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三部曲之红色的起点-第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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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多数派主义等等。所以我们的努力，当在另一个地方。”就在张东荪文章发表的翌日——十一月七日，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连发两文，批驳张东荪。两文的作者分别为望道（陈望道）和江春（李达），言辞空前尖锐激烈。陈望道的《评东荪君底〔的〕“又一教训”》，那话火辣辣的，指出张东荪“转向”了：“东荪君！你现在排斥一切社会主义……却想‘开发实业’，你所谓‘开发实业’难道想用‘资本主义’吗？你以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难道你居然认定‘资本主义’作唯一的路吗？“东荪！你旅行了一番，看见社会沈〔沉〕静，有些灰心，想要走旧路吗？“我怕东荪君转向，社会更要沈〔沉〕静，又怕东荪君这时评就是转向的宣言！”李达的文章比陈望道的更为尖锐，笔下毫不留情。文章的标题便叫《张东荪现原形》：“张东荪本来是一个无主义无定见的人，这几年来，他所以能够在文坛上沽名钓誉的，就是因为他有一种特长，会学时髦，会说几句言不由衷的滑头话。“他作（做）文章，有一种人所不能的特长，就是前言不顾后语，自己反对自己。这时因为他善变，所以前一瞬间的东荪与后一瞬间的东荪是完全相反的。总之，张东荪是文坛中一个‘迎新送旧者’。”李达翻出张东荪过去在《解放与改造》杂志上写的《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与张东荪的“新作”相对比，来了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揭露了张东荪的“前言不顾后语”。紧接着，十一月八日，《觉悟》的主编邵力子也亲自披挂上阵，发表《再评东荪君底〔的〕“又一教训”》。邵力子毕竟是报人，跟张东荪是同行，话说得温和一些，但摆出一层层道理向“东荪君”“请教”，“请东荪君仔细想想”。二十多天后——十二月一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干脆把张东荪通盘端了出来，刊登了张东荪的文章和驳张东荪的文章，还刊登了陈独秀与张东荪的往来信件，共十三篇。陈独秀在这组文章之前，加上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的醒目标题。这一批判不仅仅只是批判张东荪，陈独秀还发表了致罗素的公开信，对这位“世界名人”进行批判，劝他不要“贻误中国人”——因为张东荪的文章中贩卖的是罗素的货色。
此后，李达还在《新青年》上发表《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梁任公即梁启超。批判的锋芒，刺向了当年中国的名人、张东荪的盟友梁启超了。经过这番大论战，张东荪这个曾在新渔阳里六号讨论过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人物，向右转向。一九三四年，他与张君劢在北平组织“中国国家社会党”（后来改为“中国民主社会党”），任中央总务委员会委员。不过，这个“中国国家社会党”没有干出什么名堂来，他便先后去上海光华大学、北平燕京大学当教授。他担任过国民党政府参议员。后来，他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担任中央常委。
一九四九年之后，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一九七三年病逝于北京。
第四部分：初创《共产党》月刊和《中国共产党宣言》
就在《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登出陈望道、李达驳斥张东荪文章的那天——一九二○年十一月七日，一份既秘密又公开的新杂志，在上海创刊。说它秘密，因为这份新的杂志的编辑部地址保密，杂志上所有文章一律署化名，杂志的印刷、发行也保密。说它公开，因为这份新的杂志的要目广告，却公开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新青年》广为发行，也就使这份新杂志广为人知。这份新杂志的刊名，是中国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就叫《共产党》！这份新杂志是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主办，主编为李达。用《共产党》作为刊名，表明这个“小组”要迈向下一步——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以“共产党月刊社”名义在《新青年》杂志上刊登广告，在中国头一回公开亮出了“共产党”的旗帜。
这份新杂志选定十一月七日作为创刊之日，是经过仔细考虑的。
十一月七日是个什么样的日子？只要听一听维经斯基这天在上海发表的题为《中国劳动者与劳农议会的俄国》的演说，便清楚了：“今天是公历十一月七日，正是三年前俄国劳工农民推倒资本家和军阀，组织劳农议会共和国的成功日！也可以说今天是全地球各国劳动者的庆贺纪念日！……”《劳动界》，一九二○年第十三册。正是选择了十月革命三周年的纪念日，作为《共产党》月刊的创刊之日。陈独秀为《共产党》创刊号写的《短言》，相当于发刊词，非常明确地提出“跟着俄国共产党”：“经济的改造自然占人类改造之主要地位。吾人生产方法除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外，别无他途。资本主义在欧美已经由发达而倾于崩坏了，在中国才开始发达，而他的性质上必然的罪恶也照例扮演出来。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俄罗斯正是这种方法最大的最新的试验场。“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共产党》创刊号，刊登了《俄国共产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俄国共产党的历史》、《俄罗斯的新问题》［即列宁在俄共（布）“九大”的演说］以及专门介绍列宁的文章。文章的作者们用种种化名：“江春”、“胡炎”，李达也。“P生”即沈雁冰，由他的笔名“丙生”衍生，因为“丙”的英文拼写开头字母为“P”。“汉”，那是李汉俊。“CT”，则是施存统。《共产党》月刊发行量达五千份，通过各种渠道像飞机播种似的撒向全国，为筹建中国共产党起了很大的作用。
李达与王会悟小姐由爱而婚，在渔阳里二号客厅里举行了新式的简单的婚礼。操办婚宴的，是陈独秀夫人高君曼。李达和王小姐的新房也就成了《共产党》月刊的编辑部所在地。就在创办《共产党》月刊的那些日子里，由陈独秀执笔，“小组”的笔杆子们参加讨论，起草了一个纲领性的文件——《中国共产党宣言》。
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宣言，不是陈公博论文附录中所附的两篇宣言。那两篇，一篇是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国共产党“二大”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另一篇是一九二三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言》。这篇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没有公开发表过。它的中文稿原件，迄今不知下落。一九五六年，当苏共中央向中国共产党中央移交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内中存有这篇宣言的中文稿。但这一中文稿不是原件，是根据英译稿还原译成的。英译者为“Chang”，亦即“张”（也可译成“章”、“常”、“昌”、“长”等）。这位姓“张”的译者，曾在《中国共产党宣言》前面加了一段说明，全文如下：译者的说明：亲爱的同志们！这个宣言是中国共产党在去年十一月间决定的。这宣言的内容不过是关于共产主义原则的一部分，因此没有向外发表，不过以此为收纳党员之标准，这宣言之中文原稿不能在此地找到，所以兄弟把它从英文稿翻译出来。决定这宣言之时期既然有一年多了，当然到现在须要有修改和添补的地方。我很希望诸位同志把这个宣言仔细研究一番，因为每一个共产主义者都得要注意这种重要的文件——共产党宣言。并且会提出远东人民会议中国代表团中之共产主义者组讨论。讨论的结果，将要供中国共产党的参考和采纳。Ｃｈａｎｇ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日这个“Ｃｈａｎｇ”，要么是张太雷，要么是张国焘，因为在出席远东人民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中，只有两“张”。这两人的英语都不错。不过，据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分析，由于张太雷“不仅负责大会的组织工作，而且负责英文翻译”，因此由张太雷译出的可能性更大些。至于原先的中文稿，是由谁译成英文，已很难查考。很可能是陈独秀写出《中国共产党宣言》之后，由李汉俊译成英文，交给维经斯基，而维经斯基把英文稿带到了苏俄。当然，这只是“可能”罢了。
《中国共产党宣言》可以说是筹建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第一篇重要历史文献。现据“张”的中译稿，摘录于下：第一部分是“共产主义者的理想”，指出——“共产主义者主张将生产工具——机器，工厂，原料，土地，交通机关等——收归社会共有，社会共用。“共产主义者要使社会上只有一个阶级（就是没有阶级）——就是劳动群众的阶级。”第二部分是“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但是要使我们的理想社会有实现之可能，第一步就得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要铲除资本制度，只有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资本家政府的被推翻，和政权之转移于革命的无产阶级之手；这不过是共产党的目的之一部分，已告成功；但是共产党的任务是还没有完成，因为阶级争斗还是继续的，不过改换了一个方式罢了——这方式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第三部分是“阶级斗争的最近状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一面继续用强力与资本主义的剩余势力作战，一面要用革命的办法造出许多共产主义的建设法，这种建设法是由无产阶级选出来的代表——最有阶级觉悟和革命精神的无产阶级中之一部分——所制定的。“一直等到全世界的资本家的势力都消灭了，生产事业也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开始活动了，那时候的无产阶级专政还要造出一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这篇《中国共产党宣言》虽然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写的《共产党宣言》那么气势宏伟、文采飞扬，但写得简明扼要，通俗明白。这篇在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之前写下的宣言，其中的原则迄今为中国共产党所遵奉。
有了如此明确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已为时不远了。
《共产党》月刊的创办和《中国共产党宣言》的拟就，把党的名称——中国共产党确定下来。建党的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以上海为中心，跟全国各地以至海外中国留学
生中的共产主义者们联络着，商量着……
第四部分：初创穿梭于京沪之间的“特殊学生”张国焘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陈独秀在维经斯基帮助下，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第一个热烈地作出响应的是北京的李大钊……一九二○年七月中旬，一位来自北京的二十三岁的小伙子，敲响了上海渔阳里二号黑漆的大门。他一见到陈独秀便连声喊“陈教授”。他在陈独秀这里住了下来。此人是北京大学极其活跃的学生。虽然他是理科学生，如今却已是以政治为职业了。他穿梭于京沪之间：一九一九年六月，当全国学联在上海成立时，他作为北京学联的代表到上海出席大会，住了一个来月。一九一九年底，为了躲避警察搜捕，他从北京逃到上海，与张东荪、戴季陶、汪精卫、胡汉民过从甚密，直至一九二○年五月才返回北京。隔了两个来月，这一回他又来上海——正值暑假，而北京的局势又日渐吃紧。
这位活跃分子，便是张国焘，字凯音，又名张特立。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他出生在江西萍乡。他的家，如他自己所说，是“地主乡绅之家”。张国焘的父亲当过浙江省象山县知事，算是一县之“父母官”。在中学时，张国焘便喜欢英语和自然科学。一九一六年十月，这位“江西老表”来到北京，一举考入北京大学理学院预科。起初，他埋头于数理化，不闻窗外事。自从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那一期又一期在北京大学出版的《新青年》，叩响了他的心扉。他开始思索和关注国家的命运。北大，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他身处在这中心之中，受到新思潮的启蒙。
李大钊深刻地影响了他。如他自己所述，“由于他（李大钊）的影响，使我增加了对与〔于〕社会主义的兴趣”。与此同时，他“与无政府主义的黄凌霜、区声白等同学也来往频繁。中文版的无政府主义书刊如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等人的著作我都涉猎过”。五四运动风起云涌，张国焘崭露头角。“五四”前夕——五月三日晚，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的全体学生大会上，张国焘和许德珩等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