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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

风云初记-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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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温说:
    “芒种,听我说两句:咱们兄弟两个,这几年黑间白日在一块,虽说没有大不对辙儿,也有个不断的小狗龇牙儿。这些小过节,我想你也不会记在心里,这不是你就要走了,没有别的,咱弟兄们得再喝两盅儿。”
    老常说:
    “不要叫他喝酒了。家有家规,铺有铺规,军有军规,既然干了这个,就好性干,不要跟坏人学,要跟好人学,吃苦在前,享受靠后,出心要正,做事要稳,不眼馋,不话多,不爱惜小便宜,不欺侮老百姓。芒种:你记着我这几句话吧!”
    老温笑着说:
    “你这都是家常老理儿,军队上不一定用得着。”
    芒种说:
    “用得着,我都记在心里了。”
    他觉得两眼发酸,就滴了几滴眼泪。老常说:“走吧,别耽误着了!”
    芒种又拿起笤帚来,给他们扫了扫屋子,扫了扫炕,挑起水梢到井台上打回一担水,老温赶紧拦着说:“快走,这些事儿留着我干吧!”
    芒种在长工屋牲口棚里转了几转,在场院里站了一下,望了望紧闭的二门,才和老伙计们珍重告别,走出了田大瞎子的庄院。
    这是一九三七年的初冬:四野肃杀。一个十八岁的农民,开始跨到自由的天地里来。留在他身后的,是长年吃不饱穿不暖的血汗生活,是到老来,没有屋子也没有地、像一只衰老的牲口一样,叫人家扔了出来的命运。从这一天起,他成了人民的战士,他要和祖国一块儿经历这一段艰苦的、光荣的时期。
    芒种想念着,走到秋儿家里来。篱笆门虚掩着,他轻轻推开,又把它关好。太阳照满了院子,葫芦的枝叶干黄了,一只肥大光亮的葫芦结成了。
    架下面,一只雪花毛的红冠子大公鸡翻起发光放彩的翎毛,哽哽的叫着,把远处的一只麻丽肥母鸡招了来,用自己的尖嘴整理润饰着她的羽毛。
    有一个红红的脸,在窗上的小玻璃后面一贴,就不见了,芒种知道春儿在家里。他推门进去,到了里间,看见她正低着头,面对着窗台做活哩。
    “做什么哩?”芒种问。
    “再给你做双鞋!”春儿说着转过头来,“换上二尺半了,真像个大兵了!
    我给做的那褂子哩?”
    “这不是套在里面,还做鞋干什么,队上什么也发!”芒种说。
    “发了吗?”春儿说,“我先做好你穿上,要不,穿着这么新鲜衣裳,下面露着脚趾头,多不好看!”
    “怎么看着你不高兴?”芒种坐在炕沿上,靠着隔扇门。对面墙上有四张旧日买的木刻涂色的年画儿,是全本《薛仁贵征东》,他望着别窑那一节。
    春儿没有说话,眼圈儿有些红了。芒种说:“你这是怎么了?舍不得你这枪吗?我还给你放下,当了兵,不愁没枪使!”
    “放屁!”春儿笑了,“你这就走了,我不知道还能和你见面不?”
    “为什么不能见面,我又走的不远,无非在家门子上转游。”芒种说。
    春儿说:
    “那可不敢定,一步一步你就离我们远了,你没见庆山,他一出去就是十年!”
    “我哪里能比他!”芒种说,“我这一辈子能成了他那样,就是死了也不冤。你没见今天大会上哩,人家真有两下子!”“你得跟他学,”春儿说,“还要比他好,别叫姐姐笑话我们!”
    “我记着你的话!”芒种说。
    “你出去长久了,”春儿低着头说,“别忘了我。做了官儿,也别变心!”
    芒种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急的胀红了脸,说:“你净说些没踪没影儿的话!我怎能变心哩!”
    “有什么凭据?春儿抬起头来,红着脸,眼里有那样一种光芒,能使铁打的人儿也软下来。芒种说:“什么凭据?我得给你立个字儿吗?”
    “不用。”春儿笑了,“那天你在柳子地里拉拉扯扯,要干什么呀?”说完就用手掩着脸哭了。
    芒种呆了,想了半天,才明白过来,他过去把春儿的头轻轻抱起来,把嘴放在她的脸上。
    “好了!”春儿把他推起来,“就这样。你走吧,我反正是你的人了!”
    芒种从春儿家出来,追赶队伍去。这年轻人,本来是任什么牵挂都没有的,现在觉到有一种热烈的东西,鼓荡着他的血液,对一个这样可亲爱的人,负起了一种必要报答的恩情。
    这以后,在战争和革命的锻炼里,这孩子渐渐知道什么是精神的世界。
    尽管他长年只有脚下一双鞋和一身粗布衣裳,一枝短短的铅笔和一个小小的白纸本,他的思想的光辉却越来越丰盛,越来越坚强。他坚持了连续十几年的、不分昼夜的艰苦战斗。在祖国广漠的幅员上,忍受了风霜雨露、饥饿寒冷和疾病的折磨。在历次的站斗受伤、开荒生产、学习文化里,他督促自己,表现了雇农出身、青年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在他的眼前只有一面旗帜和一个声音,飘展和召唤。祖国的光荣独立,个人的革命功绩,和来自农村的少女的爱情,周转充实着这个青年人的心。
    十四
    实际上,高翔只是挂了个政委的空名,开过大会的第二天,就回高阳去了。把这个新成立的支队的全部工作,留给高庆山,还要他负起整个县的地方责任来,留下李佩钟,做个助手,主要是叫她管动员会的事。
    支队部就设在县城,过去公安局的大院里。从国民党官员警察逃跑了,这个以前十分森严威武的机关,就只剩不了一个大空院。不用说屋子里没有了桌椅陈设,就是墙院门窗也有了不少缺欠;院子里扔着很多烂砖头。头一天,高庆山带着芒种到三个团部巡视了回来,坐没坐处,立没立处,到晚上,动员会的人员才慢腾腾送来两条破被子,把门窗用草堵塞了堵塞。
    高庆山心里事情很多很杂乱,倒没感觉什么,芒种这孩子却有点失望。
    他想,听了春儿的话,不跟高翔坐汽车上高阳,倒跟他来住冷店,真真有点倒霉,夜里睡在这个破炕上,看来并不比他那长工屋里舒服。这哪里叫改善了生活哩?铺上一条棉被,又潮又有气味,半天睡不着。
    这样晚了,高庆山还没有睡觉的意思。他守着小油灯,倒坐在炕沿上,想了一阵,又掏出小本子来记了一阵。看他记完了,芒种探着身子说:“支队长,眼下就立冬了,夜里很冷,这个地方没法祝我们还是回五龙堂家去,大被子热炕睡一宿吧!”
    高庆山望着他笑了笑说:
    “怎么?头一天出来,就想家了?”
    “我不是想家!家里也没什么好想的。”芒种说,“我们为什么受这个罪,今儿个,你横竖都看见了,高疤他们住的什么院子,占的什么屋子?铺的什么,盖的什么?他那里高到天上不过是个团部,难道我们这支队部的铺盖倒不如他!”“不要和他们比。”高庆山说,“革命的头一招儿,就是学习吃苦,眼下还没打仗,像我们长征的时候,哪里去找这么条平整宽敞的大炕哩!”
    芒种听不进去,翻了个身,脸冲里睡去了。高庆山把余下的一条被子给他盖在身上,芒种迷糊着眼说:“你不盖?”
    “我不冷,”高庆山说,“我总有十年不盖被子睡觉了。还有你这枪,不能这么随便乱扔啊,来,抬抬脑袋,枕着它!明天有了工夫,我教你射击瞄准!”
    芒种在睡梦里嘟念:
    “这个硬梆梆的怎么枕呀,指望背上枪来享福,知道一样受苦,还不如在地里拿锄把镰把哩!”
    随后就呼呼的睡着了。高庆山到院里转了一下,搬进两块砖头,放在头起,刚刚要吹灯休息,听见院里有人走到窗台跟前说:“高支队长睡下了吗?”
    是个女人的声音,随着在窗户的破口,露出半边俊俏脸来,高庆山看出是李佩钟,就说:“还没有睡。有事情吗,李同志?”
    “我到你这里看看,”李佩钟笑着走进屋里来,她穿着一身新军装,没戴帽子,黑滑修整的头发齐着肩头,有一枝新皮套的手枪,随随便便挂在左肩上,就像女学生放学回来的书包一样。她四下里一瞅说:“炕上那是谁?”
    “通讯员。”高庆山说,“你看,这里也没个坐的地方!”“你这里和我那里又不一样!”李佩钟笑着说,“你这里像个大破庙,我那个动员会,简直是个戏台下处,出来进去,乱成一团。这里的工作,为什么这样落后呀,比起高阳来,可就差远了!高翔同志撂下就走,也不替我们解决困难。走,我们到电话局去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我们连个坐立的地方也没有,真真,这怎么叫人开展工作呀!”
    “这样深更半夜,不要去打扰他吧!”高庆山说,“他那里的工作更忙。”
    “你说对了,他真是个忙人!”李佩钟笑着说,“他是我们这里的一个大红人儿!他没来的时候,我们这些土包子们,只知道懵着头动员群众,动员武装,见不到文件也得不到指示,他一来把在延安学习的,耳闻眼见的,特别是毛主席最近的谈话和讲演,抗日战争的方针和目的,战略和战术,给大家讲了几天几夜,我们的心里才亮堂起来,增加了无限的信心和力量。他忙的很,到处请他讲演,到处总有一群人跟在他后边,请他解决问题。高翔同志又有精力,又有口才,资格又老,历史又光荣,又是新从革命的圣地、毛主席的身边来的,我们对他真有说不出的尊敬。他还给我们讲过红军长征的故事,提到了你,高支队长!你的历史更光荣,你给我讲个长征的故事吧,你亲身经历了的,一定更动人!”
    高庆山笑了笑说:
    “十年的工夫,不是行军,就是作战。走的道儿多,经历的困苦艰难也多,可是一时不知道从哪里讲起。总的说起来,一个革命干部,要能在任何危险困难的关头,不失去对革命的信心,能坚定自己,坚持工作,取得胜利,这种精神是最重要的!”
    “你不对我好性讲,”李佩钟微微突了突嘴唇说,“你具体的讲一段最精彩的!要不,你就教我一个新歌儿!”
    这时睡在炕上的芒种,说起梦话来,叫老温喂牲口,喊老常哥套车。
    李佩钟听了听说:
    “我认识他,这是我们家的小做活的。”
    高庆山说:
    “你给我讲讲你怎样参加的抗日工作吧,子午镇,你们那个家庭??”“那不是我的家。”李佩钟的脸红了一下,“我和田家结婚,是我父亲做的主。”
    “听说你们当家的跑到南边去了,”高庆山说,“你能自己留在敌后,这决心是很好的。”
    “高支队长!”李佩钟说,“不要再提他。你是我的领导人,我愿意和你说说我的出身历史。我娘家是这城里后街李家。”
    “也是咱们县里有名的大户。”高庆山说。
    “我也不是李家的正枝正脉。”李佩钟的脸更红了,“我父亲从前弄着一台戏,我母亲在班里唱青衣,叫他霸占了,生了我。因为和田家是朋友,就给我定了亲。不管怎样吧,我现在总算从这两个家庭里跳出来了。”
    “这是很应该的,”高庆山说,“有很多封建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参加了我们的革命工作。‘七七’以前,你就参加革命活动了吗?”
    “没有。”李佩钟说,“从我考进师范,在课堂上作了一篇文,国文老师给我批了一个好批儿,我就喜爱起文学来,后来看了很多文艺书,对革命有了些认识。可是我胆小,并没敢参加什么革命行动。抗日运动,对我是一个大提示,大帮助,它把像我这样脆弱的人,也卷进来了。我先参加了救国会的工作,后来,又在高阳的政治训练班毕了业。”“抗日运动是一个革命高潮。”高庆山说,“我们要在这次战争里一同经受考验,来证明我们的志向和勇气。”“我想,和高支队长在一块工作,我会学习到好多的东西,主要是你的光荣的革命传统。”李佩钟激动的说,“我希望你像高翔同志那样,热心的教导我吧!”
    “我明天和你去把动员会的工作整顿整顿,不要什么事都去找高翔,”高庆山笑了一下说,“他既然把这里的工作委托给我们,我们就要负起责任来!”
    放在炕角上的小油灯细碎的爆着烛花,屋里的光亮,都是从破纸窗照进来的月色。在城墙根那里,有高亢的雄鸡叫明的声音,李佩钟说:“你睡吧,你没有盖的东西,我到家里给你拿两条被子来吧!”
    “你刚说和家庭脱离,就又去拿他们的被子!”高庆山笑着说。
    “这里是我娘家。”李佩钟也笑了,“根据合理负担的原则,动员他们两床被子,不算什么!”
    高庆山说不用,李佩钟就小声唱着歌儿走了。
    十五
    第二天,高庆山很早起来,到大院里散了一会步,把烂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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