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4-10李敖系列之6李敖杂文集-第3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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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天下」的胡先生，他的门生高足，际此「围剿胡适」的风暴声中，竟都只会为他开祝寿会，除了一个不相干的「青年小子」李敖君挺身出来说几句外，很少有人挺身出来为「胡适思想」做一是非辩的！你想：胡适先生怎麽会不觉得心灵孤寂而忧愤呢？胡虚一先生这段感叹，还只不过是专指胡适临死前的一段日子而言。现在胡适死了快两年了，在这两年里头，胡适的「门生高足」更是安静得可爱了，他们安静地看着，看着那个「不相干的『青年小子』李敖君」来开创一个「吵闹」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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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吵闹」，应该从头说起。
民国五十年的年底，我应「文星」杂志编者的邀请，为他们写了一篇「播种者胡适」。
这篇文章带来了大是非和大麻烦，进而酿成了一次大笔仗，後来这次笔仗分成了两个圈圈，一个圈圈是「关於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一个圈圈是「关於播种者胡适的论战」，前者的主要对手是徐道邻先生和胡秋原先生；後者的主要对手是叶青（任卓宣）先生和郑学稼先生，大家打做一团，十分热闹。
在「播种者胡适」发表以後，赞同或变相支持我这篇文章的人很多，例如香港「自由
报」的社长雷啸岑先生（马五先生），「中国学生周报」中的若兰先生，「展望」杂志中的孟戈先生，台湾「作品」杂志中的苏雪林先生，「民主中国」杂志中的牟力非先生，「文星」杂志中的王洪钧先生、东方望先生、田尚明先生，……都是形诸文字的例子。此外在口头上面、书信方面，我也得到了不少的支持和同调。
当然相对的，反对我的浪潮也就澎湃而来，它们的大本营就是我所谓的「叁大『评论
』」：「政治评论」「民主评论」和「世界评论」。在这些刊物上，我陆续遭到许许多多的攻击和谩骂，可是我实在懒得理他们。对「播种者胡适」的问题，我只写过一篇「为『播种者胡适』翻旧帐」的文字，来答覆叶青先生和郑学稼先生，其他不入流的人和那些不入流的文字，我一概不理。即使叶、郑两先生，我也只答覆一次，当他们第二次向我使出回马枪的时候，我也懒得辩驳了。
我为什麽不再答覆叶青先生和郑学稼先生？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我觉得对这两位
先生，从文字上枝节上跟他们辩论是没有用的，也是不能了解他们的。要了解他们必须从他们的「基本思路」（primordialmotivesandimages）上一刀扎下，从「基本思路」上来探讨他们写文章时的理论背景和「心理运作」（mentaloperation）的过程。当我对两位先生过去的历史有所了解之後，当我恍然大悟他们的「前期快感」（fore…plea—sure）是什麽主义以後，我不禁阻止我自己说：「算了罢！放他们去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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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完了「冷漠」和「吵闹」两个局面以後，我觉得我该谈谈「播种者胡适」本人。我
先抄「世界评论」第十年第五期（五十一年五月十六日）中，周伯达先生的「现阶段中西文化论战之平议」里的一段话：文星第五十四号还有胡颂平先生底「适之先生康南耳君传的最後校改」一文说：「先生又给我十二本未曾校改的康南耳传，一张便条，用红原子笔写了下面的字样：『校改本，送给徐高阮、毛子水、台静农、姚从吾、台大图书馆、成功大学图昼馆、李敖，蒋孟邻、沈宗瀚、钱天鹤』。先生吩咐我：等这两天院士会议忙过後，请你照我最後的校本改正後，分送给他们。」据胡颂平先生说：这大概是胡适之先生逝世前一天五时四十多分钟的事。从这件小事，我们可以看出：李敖这位年轻人，在胡适之先生心目中的分量，可能还在蒋孟邻先生之上，因为胡适之先生用红原子笔写的次序，是先写李敖，而後写蒋孟邻的。关於这件小事，我？？能做如下推断：其一、李敖与胡适之先生有深厚的世交关系；其二、是李敖所作的「播种者胡适」（本年一月一日）及「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本年二月一日）这两篇文章，深为胡适所赏识。否则，胡适恐不会这样看重他的；即令李敖为胡适的世交晚辈，也必是胡适认为这两篇文章作得好才如此的看重他的。果真这样，那岂不可见胡适之先生也在鼓励青年人如李敖者骂人吗？我相信今後注重考据的人，或许会考出这个秘密。这段令人发笑的「推断」，简直荒谬得不值一驳。
其中有一点，所谓胡适「深为」「赏识」我这篇「播种者胡适」的问题，我觉得大可不必请「今後注意考据的人」来「考出这个秘密」了，请读读杨树人先生的文章就得了。杨树人先生在今年二月一日的「文星」七十六期上，发表了一篇「回忆一颗大星的陨落——记胡适之先生最後的叁年」，里面有一段写胡适先生对「播种者胡适」的不高兴：一天下午，我应召去他市内的寄寓，商量一件公事。我很快的结束谈话，好让他静养。可是他止住我离开，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杂志，问我曾否阅读这最近的一期。我知道这又是一桩淘气的事，我急忙设法推开，我说：「先生，我现在的范围很窄，是凡与我本行无关的，我就懒得看它！」「不，你应该看看这一期。」他一面说，一面打开杂志指给我看，并且拿起一支原子笔准备画。「你看，这说的什麽，这样的轻佻浮薄！再看这儿，简直瞎闹。这还算是捧我场的一篇！」他一面指给我，一面用笔把他批评的地方画出来。情绪已是颇不开心。这大概就是周伯达先生所说的胡适先生对「李敖这位年轻人」的「深为」「赏识」罢？据钱思亮先生告诉我，胡适先生死後，他整理遗稿，发现了一封胡先生读了「播种者胡适」後写给我的信，可惜这封信因为被胡先生的近亲好友「妥为保管（封锁？）」了，所以直到今天，我这个收信人还不能看到。
我知道我这篇「播种者胡适」会叁面不讨好：骂胡的人会说我捧胡，捧胡的人会说我
骂胡，胡适本人也会对我不开心，这都是无可奈何的事。好在我是搞历史的人，搞历
史的人只晓得追求历史的真相，不计其他。胡适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里的一名朝山香客，他的所作所为、他的真面目，都对我们这个时代有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值得一个搞历史的人去结一结帐。基於这个理由，我除了写一部「胡适评传」外，决定再印行这本「胡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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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胡适研究」，共收了我自己七篇文字：第一篇就是「播种者胡适」，这是一篇
重要的文字，一篇「祸首」。第二篇是「为『播种者胡适』翻旧帐」，也是一篇惹是非的文章，可惜这篇文章写完那天，正是胡适「遽归道山」的日子，胡适生不及见，反倒成了他的安魂曲。这两篇文章都有许多和它们有关的文字，可是限於篇幅，我只能挑出八篇，做为附录。第叁篇「叁人连环传」，是写梁启超、胡适、徐志摩叁个人的。这种连环写法，也许可给传记文学开一个有趣的例子。
第四篇就是「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这篇不到一千字的文章，最为某些人所欣赏，
他们觉得能用这样少的字数、刻画出这样多而深刻的意思，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我对这篇文章也颇得意。不料居然引起读者刘星先生的误会，在报上痛骂我，我只好把这种批评，请到这篇文章的背後，做为附录。
第五篇「胡适对苏俄看法的四阶段」，是写胡适的一段思想变化的历史，可算是「胡
适评传」中的一小节，这段历史，我在「胡适评传」中还要细细写到它。
第六篇「关於『胡适文存』」，是一篇「特殊的」书评。最初登在「大学杂志」，後
来删了一部分，改登「自由中国」。这本是我高中二年级时候所写的一篇文字。胡适先生後来告诉我说：「雷震特别写信给我，推荐你这篇文章。」
第七篇「评介『丁文江的传记』」，也是一篇书评。对这本书缺点的指摘，我本已写
了一封信给胡适先生，可是他在出版时都没有改正，我颇为失望，也颇觉得他在这一点上未免不够虚心，他只是笑嘻嘻地跟我说他看过我的信了，如此而已。总之，对「丁文江的传记」这本书，我觉得它是一本缺陷很多的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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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完这本小书以後，我感到一种轻快。胡适先生跟我压根儿没有什麽「深厚的世交关
系」，我也不是张铁君发行的「学宗」（叁卷二期）中所称的「被胡适全心全力支持的西化太保」，但胡适跟我之间，有许多缘分却是事实。这些事实将来我总会把它们写出来，不过那也许要在「天下太平」之後。现在我只把这本「胡适研究」先印出来，用来怀念这个去世已经七百多天的老人，一位时常要对我皱眉头的「老朋友」。
五十叁（一九六四）年二月六日在台北
关於「胡适评传」
民国四十六年（一九五七）的叁月一日，我在「自由中国」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六千多字的文章「从读『胡适文存』说起」（现收入「胡适研究」，改题「关於『胡适文存』」）。文章发表後一年一个月，胡适从美国回来，约我到钱思亮的家里，跟我说：「呵，李先生，连我自己都忘记了、丢光了的着作，你居然都能找得到，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
那时我已有给他写本传记的意思，但是我一直没跟他提起。我只提到几部批评他的书，像李季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叶青（任卓宣）的「胡适批判」谭天的「胡适与郭沫若」等。对谭天的「胡适与郭沫若」，他根本不知道有这本书；对叶青的「胡适批判」，他回忆说：「二十多年前叶青写完了这部书，寄了一套给我，要我答覆，我本来写好了一封信答他，後来一想：叶青在书里说我不必盖棺，论就定了，在他眼中，我已是死掉的人了，死人还能说些什麽呢？所以我一直没有理他。」
如今，七年过去了，胡适之从生龙活虎转入墓草久宿，从声容笑貌变成一棺孤骨。但是，每当我在南港的高压电线底下，走上了胡适的坟头，我都彷佛听到一种熟悉的声音在向我感叹：「我已是死掉的人了，死人还能说些什麽呢？」
於是，我又捡起七八年前的心愿，想给胡适写部传。不过这回不再是一本了，我决定给他写一部十本的大传记，我要用这一百二叁十万字的大传记，让「死掉的人」重新「活过来」，让他重新「说些什麽」（注一），也让我们「说些什麽」。
我所以发愤由我来写这部传记，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看到别人迟迟不肯动手，或做得实在令人不满意。在胡适生前，我读过胡不归的「胡适之先生传」；在胡适死後，我看过毛子水的「胡适传」。这些简陋的传记都出於胡适的学生之手，基本的姿态都是维护他的，或是只有颂扬没有批评的，同时在史料处理方面又过於粗疏，难免有很多错误。
十多年来，我遍读有关胡适的一切着作，深觉不过是两类而已：一类是近於酷评的（diatribe）；一类是过度颂扬的（eulogy）。两类共有的毛病，是不能用严格的方法训练去接触史料、解释史料。於是，旌旗开处，胡适一出场，喊打与叫好之声此起彼落，胡适一方面被骂得天诛地灭，一方面又被捧得缩地戡天。结果呢，双方的感情因素是满足了，可惜被搬弄的却不是真正的胡适之！
英国的大政治家克伦威尔曾骂给他画像的人说：「画我须是我。」（PaintmeasIam）这句话，可以给任何想给别人「画像」的人做为警戒。胡适之不是轻易被了解的人，所以他也不容易被论断，没有受过严格的方法训练和史学训练的人，没有学会呼吸新时代空气的人，是没有办法给他「画像」的。
做为一个对方法训练和史学训练稍有所知的人、做为一个对新时代空气稍曾呼吸的人，我现在自告奋勇地来做这件大工作。我的目的不仅是「画」胡适之的「像」，并且还要画这个时代的像，我要画出这个时代里的大舞台、画出它的喜剧和悲剧、画出剧里的主角和配角、画出它的场地的布景、画出布景後面的众生相，也画出戏台前面的千万只眼睛。
所以，可以这麽说，这部「胡适评传」，不该单是胡适之个人的评传，它是时代的评传，它是以胡适为主角之一的时代的评传。
所以，很可能的，许多人看了这部评传会感到惊讶骇异，从正文来看，它可能是文学的；从脚注来看，它可能是历史的（注二）；从夹缝来看，它可能是无孔不入惊世骇俗的。它的结局是：君子既不喜欢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