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初记-第3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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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悬挂的匾额，他就更当做伟大的作品来仰慕了。
　　　　结婚的那年，他称了几斤旧报纸，自己裱糊的新房，乡间的画匠都兼有纸匠的技能。在风雨天不能外出的时候，他在炕上，仰着立着，挨篇挨段，读完了所有报纸上的文字。这间用废报裱糊的小屋，成了他的藏书库和文化宫，等到报纸被烟熏火燎，不能辨认的时候，他还能指出在屋顶上有一篇什么故事，炕头上有一则什么新闻。包了杂货的旧书篇页，他也是仔细的读过，然后保存起来。
　　　　他喜欢听人讲说故事，在外边画庙那些年，冬天的夜晚，他常常和那些小贩，同宿在山村的小店里。他有机会听到了很多很好的故事，有时也受骗。一天下了大雪，小店的炕上早早的就挤满了人，后来的一个卖线货的客人，只好蹲在地下，他看见变吉哥睡在热炕头上，很是舒服自在，就说：“这样冷天，我们来说个故事吧？”
　　　　“你会说故事？”变吉哥一翻身坐起来。
　　　　“我会讲《西游记》。”卖线货的说，“平常忙着做买卖，我轻易不说罢了。”
　　　　“那太好了，”变吉哥催促着，“你快讲吧，人们一定爱听。”“这样公平吗？”卖线货的说，“你们睡在热炕上，叫我这说书的蹲在地下。”
　　　　“说的有理。”变吉哥说，“伙计们，那我们就给说书先生挤出一个地方来吧！”
　　　　可是，那些客人们都纹丝不动。他们好容易睡下了，宁可放弃听书，也不肯缩小自己既得的地位。
　　　　“这样吧，”变吉哥说，“你上来在我这个地方睡，我下去在你那个地方蹲着。”
　　　　他们换了一个位置。实线货的拿着会讲故事的架子，安排好自己的行李，慢慢的脱了衣服，钻进被窝里，眯缝上眼。
　　　　“你可讲呀！”变吉哥说。
　　　　“唔，”卖线货的说，“讲什么？”
　　　　“西游。”变吉哥在地下冻得直打颤。
　　　　“好。我讲。话说：唐僧取经到东天，骑着草白呜哇大叫驴？？”实线货的并不会讲故事，他不过借这个名义，骗取一夜的热炕，而且当别人指出他的错误，他终于生了气，说：“我不会讲。你会讲，你就讲给我听吧！”
　　　　等到别的人真的讲起来，才证明他既不会讲故事，也不是一个真正的鉴赏家，他睡着了。
　　　　变吉哥更好看戏，他能看到的只是在乡间跑大棚的那些戏班。只要戏唱得好，不分寒暑，他可以跑出二十里外去看夜戏。看完戏走回家来，天就亮了。前些年，这一带来了一个唱青衣的，叫小出云。变吉哥看她看的入了迷，他制了一些卖给小孩们的耍货，跟着这个青衣跑了四个台口。戏班在一个地方唱完四天，当夜就坐上接戏的大车，赶到另外一个地方演出，有时竟在一百多里以外。变吉哥也就背上他那不值钱的耍货跟了去，耍货里有红油的小轿车、小皮鼓，黄油的小碌碡、小木枪，把它们摆在戏台旁边，做着买卖听小出云的戏。在这十几天里，变吉哥完全忘记了道路的远近和自己的饥渴。
　　　　他同情和帮助那些出门卖艺的人，年节时候，凡是街上来了唱独角戏的，唱十不闲的，说书为了卖针的，变戏法带着卖药的，都找他担任散筷子的职务。当演唱终了，再由他收回那些插满过年的饽饽的筷子，卖艺的人对他十分信任和感激。
　　　　六十七
　　　　十月，武汉失守。十一月，冀中区的敌情就很严重了。敌人在正面战场对蒋介石诱降，并在蒋介石节节败退的形势下，抽调大批兵力，进攻八路军，认为这才是它的真正的心腹之患。敌人又是先从东北角上蚕食，侵占了博野、蠡县，这次并用公路把据点连接起来。不久，深县也被敌人侵占了。
　　　　学院转移到深南地区。一天，变吉哥，春儿，还有教“抗战文艺”的张教官，接受一个任务，到滹沱河沿岸，慰问一支新来到冀中的部队。起初领导同志并没有告诉他们是什么部队。他们要通过敌人的封锁公路，要预先计划好可以依靠的社会关系。在路上，张教官提议第一天晚上，就宿在他的家里。
　　　　张教官家中有一个很好的媳妇，参加工作以后他很爱回家，每逢行军，只要向着他的家乡的方向前进，他就走着特别有精神，说话也多；如果是反着方向，他就觉得腿脚沉重，因而也就沉默寡言。这次，他这样说服春儿：“按说，我们的感情并不错。不过，她有些落后。”
　　　　“谁呀？”春儿正在望着前方警戒的走着。
　　　　“我的老婆。”张教官说，“她有些落后，不愿意出来工作。我们那里的妇女工作同志，能力很弱，她们说服不了她。我更说服不了她，她只是和我打哈哈。我好久就想：只有你能够帮助她进步。你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
　　　　这是一个好机会，宿在我家里，你可以和她彻底谈谈。”
　　　　春儿笑了笑。张教官又说服变吉哥。变吉哥替张教官背着东西。他虽然道路不熟，却好跑在头里。也不爱打听，常常钻错了胡同，又退了出来，还是急忙忙走到别人的前面去。
　　　　张教官叫住他说：
　　　　“变吉，我知道你喜欢书画，可是因为生活条件不好，你见过的好书好画并不多。我家里书画很多，有一柳条包，还有一火柴箱。我也是一个穷学生，隔二跳三的才上完了大学。
　　　　我家里是一个富农。一个普通的富农，只能供给一个中学生，上大学就要省吃俭用，我这些书画得来的实在不易。你去了，可以翻着看看，对创作有帮助。我家里还有些颜色纸张，都是现时不容易买到的，我们可以拿出来用。”
　　　　变吉哥高兴极了。他帮着张教官说服春儿，春儿说：“走着看。”
　　　　现在，田地里已经没有庄稼，眼界很宽。农民害怕敌人进村放火，把秫秸、棒子秸、谷草和豆蔓，分散的垛在地里，不往家拉。道路上很少行人，地里跑着很多野兔。抗战以来，硝磺贵重，就是在初冬，也再看不见有人在漫地里踢跶着打猎了。野兔们变得胆子很大，可以沿着道旁，和人们面对面的行走，等到你伸手去捉，它一闪就窜到柴火垛后面去了。
　　　　在黄昏时候，他们过了公路。应该记住，他们还是第一次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通过敌人修筑的公路。天空很晴朗，四野里没有一个人，离公路还有好远，他们就快跑起来，跳过公路的封锁沟，变吉哥还跌了一脚，春儿走到公路中间，立住，向东西两方面张望了一下，她看见公路翻掘起家乡的土地，伸延过来，就像敌人在母亲的胸膛上，狠狠的砍了一刀，心里骤然的搅痛起来。
　　　　张教官的村庄，四面叫白沙包围，在本县的地图上，称做“沙漠”。原有几处树林，都被敌人砍伐了，今后几十年，在这一带就会看不见参天合抱的大树了。村边，正在刮着一个旋风，那旋风像一条直直立起的长蛇，脚踏着白沙地面，头顶着晴朗的天空，它漫过小树，坟丛，沙岗，摧残着一切，滚滚前进。到了村庄的东头，忽然有一股黑烟火烬，卷进它的身体，其中夹带着哭喊的声音。
　　　　“情况不好。”张教官说，“我们在村边找个地方躲避一下吧。”
　　　　他们跑到村西南的一座砖窑上来，一窑砖刚刚烧好，窑工们爬在窑道上，偷看村里的事变。
　　　　张教官认识这里的掌作张老冲。这老头子到这个时候还光着脊梁，白胡子飘洒在黑胖的胸膛上，抽着一条宽大的绣花围腰，站在窑顶后面。他指挥着张教官他们爬下，春儿感到身子下边滚热。
　　　　“我们的一个小队被敌人包围在村里了，”老头儿说，“他们本来可以撤出来，也可以隐蔽起来。他们叫敌人的疯狂劲儿气坏了，就打了起来，敌人太多，现在是撤不出来了。”
　　　　窑工们都焦心的望着村里。打水坯的模子翻在坯场上，闷窑的水担和水桶扔在窑道上，他们关心的不只是自己家里的老小，现在主要的是这一小队战士的命运。
　　　　敌人早已经攻进了村子，但村子里很沉寂，除去不断升起来的烟火，简直听不到什么声音，也看不见有人往外跑，这种沉寂是可怕的。田野紧张起来，太阳停在远远的村庄上面，收敛了光辉，像一块烧红了又离开了风炉的铁。窑的附近，就连那一排排整齐的水坯，一垛垛高耸的柴火，都像在那里激动着。
　　　　“我们的一个战士上了房，”老头子提高了声音说，“咳，他受了伤，他躺在房顶上了。”
　　　　别人却望不见。
　　　　“他没有命了。两个鬼子上了房。”老头子的声音低下来。
　　　　接着，他喊叫，“好！他站起来了，他和鬼子拚了！”
　　　　人们听到了一颗手榴弹的爆炸，一家房顶上冒起一股黑烟。
　　　　村里又沉寂起来，那些房屋和树木好像僵直的一样。可是，街道上和房屋里正遇到了多大的灾难呀！
　　　　“跑出来了一个！”老头儿说。
　　　　这次人们都可以看见：我们的一个战士从村南头一条小胡同里跑出来，他的腿部受了伤，他不断的跌倒。有一个日本人追他。
　　　　“奔这里来吧！”老头子喊叫了一声。
　　　　那战士好像并没有听见，但是他奔着这里跑来了。日本人也跌跌撞撞的跟上来。战士的血滴在白沙上，窑上的人也可以看见。他挣扎到窑坑旁边，就倒在地上了。
　　　　日本人站在那里望着窑顶。
　　　　“我们不能放这个鬼子回去，他会报信。”老头子说。“战士身上有一枝枪，我们这里的人，谁会射击呀？”
　　　　望着那些窑工，他知道他们都不会，就叹了口气。
　　　　“我会。”春儿说着就从窑顶上滚下去了，她从战士身上摘下枪枝，在烂砖堆后面卧倒。日本人并没看到她。她瞄准的时间很长，最后枪声响了，老头子叫了一声好。
　　　　他们把战士埋葬在砖窑的附近。
　　　　六十八
　　　　他们等到天黑才进村。张教官的家是四合砖房，一个黑油梢门。他们到家时，张教官的父亲正要关门，看见儿子回来，有些吃惊也有些高兴，看见后边还跟着两个人，脸上又一冷，说：“怎么你们就赶这么个日子？日本人刚走！家家拾掇了个落落翻，在东头烧了好几家的房子，杀了四五口人。”
　　　　“我们还是往前走走吧！”春儿说。
　　　　“不要紧，”张教官的父亲怕儿子也跟着走，就说，“既然来了，就好歹在家里住一宿吧。敌人今天来了，明天不一定再来。家来吧！”
　　　　二门外边有一大架葡萄，月光从落了叶子的架上洒下来，使得庭院的景象阴森，人的心情不得安定。走进二门，张教官的老婆站在院子里，在月光照耀下，她那秀丽的脸上，带着亲切的笑容。
　　　　“给他们烧壶水喝。”张教官的父亲说，“赶上这个时候，家里也没好吃的。”
　　　　媳妇很怕难为了自己的丈夫和他带来的客人，她低声说：“爹！你到东头老马那里称点挂面吧。”
　　　　“我去换点。”张教官的父亲，在一条蹲在灶火旁边的破麻袋里掏摸着，“卖挂面的掌柜就是喜欢这个，这一本，你看不厚，能换一斤。”
　　　　“那不是我的书吗？”张教官跑过去，翻着麻袋，“怎么都装在这里面？”
　　　　“再别提你这书，差点没叫它要了我的命！”张教官的父亲两只手抖擞着，“东头你姐姐家，就是因为几本书，叫日本烧了房！眼下，这是顶犯病的东西！”
　　　　他又从麻袋里掏出几本，一起夹在胳膊窝里出去了。“这不是添了一大锅水，”媳妇掀开锅盖对丈夫说，“我们撕着烧了半天了。别说你看见心痛，我还心痛呢。我拣了几本硬皮好纸的，想留着当样册，还叫爹闹了一顿。”
　　　　“给我几本吧。”变吉哥蹲下身子挑选着，把自己的挎包塞满，又要过春儿的挎包，“我们背着它抗日去。”
　　　　“把我那些颜色和图画纸也给了他。”张教官对媳妇说。
　　　　一会，张教官的父亲换了二斤挂面回来，又掏出几本，在手里掂量掂量，说：“再去换点杂碎肉儿！”
　　　　这一顿饭虽然算是丰富，可是主人客人全吃得苦脸愁眉。
　　　　媳妇在外边拉着风箱，父亲蹲在旁边把一本本的书，撕碎了扔进灶火。
　　　　他抱歉似的对儿子说：
　　　　“烧，也得晚上，白天就不方便。”
　　　　“把它埋了不好吗？”张教官说。
　　　　“埋在这里也是祸害。”父亲凄惨的笑着，“还是烧了吧。你以为我就不爱惜这个？这也是我地亩里的出产，一大车一大车的粮食，供给着你买来的呀！”
　　　　锅里的水大开着，沸沸跳跃着，女人拉着风箱，书的火烧得她心痛。
　　　　她热爱自己的丈夫，结婚以来，他们还没有一个小孩。丈夫的书和画，她的花样和布头，曾经是他们共同生活的珍宝。丈夫常常把新买来的书，和她新做好的针工，一同放在她的陪送妆盒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