个持久的竞争力，因为劳工成本迟早是要提升的，况且这个世界还有比我们更廉价的劳动力，所以比较优势只是相对的、阶段性的，不是持久的，中国要在国际上赢得更强的竞争地位，我认为更主要的还是按照国际产业分工来调整好我们的产业结构，提高我们的生产力水平。第三点我想说的，就是我们的劳工成本，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是低过分了，就是基本的保障都没有了，这个跟我到一些国家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所看到的现象是大不一样。比方说我们很多劳动者，我们的农民工，年头干到年尾，居然领不到工资，这是什么劳工成本低？这跟国际竞争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凡是在参与国际竞争的企业的劳动者，其收入往往是较高的，大家看在三资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工作的，其工资收入是很高的。所以，以中国的劳工成本低来作为我们国际竞争的优势，我个人感觉到，虽然不能说它很荒谬，但肯定是不完全准确的。因为从现实出发，我们发现在中国劳工成本最低的恰恰是不参与国际竞争的。

　　　　主持人：不参与国际竞争的。

　　　　郑功成：对。第四点，就是为劳动者建立相应的劳动保护与社会保险制度，是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是它的一般的规律和规则，中国也不应当成为例外。劳动保护与社会保险制度的确立，是为了维护劳动力的再生产、解除劳动者的后顾之忧，恰恰是为了提高生产力，恰恰是有利于竞争的。社会保险制度解决了劳动者的后顾之忧，实际上能够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能够让他们放心地消费，而消费会进而来拉动生产，最终形成良性的经济发展格局。

　　　　主持人：良性的发展格局。

　　　　郑功成：反过来讲，就可能是恶性的。就像1997年时，中国人民银行连续五次调低存款利率，我们的老百姓还是把钱一个劲往银行存。国外的经济学家看到都很不理解呀，因为在几乎所有市场经济国家，银行存储利率一调低，老百姓就可能把钱取出来买东西。而在中国，即使一点利率都没有，老百姓还会往里边存钱，为什么？在1997年前，是因为出现了退休者有领不到退休金的，医疗保险改革使一部分人看病要自己掏钱，还有什么教育产业化、住房私有化，等等，好像国家什么都不保障了，什么都要自己掏钱。人人都觉得后顾之忧在累积，谁都必须为自己及子女的未来打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关的经济政策就丧失了调节的功能与力度，实际上应当起作用的经济政策（如利率杠杆）起不了作用。1997年由于大家存钱不消费，当时的物价不仅没有上涨，反而下跌，有很多产品卖不下去，整个消费市场上没有繁荣的景象、是萧条，许多国有企业因产品积压而效益极为不良。所以在当时，朱鎔基总理就任时的局面是个很烂的局面。大家不消费是因为有生活风险，为什么有生活风险？是因为没有社会保障。反过来讲，如果有社会保障，居民的生活风险减少了，对未来的安全感增加了，大家也就敢于消费了，消费就能够带动生产、促进生产。所以说，不能说是好像劳工成本低，不要社会保障，你就具有竞争力。刚才我觉得你讲的很对，我们参与国际竞争的，劳工成本并不是很低至少不是最低的，劳工成本最低的恰恰是不参与国际竞争的单位。所以，不能以吸引外资为不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不要劳动保护、不维护劳工基本权益的借口。政府在吸引外资的同时，我赞同创造优良的投资环境，因为我们面临的是整个世界的强资本弱劳工格局，我们如果不对投资者做出优惠，就确实吸引不了资本；但另外一个方面，也应该适当地保护我们的劳工利益，使两者和基本利益都能够得到适当的兼顾，目前是劳动者的利益维护得非常不够。以农民工为例，一些人工作一年了连工资都领不到，这就非常不应该，对劳动者干活不给工资，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是一种强盗式的掠夺行为。　再如所有国家的工业劳动者都有工伤保险，且无一例外都是强制的，但中国几亿工业劳动者只有15％能够享受到工伤保险，许多农民工因工伤事故而成残疾，结果可能得不到任何补偿，甚至还有雇主与劳动者签订所谓生死合同。这就根本不是什么比较优势与比较利益的问题。所以说，从2004年元月1日开始实施工伤保险条例，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新一届的领导集体一年来的行动，表明了民生问题得到了更高程度的重视，劳工的利益也会得到相应的保护，我相信这种保护不会损害我们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我们国家劳工成本低的比较优势依然存在。

　　　　同学：郑教授，您好，我想问一个关于农民收入的问题，前一段我国政府出台了一个政策，就是增加农民收入，但是这个政策出台的同时，农民所需要的一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价格，也相应地提高了。我想问这个政策的出台，到底会不会收到它所预期的效果？谢谢您。

　　　　郑功成：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问题，大家都知道，这一届政府摆在第一位的就是“三农问题”，“三农问题”我个人认为它的核心就是农民的收入问题。所以说中央政府出台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应该说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它应当是非常有成效的。例如，在农村建立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就按照每个农村居民人平补贴二十块钱，然后要求地方政府也补贴二十块钱，那就意味着每个农村居民每年有四十块钱的医疗费用的补贴，农民的医疗费用就可能被大幅度减少，这就意味着你的收入增加了；再如正在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贫困人口的补助制度的确立，实际上也是农民收入的增加。还有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兴修有关水利工程及其他基础设施，国家的投资力度都会加强，目前还在探索直接对农户进行补贴，不可能在短期内探索建立农业政策保险制度。上述政策的实施，比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农产品价格补贴与出口补贴都更能够增加农民的收入。当然，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要真正增加农民的收入，我觉得还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一是减少农民，只有减少农民，农民的收入才会增加，如果还是六、七亿农民在农村，那么他的收入无论采取何种措施，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说要解决“三农问题”，要增加农民的收入，首先是要减少农民的数量；二是土地的适当集中，只有规模经营才能产生规模效益。中国的农业在国际上并没有竞争实力，这是大家公认的，有人看到目前农副产品价格上涨还以为我们有竞争力，这是个错误的信号，因为今年的农产品涨价，一方面是国内的粮食生产规模下降了，更主要的是因为国际上美国等国的农产品产量下降导致国际粮油市场价格上涨，进口商在中国的盈利空间缩小了，所以导致价格上涨。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政策是在现行的条件下所采取的政策，它能够部分地解决或者提高农民的收入。根本的还是在于减少农民和扩大农业生产经营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