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不要应届毕业生-第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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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采访到的那个X总，现在伶牙俐齿地批评大学生浮躁，就好像他从来没浮躁过似的。我跟他认识多少年了，我还不知道他？刚一到单位他显得挺懂事，领导讲话他掏出个小本记，开会时老员工下面说点悄悄话他对别人怒目而视。领导对他挺满意，在一次会上说：“你们这些老员工要起好模范带头作用啊——连有些新同志都看不惯你们的作为了！”
可接着他几件事不顺：竞选部门主任没成，追同单位的一个漂亮女孩未遂，再加上其他方面受了一些挫折，马上走了另一极端——变得比老员工还吊儿郎当。结果可想而知，终于在那个单位混不下去了，下了海。你说他开始的表现和后来的放纵相对比算不算浮躁？我看是浮躁到了极点！
吃了亏，学了些乖觉，然后走上正轨，卧薪尝胆，一步步青云直上，当了副总——转脸就忘了自己当初的劣迹。我不是说他不该批评新员工浮躁，我只是想提醒一下：当我们批评那些属于青春共性的毛病时，别忘了菲绥杰拉德的那句话。
那堵墙已经变了颜色
我听了一下你采访的那些案例，我挺担心：如果你照着这个路子采访下去，那么你将发表的东西不是一个剖析当代大学生问题，而是对时下青年人人生观的批判。
你做这样一个采访目的是什么？如果你是想写一个用人单位和人才之间矛盾磨合的劝世性作品，那每个时代都会有相似的材料。你应该还记得别林斯基的“这一个”命题吧？你要采访的是“这一个”，“这一个”在目前而言，到底是指什么？“这一个”是近七八年来，再说长一点，应该上溯到90年代初，包括上世纪末到新世纪之初中国大学生走向社会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问题。怎么去看这个问题？老话很实用：要从本质上找原因。
翦伯赞老先生有一篇散文一开始就写：“我从来没有见过长城，长城已经变了颜色。”而我已经好久没有再迈进大学校门，眼见得那些在我面前亮相的莘莘学子们已经“变了颜色”。2003年秋天我去过北京的应届毕业研究生与用人单位见面会的招聘现场，我的感觉……可以说是用“触目惊心”来形容！你猜我当时联想到了什么吗？我联想到的是小时候我喝的酱油汤——很奇怪的联想是不是？
小时候用酱油膏泡汤喝，加点紫菜葱花，舍不得就这么快喝完，不断注水，那片紫菜还浮在酱油汤面上——汤水含在我的嘴里，紫菜印在我的心里。不管怎么说，那片紫菜叶的存在，让我有一种“这是一碗紫菜汤”的虚幻感。但实际上，紫菜汤的性质却在一点一点稀释、消失……
在招聘会场上看着那些烫金的、盖着鲜红大印的学历证书和文凭。我真的感觉到：那些标志着学阶、资质的证书就像当年的紫菜叶，底下的内容日渐淡薄，但那虚幻的象征还在那里。打这么一个比方：现在有一股修葺古建筑之风，红墙碧瓦，泱泱古风——可人们心里都明白那堵红墙是怎么回事。我虽不知道现在的院校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我知道“那堵墙”已经变了颜色。没有可比性的话我不说了，就文科学生的素质而言，我觉得现在成堆的硕士，可能还包括个别博士，都不如当年十几二十年前的本科生。
新来的年轻人，多多少少都有点《一地鸡毛》里的小林刚到新单位的德性，一代代都是这么过来的。新来乍到，目中无人，穿着休闲衫上班，不知道打开水抹桌子，不知道尊重老同志……你我都经历过这个放浪形骸的阶段，这就是所谓青春的错。
俄罗斯的一句谚语“驼子进了棺材背自然直”实在有理。就拿我来说吧，先考上清华，再读硕士，然后到武汉的一所大学教书，在学校里跟领导关系处不好，这才毅然下海谋生。如果说你把“毕业生之困境”移到前十几年去写，去采访一下我单位的系主任和总支书记，问一问那个姓冒的是个什么东西；估计他们声声控诉的，比你这些个采访录音中表现得更鲜活，会更具有“典型性”。
我从学校出来，一半是碍于面子，另一半是想通过别的途径来证明自己。我跟几个跟我差不多的朋友搞了一个广告公司，没有什么资金，就把女朋友积攒下来准备结婚的钱都投进去做“开发”了。还好，狗屎运当头，挡都挡不住，很快有了“第一桶金”。我们几个人也算是早期合理避税的理论家兼实践者，我们搞的是广告公司，注册的却是“研究所”。研究所有个好处，可以避税。半年间，就壮大起来了。再加上脱离了体制，在没有什么依赖心理，一两年内也算实现了一点原始积累。
当时公司形成了一定规模，也需要更多的人手。当时像我这种不在体制之内的企业，要从容挖人是比较困难的。那阵大学生赴深圳、海南，形成了一股“下海”“淘金”热；但是，用人体制并没有因此而有根本的动摇。许多大学生从原单位出来另找工作，还是留了一手，搞什么“停薪留职”——说到底还是底气不足。不知道有多少人白白地缴送了许多“管理费”，差不多占收入的1/3以上吧，到最后还得下决心辞职——这说明对个人来说，脱离体制的抉择是艰难的。但是，就是在那种环境下，我也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定下了公司用人原则的“约法三章”：
一、优先招普通高等院校的本科、专科生，当然研究生更欢迎。鼓励他们砸碎“铁饭碗”。有胆量辞职者发放一笔5000～10000元的安家费。
二、对于在原单位保留关系的大学和大专生，其所谓“管理费”由公司全额或部分代缴；如果他们在公司工作一段时间后，有愿意自行“引刀一快”同原单位了断的，公司可以按月应缴管理费数额乘以18个月工期一次性发放给这部分职工，基本上不低于给直接辞职来公司上班的人员安家费标准。
三、有更好的发展前途者，公司绝不强留，绝不刁难；摆酒相送，友谊长存。
现在的大学生看到这些优惠条件肯定会长叹一声——俱往矣，那真是“人才”的美好年代呀！
我的这个“约法三章”，也是参照了其他的一些勃勃兴起的新企业、新公司的用人优惠政策来制定的——听上去是不是气象开阔，大有汉高、魏武招贤纳才的气度？对“约法三章”的第一款我得特别拎出来说一说。第一款的实质，说白了，就是只要全日制普通高校的学生，有我的感情色彩在里面：我就要正牌大学生，就是冲着他们正规的教育背景、冲着他们均衡的学养、冲着他们的学生味十足！上班穿穿拖鞋、听听崔健的歌，不懂人情世故，落拓不羁，这些都没关系！我相信他们是一座活力十足的金矿，身上蕴含着无限的成长性……
说到这里，回到你采访那个的正题上来。你那些采访案例里谈的大学生不知道给前辈拎开水，不知道尊重领导，站没站相，坐没坐相，玩心重，自视过高，出言不逊，不遵从考勤制度等等——我也一直同他们的这些恶习作斗争，但老实讲这是一种愉快的斗争，我采取一种简单粗暴的方法来“治”他们的毛病。
张三你不是总爱迟到吗？那我就给你来个乘数累积法：第一次迟到扣月薪1/30，第二次1/15，第三次1/8，第四次1/4，第五次1/2……扣到第三次他就感到痛了；温水煮青蛙，煮到你痛为止。要是一个月连续6次迟到，我也不累积了，这个月你算白干，我也不至于刻薄到连你下个月工资都扣光的程度。你骂我“军阀”也好，你怪我“管卡压”也罢，你表示后悔认错也行；我既然扣了，绝不发还。你认为剩下二十几天这样纯粹白干也没劲了，那你可以辞职换一个公司……这一招，真把好些个爱迟到的给治好了，也有没治好走了的。
对那种坐没坐相、站没站相的，我先是警告：这是办公室，不是你家——把你的脚从桌子上放下来！要是这小子恶习不改，下回再被我瞅见，我会二话不说，把他拎到门口扔出去……我绝不婆婆妈妈地搞什么思想教育，因为该受的教育你都受过了，我何必多废话！
我告诫过员工，同样的错误不能犯第二次，第二次别怪我不客气。我之所以要把这种管理称之为“快乐的斗争”，因为我觉得我是跟一帮可造之才——其中不乏怪才、歪才——在较量。我能够理解他们身上同秩序对抗的天然性，甚至打心眼里喜欢这一切；但我不允许他们做得过分。
我的干涉更像是禅师的“棒喝”；不过这种貌似“率性而为”的“棒喝”式管理，必须有一个大前提：就是被管理对象应该是有慧根的一群。被管理的各色人等，虽然缺点无数，也难免叫人头疼；但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在我印象里都是能够独当一面的，是能够跟我在一个平台上对话的。
我知道你要让我“打住”，我说得有点离题？不，不，我一点也没有离题。我说这些的目的，就是希望你们在采访这个话题时，少用点“纪律涣散”“不服从管理”之类的材料，拿“缺乏团队精神”来说事。这种说法，客气点说是流于技术层面了；再说得不太恭敬一点，对于某些大学生而言，这种批评等于是抬举了他们。
涣散狂狷和落拓不羁，某种程度上是才干和才华的伴生物。过多地指责当今某些大学生的涣散、“缺乏团队精神”，免不了被一个错误的假定误导——就是“你有才干，但你恃才傲物，这是行不通的”。这个逻辑有很大的问题：不是说今天的大学生缺少才干，也不是说他们没有资格恃才傲物；现实情况是如今的大学生不会比以前的大学生在管理上带来更多的麻烦——甚至我可以这么说，他们普遍比我们那几届大学生规矩——但是他们很多人显现不出令我惊喜的东西。
我认为这才是问题的所在。
斯文扫地与酱油汤
现在许多单位公开告示“不要应届毕业生”，为什么斯文扫地到如此地步？还是从2003年那次研究生与用人单位见面展会说起吧，说一说“酱油汤”在我心目中被冲淡的感觉（笑）。
你也知道，我除了打理在广东的这家咨询公司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工作，就是给××杂志写专栏。对这个专栏的写作我是非常上心的，不是看收入……对对对，你了解我，你说得对，我这人有使命感……
我还有一个原则，就是答应了别人的事，就一定要把它做好。我能够前去那个招聘现场，是因为这家杂志在现场有一个很大的展位。正好我受杂志社之托，要完成一个关于中国大学冷门专业与热门专业的分析与点评的采写任务；再就是有一个夹带的私活——就是给自己的咨询公司物色一两个人才。
来到现场招聘会第一个感受是：壮观！北方民间有句俗语说“食多吓跑了鸟”，说出了人骨子里的贱性。招聘到后来，我发现自己慢慢变得倨傲起来——我的倨傲并不是因为应聘者的态度过分谦恭，而是我在短短的时间内经历了一个从充满敬意到怅然若失的转变。
看着那黑压压的人群，我想起柏辽兹《华沙的幸存者》里的一句唱词：“我一定是长久地丧失了记忆……”天哪！这么多的硕士博士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虽然我对大学扩招早有耳闻，但在亲眼目睹扩招以后出现的壮观景象后，我的第一个冲动是：想赶快收摊走人。
短短一小时内，展位上已经堆积了上千份学子们投递的简历。北京院校研究生投递的自荐书最多，再往北有黑龙江的、辽宁的，往南有上海的、长沙的、广州的，全部是我上学那会儿听其名号便肃然起敬的院校。我觉得原本三天的招聘会，一个小时足矣。
不管专家学者们对扩招有多少这样那样的鞭辟入里的论证，不管这种分析论证曾经怎样让我感佩称是，让我感受到学术的新颖和变通；当我真正去面对去感受这一切的时候，我回想起半年前我跟江西一位姓徐的老板的争论。那位老板把扩招形容为“技校生水平拔高为大学生水平”，我认为老板的结论草莽得近乎于野蛮。扩招何罪之有？野无遗贤，大方向总是正确的嘛。
老徐当时给我讲的个案，虽能说明问题，但不足以否定我的信念。当时他在酒桌上跟我一再抱怨他聘用的一位硕士生怎样怎样不行，说是那家伙差点把他给害死！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老徐有一门技术，想跟广东这边一个老板合作，这边提出要一个《可行性报告》。老徐自己很忙，也想把这份报告做得好些，就找了某大学管理系的一个朋友帮忙，这位朋友带了名硕士生。商量之后，写《可行性报告》的具体工作就由这名硕士生来完成；条件是正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