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火线上 -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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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实力的理解，因此各科我都学得很好，成绩名列前茅。我的作战计划制订和实施，以及作演示时所表现出的信心，都受到了赞赏。这门课程对我成为最高指挥官、参谋或者担任教学工作都益处匪浅。它使我成为一个更加自信的军官，作好了晋升到更高军阶的准备。我知道，如果发展顺利的话，我将会成为将军。学完军事学课程后我回到卡里扬，这次是出任第１６自行火炮团司令，该部队曾参加过１９６５年的战争。我的军衔还是中校，而且再次被选派为拉瓦尔品第的军法执行官。但这次任期不像在拉菲·阿拉姆手下时那么愉快。我的新上级粗暴、顽固，以经常对下级施压而闻名。适应这样的领导并非易事。我们之间还有过几次冲突。有一次，我要求警察移走因建筑作业留下的一个路障，却受到他在电话里的严厉警告。第二天，当他从卡拉姆到拉瓦尔品第的军管司令部来时，我郁郁地来到他的办公室，要求他解除对我的任命，让我回去指挥我的炮团。我说：“如果我做正确的事要受到斥责，以后我会不知道该如何做决定。”这令他大吃一惊。他赞扬我所取得的成绩，让我平静下来。于是我只好继续担任军法执行官之职。幸运的是，从此他对我变得十分客气。从１９８３年到１９８４年年中，我被派往军事作战局任军事作战副局长，同时被批准晋升为准将军衔，但因为准将职位没有空缺，只好暂时任资深上校。
我在军事作战局的短期经历不如预期的收获大，主要是因为我的上司缺乏激励和指导能力。然而在那儿，我目睹了巴基斯坦军队最高层如何制订作战计划。当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爆发星峡冰川冲突时，我恰好是处理这次事务的一员。这一冲突一直持续到现在。星峡冰川是一条很长的冰川，位于喀喇昆仑山脉中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三国交界的位置，从巴基斯坦一侧进入冰川受海拔５２００米至６４００米高的瑟尔多罗山脉阻隔。１９８３年，我们获知印度频繁侵入巴属星峡冰川，我们迅速派遣一支特种部队分队去证实这一消息。印度的侵占得到了证实，因为部队在冰川上发现了一些证据，是印度人仓促废弃的营地。在陆军总部，我们开始制订占领瑟尔多罗山脉分水岭山口的计划，以控制星峡冰川。冬季已经来临，我们没有在这种高原上作战的经验。那里的海拔超过４８００米，气温低达摄氏零下５８度，并伴随着凛冽寒风。关键问题是何时占领山口，因为印度人已经知道我们的特种部队分队已跨越瑟尔多罗山脉，进入了冰川。我们准备在严冬刚过的３月初出发，以确保我军先到达山口。但负责管辖和指挥北部地区的将军不同意这样做。他认为，复杂的地形和低温使我们的部队无法在３月到达那里。他建议５月１日开始行动。他的意见被采纳了，因为他是那儿的司令。然而，这是个大错：当我们到达那里时，发现印度人已经占领了星峡冰川和几乎所有的瑟尔多罗山脉制高点。而我们的部队还是要登上去，占领印度人周围的制高点，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任务。最后，双方都在制高点上建立了许多阵地，而这些阵地也都在对方的射程之内。双方的枪战、恶劣的天气和复杂的地形夺去了许多宝贵的生命。印度方面的损失比我们更大，他们要在星峡冰川的断缝中艰苦跋涉三到七天才能占领山口。而在巴基斯坦这面有一条碎石路可以直抵瑟尔多罗山脉，部队乘吉普车前行一段后，一天之内就能爬上山口。当任何一方试图调整或占领新的高地时，整个前沿阵地的各个制高点就会发生不计其数的小冲突。开始时，印度进行了几次尝试，但很快发现这是徒劳，他们损失惨重。后来，我们发现他们的“战略”有一些有趣的改变。印度部队会发布一些与敌人偶然交火的报告和通讯，应该把这些交火称为“假交火”，因为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发生。开始有几次，收听到这些消息时，我们的陆军总部很恼火，发出一连串命令，要求澄清前沿阵地的作战形势，却被告知情况很平静。印度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影视制作产业，并以制造极为夸张的非现实主义电影而著名。因此，当听到印度经常与巴军冲突和交火的假消息时，我们并不感到惊奇。实际上我们后来就像听娱乐新闻一样收听他们编造的军事行动，其中还包括各种细节，如“敌人”如何发动进攻和他们如何“勇敢”抵抗。后来，这些伪造的交火竟然成为奖励“勇敢者”的理由和晋升的依据，我们简直乐不可支。很久之后，印度高层军官发现了其前沿部队玩的这套把戏，军事法庭也处理了几个缺乏道德且严重失职的军官。有几次，我们截获了印度部队伤亡以及由于恶劣的天气和地形印度方面无法实施救援的消息，有时士兵死了好几天，才会有直升飞机来把尸体运走。大雪和低温造就了天然停尸房。星峡冰川的冲突是我们和印度在世界屋脊上的主要冲突之一。另一次更严重的、几乎导致全面战争的冲突是卡尔吉尔事件，这一事件我在后面的章节里再谈。除了上述两次冲突，自由克什米尔与印控克什米尔的实际控制线上也一直冲突不断，几乎每天发生交火、炮击和狙击行动。这一切表明，当两个邻国处于敌对状态时，即便是复杂的地形和恶劣的气候也不能阻止双方之间的交战。
巴基斯坦（5）
在军法管制司令部工作与我所喜爱的指挥部队的工作相比是完全不同的（也可以说有些不自然）。然而，在这里我明白了一个人可以在建立公正和改进管理方面做出很大贡献。在旁遮普省五个专区之一的拉瓦尔品第专区范围内，我做出了有限的一点儿贡献。我所从事的工作为我提供了一次观察文官政府运作的机会，教会了我如何与文官相互沟通。这段经历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收获，但都对我后来管理国家有所帮助。齐亚将军军法管制时期有一种严厉的惩罚方式，即对犯人施以鞭刑。我注意到，只有穷人才会受到这种惩罚——即使他们只涉及轻微犯罪。而富人和有权势的人即使涉嫌严重犯罪和腐败行为，都能设法逃避这种特殊形式的“正义”。一天，我决定到拉瓦尔品第监狱去了解鞭刑。面对这种令人厌恶的事是一种折磨，这是我所看到过的最没有人性、最令人羞辱的事情。狱卒为我搬出一张沙发和一张桌子，摆上我喜欢的各式糕点。这时，我的脑海浮现出古罗马斗兽场的情景，而我所能做的仅仅是命令狱卒立刻撤去糕点。那个可怜的人要被鞭打五鞭。他只穿一条内裤，四肢叉开被紧紧捆在一个Χ形木架子上，丝毫不能动弹。鞭打的人穿着运动短裤，像个摔跤运动员。他先在犯人的屁股上画一条线做出记号，标示出要鞭打的准确部位，再在地上画一条线标记出他要站的位置。然后后退五步，开始助跑，到线时使尽全力打出第一鞭，犯人的肌肉立刻绷紧了。第二鞭时犯人痛得扭曲着身体，第三鞭时他开始尖叫。我不忍心再看第四和第五鞭，我想他已经昏过去了。人们松开他后，他面朝下摔倒在地，我看到他屁股上满是鲜血。这时来了一个粗鲁的医生，他先检查那个可怜的人，然后却做出最令人气愤的事：他双脚踩在那个犯人的屁股上。此刻，突然听到犯人发出了更大的惨叫声。我愤慨极了，不仅仅是不满这种非人道的惩罚方法，而且认为这整个事情都是不公平的。我向拉菲·阿拉姆少将讲述了我看到的情景，请他至少在他的管辖范围内阻止这种残酷的行为。感谢人类的良知，他接受了我的请求，告诉法院不要再对穷人苛罚鞭刑。之后，我接受了另一项军管任务，命令警察抓捕破坏社会治安的捣乱分子，改善当地法制和社会秩序。于是他们不假思索地抓捕了所有在警局有两类前科的人。我被告知那其中包括在拉瓦尔品第红灯区拉皮条的人、鸨母和乐师。我责骂了这些警察，要他们把这些人放了。这时，发生了令我非常尴尬的事，这些被放的人跑到军管司令部高喊支持我的口号：“穆沙拉夫执行官万岁！”我只好对他们说，如果不赶紧离开就再把他们抓起来。还有一次，我们命令把所有的涉毒案件送到军事法庭来审理，结果这一命令很快变成了闹剧。警察开始到处抓人并起诉那些在街头贩卖或吸食小剂量毒品的人。结果军事法庭人满为患，我们只好撤消了这一命令。简而言之，这就是我参与军法管制的经历。从中我总结出一些教训。首先，只要军队卷入军法管制，就会分散精力，无从顾及重要的军事责任，军事训练和快速反应能力会遭到削弱。其次，当把军法和军队置于文官政府之上时，文官政府就发挥不了作用。而军法管制撤消后，文官政府仍然效率低下，这只会使其发展受到阻碍。我还认识到，无论军法还是民法，穷人总是压制手段的受害者，而富人和有权势的人通常会凌驾于法律之上。我在军管司令部任职期间，曾尽力帮助穷人，对他们很宽容，而对特权阶层坚决打击。我相信，一个贫穷而饥饿的人偷盗是事出有因，国家没能给他们提供生计；但富人受贿却应受到最严厉的处罚，因为他们已经很富裕了。
从１９８５年到１９９８年的十三年间，我在军旅生涯中从中校成长为陆军参谋长，跨越了许多台阶。同时，在参与国家高层政治的过程中，我也得到了不少经验教训。巴基斯坦政坛不断重复着这样的模式：民选的政府产生腐败，创造了军队接管的条件；而反对党和其他各阶层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也在此时站出来，呼吁军队夺取政权或改换政府。在这期间，其中也包括我所说的始于１９８８年的“可怕的十年民主”，我目睹了巴基斯坦多次的政权更迭和日益紧张的印巴关系，我自己也又一次与死亡擦肩而过。虽然我已不在前线，却感觉与在前线无异。１９８５年我晋升准将军衔，同时被派回国防大学任教官。巴基斯坦的陆军军官有指挥、参谋和教官三种任命方式，根据个人的素质和业绩进行轮换。能够胜任全部三种职位的军官被认为是最优秀的。我被看作一个全面的人才，所以常常在这三个职位中轮换。国防大学教官是武装部队教育系统中的最高职位，我从中受益良多。任职期间，为了掌握战略、战术、作战和管理方面的最新知识，我必须进行大量阅读和研究。同时，这也是一个总结自己思想的好机会。１９８５至１９８６年当了两年国防大学的教官后，我被调往卡里扬装甲师任炮兵指挥官。说来也怪，我在每一个军阶都有被派到卡里扬任职的经历。这是我可以在指挥车或吉普车上悬挂旗帜的第一个职位，我感到非常光荣。这一时期，巴基斯坦与印度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原因是印方动用几个军的作战部队在巴基斯坦南部沙漠地区的边境附近实施大规模军事演习。由于印军一反常规演练模式，携带了他们的全部武器装备，所以巴基斯坦非常重视。印军此次演习的代号为“事实真相”，是由陆军总司令松达基将军一手策划的。对此，我们决定从战略高度作出强硬回应。我的装甲师和其他作战部队奉命在旁遮普省北部的锡亚尔科特地区集结，直接威胁通往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交通线。由于部队的这次调动，使人们看到了众所周知的巴基斯坦的“战略定位优势”：我们能够比敌方在更短时间内对更多的对方敏感目标构成威胁。我们的回应遏止了印度的进一步冒险行动。对峙僵持了好几个月，直到印度方面终于恢复理智，双方开始谈判以避免交火。在这次对抗过程中，巴基斯坦军队始终士气高昂。我激励我的部队，使他们犹如蓄势待发的弦上之箭，而且人人也都渴望能有一次为１９７１年发生在东巴基斯坦的一切报仇雪恨的机会。也就是在我的这个任期，我被提名为总统齐亚·哈克将军军事秘书的候选人。我是由齐亚总统的前军事秘书马哈茂德·阿里·杜拉尼准将（后来晋升为少将）推荐的，他被调来卡里扬任旅长，大家昵称他为“疯子”（２００６年他被任命为驻美国大使）。当时，有人要我做好随时奉命上任的准备。我也告诉我妻子赛赫巴，说我可能很快会带一些简单行李离开驻地，要她也做好随后离家与我团聚的准备。但是，五天过去了，我没有接到任何正式通知。后来得到消息说已经任命纳基布准将担任此职。我感到非常失望。事后，我的上司法拉克少将对我说了内情。原来齐亚总统给他打过电话，告诉他已经挑选我担任总统军事秘书。但是，法拉克将军回答总统说，我正处于职业生涯的上升期，如果担任军事秘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