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三部曲之红色的起点-第5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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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三年四月陈独秀受到了国民党政府江苏省高等法院公审。当审判长问他：“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陈独秀慷慨陈词，提出三条理由：
“（一）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既无发言权，即党员恐亦无发言权，不合民主政治原则。
“（二）中国人民已穷至极点，军阀官僚只知道集中金钱，存放于帝国主义银行，人民则困苦到无饭吃，此为高丽（引者注：即朝鲜）亡国时之现象。
“（三）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济。至所谓长期抗战，只是长期抵抗四个字，始终还是不抵抗。
“根据以上三点，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原则与无民权实质政府之义务。”《陈独秀案开审记》，《国闻周报》第十卷第十七期。
第八部分：锤炼陈独秀凄风冷雨病殁江津 2
他的老朋友章士钊，担任他的义务辩护律师。
一九三三年六月三十日，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终审判决，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八年。
在狱中，陈独秀有两个大书架，放着经、史、子、集，他埋头于钻研《说文》。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经胡适和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保释，陈独秀得以出狱。
濮清泉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文中，回忆了一段重要史实：
“陈出狱后，暂住在他友人家中。他说，董老（引者注：即董必武）衔中国共产党中央之命，曾去访问他一次，多年未晤，谈得很长。董老劝他，应以国家民族为重，抛弃固执和偏见，写一个书面检讨，回党工作。他说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遵命。……”
出狱后，陈独秀离开南京，在武昌双柏巷租了三间平房暂居。他的老朋友、当年北京大学教授王星拱，此时是武汉大学校长，有意聘他在武汉大学任教。他以“我所学亦无以教人”为理由谢绝了，在一九三八年七月由武汉入川，来到重庆。重庆是个繁华热闹的所在，已是贫病交加的他，在那里只住了一个月便深感不适。于是，带着老母（继母谢氏）和第四次结合的妻子潘兰珍（在高晓岚、高君曼之后，陈独秀还曾与施芝英同居多年），避居于离重庆一百八十里水路的小小的江津县城。
在江津，陈独秀的母亲去世，他“心绪不佳，血压高涨，两耳日夜轰鸣，几于半聋”。生活困苦的他，身体日衰。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三日，老友包惠僧前去看他，使他十分喜悦。但陈独秀当夜发病，医治无效，于五月二十七日病逝，终年六十四岁。
一九四五年，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一文中，对陈独秀曲折多变的一生，作出了公允的评价：
“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人民日报》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六日。
另外，毛泽东在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学习组关于《如何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讲话中，也谈及陈独秀：
“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文汇报》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日。
陈独秀去世之后，安葬在江津县大西门外鼎山。
一九四七年，陈独秀三子陈松年遵其遗嘱，把陈独秀的棺木从四川江津迁回故乡安徽安庆市，安葬在北郊十里乡林业村，与元配高晓岚合葬。通往墓地的，原是一条狭窄的泥路。一九八九年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前夕，那里修建了一条七米宽的柏油马路，便于汽车直达墓地。
第八部分：锤炼陈潭秋秘密遇害于新疆
一九四五年六月九日，中国共产党“七大”选举中央委员会。
选举结果，产生四十四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排名以选票多寡为序：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祖涵、林彪、董必武、陈云、徐向前、关向应、陈潭秋……
这名列第十二位的陈潭秋，是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其实那时已不在人世。然而，正处于战争环境之中，消息阻塞，以至代表们不知道他已牺牲，把他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
他，早在将近两年前——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七日那个黑森森的夜里，被新疆军阀盛世才秘密处决于迪化（即今乌鲁木齐）。生怕枪声会惊动四周，他们用麻绳勒死陈潭秋。当时，他只有四十七岁！
在同一个夜晚被用绳索活活勒死的还有周彬——亦即毛泽民，毛泽东的胞弟，与陈潭秋同龄。
还有林基路——广东台山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新疆学院教育长，年仅二十七岁！
陈潭秋在新疆化名徐杰。
三位烈士牺牲后，在迪化狱中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为之写下《追悼歌》：
你们的英名，
将永垂不朽！
它鼓励着后继者的我们，
向黑暗作英勇的斗争！
瞑目吧：
徐杰同志！
周彬同志！
林基路同志！
陈潭秋是在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七日，被盛世才以“督办请谈话”的名义骗去，与毛泽民、林基路等同时遭到软禁。当天，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一百多人，也被软禁。
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获知消息后，于一九四三年二月十日给正在重庆的周恩来发去密电：
“你们与张治中谈话时，望提出释放迪化被盛扣留之徐杰等一百四十余人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中央只知陈潭秋被捕，但不知陈潭秋后来被秘密处决。正因为这样，他在死后仍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
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工作，原由化名王寿成的俞秀松负责。俞秀松在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五日被押送苏联之后，被诬为托派而惨遭冤杀。新疆的工作改由邓发主持。陈潭秋于一九三九年五月从莫斯科途经新疆回延安。在他到达新疆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来电，要他留在新疆，接替邓发。
陈潭秋走过了红色的道路：
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中国共产党成立武汉区委员会，他是负责人之一。
一九二三年，京汉铁路爆发著名的“二七”大罢工时，陈潭秋是领导者之一。
一九二四年，陈潭秋担任了中国共产党武汉地委书记。他写过一首《五一纪念歌》，颇受工人欢迎。
五一节，真壮烈，
世界工人大团结！
发起芝加哥，
响应遍各国。
西欧东亚与美洲，
年年溅满劳工血！
不达成功誓不休，
望大家，齐努力，
切莫辜负五一节！
一九二七年，陈潭秋担任中国共产党江西省委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五大”上，他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候补委员。
一九二八年十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撤销北方局，由陈潭秋、刘少奇、韩连惠代行北方局的工作。从三人的名字中各抽一字，组成“潭少连”，成为中国共产党北方党组织的代号。
一九三○年，陈潭秋出任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书记，年底在哈尔滨被捕。他在狱中坚持斗争，于一九三二年七月被中国共产党党组织营救出狱。
他和谢觉哉打扮成商人，得以通过封锁线，潜入江西根据地。他出任中国共产党福建省委书记。
此时，他的妻子徐全植在上海被捕，于一九三四年一月牺牲于南京雨花台。
红军开始长征，陈潭秋奉命留守江西。在战斗中，他差一点殒命——他的右耳被子弹打掉，脑子受到剧烈震荡。
重伤的他，被送到上海医治。稍好，他奉命和陈云、杨之华等一起前往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此后，他作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留在莫斯科。
一九三六年七月，中国共产党诞生十五周年。作为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他写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共产国际》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上。此文是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大”的早期不可多得的文献之一。
一九三九年五月，他奉调回国，在新疆工作。
他，竟在墨染的夜里，如此悲惨而又壮烈地死于那勒紧的绳套……
他的挚友董必武闻凶讯，泪如雨下。
董必武写下悼诗：
战友音容永世违，
平生业绩有光辉。
如闻声欬精神振，
展诵遗篇识所归。
陈潭秋早年与同乡林氏结婚，感情甚为融洽。不幸林氏病故。陈潭秋悲恸不已，曾发誓不再另娶。
后来，在一九二五年，他与湖北女师学生徐全植结婚，生一女两子。
徐全植牺牲后，他与王韵雪结婚。在新疆，王韵雪亦被捕，幸免于难，迄今仍健在。
就在陈潭秋被秘密杀害之际，那位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柯尔斯基在苏联死于冤案——被诬陷为托派。这已在前面写及尼柯尔斯基时提到。
第八部分：锤炼沦为巨奸陈公博千夫所指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凌晨三时，在一片黧黑之中，一架MC型中华航空公司的飞机，突然转动了螺旋桨，飞离了南京。
这时的南京，正处于“真空”时期——日本天皇已于八月十五日宣布无条件投降，翌日南京汪伪国民政府宣布解散，而国民党蒋介石军队尚未到达南京，只是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宣告将于二十六日飞抵南京。
就在何应钦到达的前夜，这架飞机急急地在人们熟睡的时刻起飞，朝东飞行。
机舱里空荡荡的，竟然只有一把座椅供一位“大人物”坐着，其余七名乘客都席地而坐。这架飞机在起飞前拆除座椅，扔了出去，为的是减轻载重量，节省燃油——因为飞机要飞越东海，直飞日本京都！
直到中午十一时，飞机才飞到日本上空。只是燃油所剩无几，不得不紧急降落于日本山阴县米子机场。
几天之后，日本京都右京区花园町柴山别墅住进“东山商店”一行七人，为首的一位叫“东山公子”，他的妻子叫“东山文子”。
过了些日子，他们隐匿于京都郊外的金阁寺，以为能够栖身。只是他们神情沮丧，心乱如麻。
在日本，他们度过了将近五十天如坐针毡的日子，终于在十月三日在中国武装军警看押下，用一架中国运输机载回南京。唯有那位“东山文子”仍留在日本。
那位“东山公子”，便是汉奸巨头陈公博。他逃离南京时，由日本小川哲雄中尉陪同，带着“东山文子”——李励庄以及五名亲信，飞往日本。原想逃脱历史的惩罚，苟延残喘，但他已成过街老鼠，无处可藏。……
陈公博在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回到广州。一九二二年六月，陈炯明在广州叛变，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陈公博还写文章“拥陈反孙”，受到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批评。此后不久，他便宣布脱离中国共产党，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九二四年，他完成了那篇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
虽然那时他早已脱离中国共产党，并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也提出种种质疑，不过，他在他的硕士论文中，倒是写下了一段颇有见地的关于中国未来前途的话：
“一句话，远东古老的土地上现在充满了激进主义。如果在中国的压迫不停止，那么大概在不久的将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