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号万岁-孔庆东-第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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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金庸小说中这些“大文化”的展现是建立在细腻入微的具体描摹的基础之上的。例如关于佛家文化，金庸可以说了如指掌，从而写出来挥洒自如。《天龙八部》中一个不知名的灰衣老僧轻描淡写就制服了所有的超一流高手，他在给天下英雄们说法时，论述佛法与武功的关系说，练武功本是为了提高佛法境界，然而佛法境界达到很高时，却又不屑于练武功了。这样的话，对佛教文化没有高深研究者是很难讲出来的。再如《飞狐外传》中圆性与胡斐分别时所念佛偈：
“一切恩爱会，无常难得久。
生世多畏惧，命危于晨露。
由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
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怖。”
类似这样的令读者刻骨铭心的细节非常多。《射雕英雄传》中黄蓉为洪七公做过两道菜，一道叫“二十四桥明月夜”，一道叫“好逑汤”，描写得精美绝伦，令人垂涎欲滴，而且放射出夺目的中国文化光芒。许多读者都能够记得金庸小说中一系列饶有情趣的细节，那些细节往往就是对中国文化的典型展示。就连韦小宝的骂人话中，也散发着浓郁的中国文化气息，那些骂人话是完全可以用来解剖中国的国民性的。
中国大陆50…70年代的文学，出于“五四”新文学的美学惯性以及重写历史和歌颂新国家的需要，对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否定多而肯定少，竭力给读者造成一种“开天辟地”的新中国景象。这样的国民文学使读者长期处于比较紧张的心理状态，相比之下，金庸小说所建立的民族国家想象，则从容、厚重，更具长久的稳定性。“文化中国”是金庸小说作为国民文学的根本策略，在此基础上，金庸对中国的民族文化、国民性和政治文化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索及批判。
二 民族大家庭的中国
金庸小说确立了中国多民族的国家形象，但同时大力批判了汉族中心主义。
据笔者统计，金庸15部小说中，至少有12部涉及到两个以上民族的人物和关系，只有《笑傲江湖》、《侠客行》、《越女剑》三部作品不曾涉及或语焉不详。涉及民族人物最为众多、民族关系最为复杂的当数130万字的巨著《天龙八部》，该书描写了大宋（汉）、大理（南诏）、吐蕃（藏）、大辽（契丹）、西夏（党项）、大燕（鲜卑）、女真等众多民族区域，加上摆夷人（刀白凤）、天竺人（哲罗星）等，涉及民族种类将近10个。金庸小说所涉中国古今民族共有汉、蒙、回、藏、满、苗、维吾尔、哈萨克、契丹、党项、女真、鲜卑、摆夷、高昌、焉耆等十几个，加上外国民族如俄罗斯、波斯、葡萄牙、荷兰、比利时、天竺、勃泥、瑞典、通古斯等，共计二十余个中外民族。
金庸所写的多民族中国虽然仍以汉族文化为中心，但他有意塑造了一系列少数民族的男女英雄形象，以此表达了他的民族国家观。
金庸小说对“少数民族”表现出与大多数中国作家不同的偏爱，在他所涉笔的每个少数民族中，都塑造出一至数个不同凡响的人物，或则胸襟博大，或则武功神奇，或则侠肝义胆，或则深谋远虑。仅从纯粹正面的意义讲，就有木卓伦、霍青桐、喀丝丽、阿凡提、哲别、九难、何铁手、萧峰、段誉、完颜阿骨打、赵敏、小昭等十几个。其中金庸笔下的第一英雄——萧峰，第一美女——香香公主喀丝丽，便都是纯粹的少数民族血统。
《天龙八部》中的萧峰，本来是中原丐帮帮主乔峰，他武功盖世，义薄云天，是江湖上人人仰慕的英雄好汉，把丐帮治理得井井有条，成为江湖上最兴旺的第一大帮。然而祸起萧墙，突然有人拉出最权威的证据和证人揭发他不是汉人，而是契丹人，于是他被逐出了丐帮，此后受到一连串的阴谋诬陷，落下“杀父、杀母、杀师”的罪名，和“忘恩负义、残忍好色”的考语，被视为魔鬼一般的“大恶人”。在查寻自己身世、洗雪自己冤屈的过程中，乔峰经历了数不清的身心痛苦。后来他得知自己确是契丹人的后代，本来姓萧。萧峰为给阿紫治伤，流落到女真部落，在打虎时结识了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后又义释契丹贵族耶律基，与之结为兄弟。而耶律基原来竟是大辽国皇帝耶律洪基，在萧峰又一次助他平定叛乱、化险为夷后，他封萧峰为南院大王，负责攻打大宋。萧峰虽忠于祖国大辽，但对养育他的大宋怀有深厚的感情，尤其从自己的悲惨身世和所见所闻出发，不忍眼看两族人民互相残杀。耶律洪基见萧峰抗旨，便将他囚禁。中原及其他各族群雄救出萧峰，在雁门关下，萧峰逼迫被俘获的耶律洪基折箭立誓，终其一生，不许辽兵侵犯大宋。萧峰然后以箭穿心，自杀以谢天下，用自己的生命换得了民族之间的和平。
萧峰这一顶天立地的英雄形象，可说是全部中国文学史中最伟大的少数民族人物形象。这一形象足以改变传统文化中对于少数民族的文化偏见，使人超越到民族界限之上，对一切民族的英雄豪杰给予崇高的敬仰。
《书剑恩仇录》中的香香公主喀丝丽，是木卓伦的小女儿，美貌盖世，天生异香。回族青年男子视她若天仙，清军数万官兵见了她，“无数长矛都掉下地来”，以至大将军不得不下令退兵数十里。香香公主是天生的“和平女神”。她与红花会舵主陈家洛相亲相爱，多少次共同出生入死。木卓伦兵败后，喀丝丽被俘入宫，献给乾隆，但她不论威逼诱骗，宁死不从。后来陈家洛为了策动乾隆——他本是汉人后代、陈家洛的亲哥哥——驱除鞑虏，恢复汉家河山，忍痛劝香香公主顺从乾隆，喀丝丽为了陈家洛所说的“天下大事”，含泪答应。但她发现奸险的乾隆是在骗陈家洛，就借口到清真寺做祈祷，用短剑在地下暗划了“不可相信皇帝”几个字，然后“将短剑刺进了世上那最纯洁最美丽的胸膛”。她用鲜血向心爱的人发出了最后的警示。当她的姐姐和陈家洛等人血战突围之后，去移葬她的遗体时，却发现坟中空空如也，只有阵阵幽香，众人都道香香公主必是仙子下凡，现今又回到了天上。香香公主和萧峰一样，都是为了千万百姓的幸福安宁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他们成为金庸笔下少数民族英雄儿女中最杰出的代表。
金庸认识到中国的多民族格局是历史斗争的结果，他如实描写了激烈的民族斗争，描写了宋金战争、宋辽战争、女真崛起与周边民族的战争，成吉思汗祖孙数辈开疆拓土的征伐战争，元末汉人反对蒙古统治者的战争，明末清初满汉两族的战争，等等。这些战争，既有气势恢宏的全景大场面，也有细腻入微的近景小镜头。从帷幄运筹到平野厮杀，从散兵游勇欺压百姓到万马军中生擒敌酋，写得回肠荡气，摇曳多姿，令人恍如置身其中。在歌颂反侵略的正义战争，批判非正义的侵略战争的过程中，金庸多次批判了以强凌弱的民族霸权主义。侵略战争往往就起于以强凌弱的民族霸权主义。忽必烈之侵略南宋，清廷之镇压木卓伦部，都是自恃军事力量的强大，要把自己的权杖强行压到柔弱民族的头上。对于这种民族沙文主义，金庸给予了有力的讽刺和鞭挞。
在中篇小说《白马啸西风》中，插叙了一个古代高昌国的故事。西域大国高昌臣服于唐，唐朝要他们遵守许多汉人的规矩，高昌国王说：“鹰飞于天，雉伏于蒿，猫游于堂，鼠噍于穴，各得其所，岂不能自生邪？”意思是说，虽然你们是猛鹰，在天上飞，但我们是野鸡，躲在草丛之中，虽然你们是猫，在厅堂上走来走去，但我们是小鼠，躲在洞中啾啾的叫，你们也奈何我们不得，大家各过各的日子，为什么一定要强迫我们遵守你们汉人的规矩习俗呢？他们将唐太宗所赐的书籍文物、诸般用具，以及佛像、孔子像、道教的老君等等都放在这迷宫之中，谁也不去多看一眼。大唐帝国固然文化先进，但是硬要把自己的文化方式强加到弱小民族身上，结果只能征服其国，不能征服其心。此中的深刻讽刺意义对于今天某些财大气粗的推行霸权主义的民族，也是十分适用的。
以强凌弱的民族霸权主义表现在国家之间，造成文明的冲突与隔阂。如果表现在个人之间，则会造成个体命运的悲剧。《天龙八部》中有一个极为发人深省的事例：以汉人为主的大理国中有一个摆夷族，“族中女子大都颇为美貌，皮肤白嫩，远过汉人，只是男子文弱，人数又少，常受汉人的欺凌”。大理国君之弟、镇南王段正淳的夫人刀白凤便是摆夷人。段正淳天性风流，所到之处，与许多女子结缘生情，终于激起了镇南王妃刀白凤的反抗，伤心愤怒之下，这位王妃竟然随便委身于一天夜里偶然路遇的一个丑陋污秽、浑身脓血恶臭的叫化子，后来生下了书中主人公之一段誉。而那个叫化子原来是前朝被弑国君的皇太子段延庆，他在重伤之际得此奇遇，精神大振，后来成为天下第一大恶人，使段誉吃尽了苦头。而段誉又与段正淳情人的几个女儿分别产生情愫，回环纠缠，最后段正淳和刀白凤以及他的几个情人同时惨死，剩下段誉与段延庆父子相对……这一切可以说都起因于段正淳对于身为少数民族的王妃刀白凤的极端不尊重。陈墨先生论道：“段誉既是他父亲的情孽的受害者，同时又是段延庆夺权的对象之一，还是乃父的情人的复仇的对象。”（《新武侠二十家》p111）若从民族关系的角度说，段誉的痛苦灾难也是民族沙文主义不经意所造成的恶果。不论从国家利益还是个体命运着眼，金庸小说都在批判以强凌弱的同时，昭示出民族平等的极为重要。
1949年以后的中国，由于建立大一统现代化强国的需要，中央政府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问题，中国进入了几千年来民族政策最先进的时期。中国政府推行民族平等方针，对少数民族充分照顾、援助、尊重。但是在文学上，对汉族文化本身却缺少批判，把历史上对少数民族的歧视都归罪于以往的统治者。实际上给人这样一种观念：即少数民族自愿地团结在汉族周围，共同建立起伟大的中华文化。这里忽略了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斗争，忽略了汉族给其他少数民族带来的文化压抑。实际上仍然带有比较浓厚的汉族中心主义色彩。在50~70年代有关少数民族的文学中，少数民族被简单地描写成善良勇敢、聪明美丽、能歌善舞的一种卡通式形象，成为反衬汉族文化先进的镜子。金庸小说相比之下，境界显然更高一筹。
三 国民性批判
金庸小说贯穿着一条国民性批判的思想线索，因而超越了一般的迎合读者趣味的通俗小说，自觉担负了重建国民精神的任务，客观上与新文学遥相呼应。
在金庸的作品中，与大力弘扬中华文化相辅相成的是，他不断解剖和反省中国文化的各种弊端，特别是对以知识分子气为代表的国民性进行深刻的批判。这些批判有时是与对汉族文化的批判结合在一起的。
例如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中，主要的群体形象是陈家洛所领导的红花会。红花会志在推翻满清统治，人才济济，组织严密，但最终却一事无成，退走回疆，这与他们的文化观念有着极大的关系。红花会得知乾隆皇帝出生于汉人之家的秘密，便天真地幻想依靠这位当今天子，驱除鞑虏，重整河山。他们千方百计向乾隆证明其身世，又将乾隆囚禁于杭州六和塔，由总舵主陈家洛利用同胞兄弟之情百般劝说。陈家洛劝说的理论基础一是华夷之辨，二是忠孝观念，三是功业思想。他说：“你是汉人，汉人的锦绣河山沦入胡虏之手，你却去做了胡虏的头脑，率领他们来欺压咱们黄帝子孙。这岂不是不忠不孝，大逆不道吗？”又说：“你一样做皇帝，与其认贼作父，为后世唾骂，何不奋发鹰扬，建立万代不易之基？”说到底，红花会要改变的只是一个“名分”，就像阿Q竭力要证明自己姓赵，证明别人打他是“儿子打老子”。重虚名而轻实务，这是中国文化发展到后期的一个重大弊端。陈家洛几次有机会杀死武功高于自己的朝廷鹰犬张召重，但由于“不是大丈夫行径”的念头作怪而都放弃了，这实际上是守小义而舍大义。在陈家洛身上，顾虑重重、矫情狭隘的中国知识分子特点表现得十分典型。在儒家思想熏浸之下，他们想爱不敢爱，该恨不能恨。表面上潇洒大度，内心里斤斤计较。陈家洛本与木卓伦的长女、智勇双全的霍青桐两心相许，但因曾见霍青桐与一少年神态亲密，便不敢打开心扉，反而有意疏远。后来才知那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