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女儿-第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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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搁下怀里的一摞书，望望屋里，听听头上阁楼，问：“大姐走了？”
“走了。”四姐头也不回地说。
我想这倒很象大姐的个性，来去都不打声招呼。母亲在屋里骂：“六六你冲瘟去了，喊半天都不见人影，家里那么多事！”我走进屋里去，很亲热地叫了一声她。
母亲蹲在床下，在收拾床底下的瓶瓶罐罐杂物，象没听见一样。过了一会，才站起来，瞟了我一眼，既怪异又冷漠。脸拉着，象在说：我就知道大丫头回家，没好事，你成天拉着她说些啥，以为我不晓得？
我不管母亲的反应，问她二姐怎么样？
母亲说，二姐的小孩拉肚子，害得她去烧香也没烧成。我知道母亲没有说实话，她过江一定是去办只有她自己知道的事。
我喝了杯白开水，就拿了搁在堂屋的那一摞书，上阁楼。阁楼里大姐在床上斜躺着，也象是到家不久，刚洗过脸，头发有几绺湿湿的。她看见我吃惊的样子，大笑起来，说，“要骗你太容易，一骗一个准。”
“骗吧，”我没生气，在床边坐下来。
大姐自己情绪一下倒打了个转：“哼，这个家，每个人都巴望我早点走。我知道我碍人眼，占人地，让人挤得慌。”
她说她就这二天走，但不会隔太长时间就会回来，永远回来，再也不在那个鬼山旮旯傻呆了，绝对不干。
那是个下午，应该是下午，我记不清楚。时间在那一天对我不存在，连我自己是否存在，我也不在意。我的头脑和心灵正落在喘不过气的快乐之中，在这以前我从未有过这种感觉。
楼下有人在叫大姐，大姐朝堂屋探了一下头，马上回到屋里，对我说，她得走。
“你走了？”我稀里胡涂地问了一句。
“出去一阵。放心，大姐今天还不会走，”她拍了拍我的脑袋，还以为我舍不得她。
我走到小木廊上，见大姐和一个高个男子边说边笑出了院门，大姐是故意的，让家人和院子里的邻居们看。那人有蓝球运动员那么高，我想，这回大姐准又是爱上什么人，她会真象她说的那样，离开煤矿，要饭也要回到这个城市来。
四姐上阁楼来，一脸不高兴，说，“你呆在这里做啥？还不去把灶坑下的煤灰倒到河边去。”她肯定又和德华在闹矛盾，只好把气出在我身上。
“那个人是哪个？”我问四姐。
“哪个嘛，以前大姐一起下巫山的知青。”
“她回来这些天是不是一直在找他？”
“你啷个晓得？”
“乱猜的，”我边说边下楼梯，心里佩服大姐，她还真找着他了。
大姐说过他，二人是老相识，而且早就有点意思。那天大姐让我去找她的一个女同学，就是为了找他。这个男人的前妻，是半个日本人。刚解放那阵子一家人住在中学街。1953年，所有与中国人结婚的日本人都得离开，孩子不允带走。二个公安人员来押解。日本女人不愿走，丈夫不肯放她走，三个女儿一个拉着日本女人的手，二个抱着她的脚。日本女人的眼泪如针线那么垂落不断。那是中学街这条街上有史以来，最让人看了鼻子痒喉咙哽的一个场面。
哪怕日本母亲被赶回去了，一家子还得遭罪，每次运动一来，就得交代为什么要当“汉奸”，孩子在街上老挨人骂“日本崽”。那个高个男子，因为娶半日本血统的姑娘做老婆，跟人打了不少架，动了刀子，被送去劳教过。患难夫妻多年，七十年代末，突然政府和日本友好了，有海外关系的人开始吃香，半日本血统的老婆身价高了起来，离他而去，只剩下离婚签字了。
很晚，大姐回来。我说，“你和他倒是一对，离婚冠军。”
“我小孩都已经一大堆，有哪个男人要喽？”
大姐把话题转开，哼起一支四川小曲，她的声音甜润，宽厚，她说她根本不在乎男人，男人哪个是好东西？大姐一定是同时在耍几个男人，她不把自己置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不会安心。
2
我睡得从未有过的沉，无法醒来，第二天很晚才起床。阁楼里没人，我奇怪自己第一个动作就是把镜子拿在手里，那的确不是我，全变了，尤其是我的眼睛：以往的惊恐，被一种沉静的色泽覆盖了，我看着，心里又快乐起来。昨天母亲和大姐看到我时有些惊奇，她们没有搞懂我的快乐是怎么一回事？我对镜子的迷恋是从这个上午开始，一面小小的镜子，是我居住的世界，隔开了我不喜欢的一切，我走在里面，穿过着雾气和雨水，我走走停停，打量着熟悉的人影，熟悉的房屋。
水沟那条街上大人在打自家小孩，追着打。“你跑，你跑，看我不砍断你的狗蹄子！”天窗灌入男人粗声大气的谩骂。那个总是喜欢逃到城中心那边去的男孩又被逮住，套上铁链，饿三天四天，只剩一口气时，男孩就会服输，求饶。
但男孩总是逃，这个怪孩子，他到底要逃到哪里去？
德华已开始不归家，即使回来，也常常带一身酒气，醉醺醺的。下班后，他和厂子里一帮青工在一起，划拳汹酒，打扑克赌钱。见着四姐，也爱理不理。四姐只有哭，他不在乎，说跟四姐在一起，生活没劲透了。四姐嘲讽他：一个结婚的男人，你的女同学不会理睬你了。他听了这话，掉头就走，索性躲到同事家里，不仅不回这个家，连他自己父母家也不回。
大姐让四姐学她，另找一个男人。四姐说她没有换男人的本领，不能没有德华，她要大姐帮她去把他劝回家。
我下了阁楼，她俩早就走掉。吃中饭时，父亲让我和五哥不要等母亲，一早母亲就去城中心二姐家，帮二姐照看生病的小孩。父亲说，母亲肯定要在二姐那儿吃了晚饭才回来，今天我们三人吃饭。
父亲很忧心忡忡，背弯着。他叫五哥去找鱼竿鱼网，说看能不能补好？
五哥说，鱼竿鱼网早被三哥拿走。
父亲听了，皱了皱眉头，在烟杆里装了一支新裹的叶子烟，没点上火，就慢慢朝院门口走去。父亲没说去哪里，我也没问，他可能去江边，也可能去别的地方。这个家现在每个人都偷偷做自己的事。
3
突然的转折，出现在我背着书包朝学校走的路上。本来应该出现的，早晚会出现的，如果不是我下定决心对直撞过去，可能还会延续一些日子。
穿过马路，学校大门没有什么人，较平时相比，很安静。因此，我一眼就看见了那个跟着我的男人，站在校门旁边二十来步远的墙下。不错，正是那人，他一见我，就闪进墙旁的小路，那么迅速，慌里慌张。
那天学校是否上学，我不清楚。那时我脑中除了想再见到历史老师，根本没想别的。甚至忘了盘桓在我心里问题，关于身世的疑惑和谜团，在那一二天都暂时闪开了。但在这一刻，又冒了出来。这几天，我生活中发生的事——大姐讲的家史，我的第一次爱，使我不愿再做一个被动等待命运的人。
这次，我依然没看清那个跟我的男人是谁？他的长相只是在那一刹那间爆光在我的头脑，我能从一群乔装打扮的人中一眼认出他，但要让我具体描绘他的模样，在此刻，我什么也说不出。突然我明白了大姐的暗示，我不必去追那个人，我转头往家里走，天空很红，朝霞时日落时，天空就这样，房屋和远远近近的山峦都比平日鲜亮。我走在其中，目光虚渺，感觉这是个光彩满溢的时刻。
我跨进六号院子的大门，母亲坐在堂屋我家门口，她手里拿着一把蒲扇，没摇动，只是拿着，坐得那么安祥，就象等着我似的。
4
我不看母亲一眼，故意大摇大摆从她面前走过，该她求我了。
从屋顶滚过一声闷雷，以为会闪电，跟着会下雨，结果没有。我坐在家里那张木桌前，没拉亮电灯。从窄小的窗子投进屋来的光线，在墙上撒出一道虹彩。墙上挂钟在耐着性子走，一分一秒，都恪恪守守。
母亲不可能坐在屋外一辈子，果然，她推开虚掩的房门进来，坐在架子床档头。我对她说：“是你下了禁令不许家里人告诉我，现在你得告诉我。”
母亲从未这么面对我，她和我相处时，不是在发火，就是在做事，要不，就是累得倒在床上，连眼睛都懒得睁开。长这么大，我是第一次没有别人打搅与她说话，我觉得自己的舌头在打架，吐词不清，喉咙特别干渴，想喝水。
“还是那个男的，跟着我。”我狠狠地说。
“不要怕。”母亲平平淡淡地说，完全不象上次那么激动。
“我不是怕，”我说，“我是恨，恨一切，包括你。我无法再忍受。”
母亲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她说她知道。“谁也不会在妈的眼皮子底下真正的伤害你，那个人更不可能伤害你。”
我说，“你这话说得太晚了，早说好些年，我都会相信你，我就象一个无娘儿一样长大，现在，我怎么相信你？”
母亲站了起来，随即又坐了下去，“听我说，六六。”
挨饿的滋味，挨过饿的人都不会忘，母亲说只有我不会记得，因为我是在她的肚子里挨的饿。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那几年，饿得成天慌得六神无主，有时干脆两眼一抹黑，跳过晚饭饿着，睡过这夜，第二天再想办法骗肚子。忽然有一天政府宣布四川省粮票作废，以前节省下来的粮票等于废纸，她急得满眼金星乱飞。
这时，来了份电报，父亲的眼睛出现问题，出了工伤事故：他饿得眼花头晕，从船上跌下河去，头摔破了，货船把他扔在泸州医院。母亲带着四姐乘去上水的船，到沪州看父亲。看见父亲瘦成那样，母亲都不忍心告诉他三姨的死，更没提忠县农村大舅妈饿死的事，也不想告诉他三哥差点被江里的漩涡吞没，幸亏一个船夫把三哥救上了岸。孩子们为了弄到一点可吃的，就差没去街上偷。
母亲背过身去抹泪。父亲把四姐拉到病床边，问四姐想吃什么？四姐说想吃肉想吃鸡蛋，想吃苹果、麻花、棒棒糖。
父亲拿出被扣掉工资仅剩零头的钱，让母亲带四姐上沪州街上去。
四姐拿着一个烧饼，刚咬了一口，就被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婆抢过去。老太婆没往嘴里扔，而是从领口塞进自己薄薄的衣服里，然后双臂紧抱头低着，似乎准备好，打死也不会还出烧饼。天气冷，刮着风，老太婆龟缩着，眼睛不时朝四姐乜斜，脸和脖胫的皱纹垂叠在衣服上，象一圈圈绳子套着。老太婆一定不是为了自己，而是想弄回家去给孩子。抢饼的凶猛还在其次，这副等着挨刀也不松手的样子，把四姐吓傻了，大哭起来。
母亲跨过街，牵着四姐就走了。
她们只能把父亲留在沪州医院，回到重庆。五张嘴要吃饭，母亲照旧出外做零时工。有一天母亲给织布厂抬沙，遇到街上的邻居王眼镜，一个胖胖的女人在管称秤。正在积极要求入党的王眼镜刁难母亲，说要100斤才能称秤。母亲饿得没力气，让大姐三哥二个担一些，快到称秤处才把他们的沙倒在自己的筐里，使劲压，她的脚踝骨受不住，一下扭歪了脚脖子，她忍着痛把一担沙挑到秤上，一称98斤。
王眼镜说不到100斤，不仅一分钱不给，还收掉母亲的工作许可证。母亲低声下气：我们一不抢，二不盗，靠力气养家糊口，求你让我在这儿继续抬。王眼镜没有答话，而是弯下身去把母亲罗筐里的沙子倒在地上，用脚猛踢狠踩碎罗筐。
紧挨街边有家塑料厂。听见街上异常的喧闹声，有个管帐的青年走出来，正好看到母亲被欺负，在一旁说了几句话，想调解。王眼镜认识他，冲着他嚷：小孙，别包屁反动分子家属！那青年不再跟她辩理，只是把受伤的母亲扶回家，母亲脚踝肿起来鞋，进门就倒了。
他比母亲小十岁，母亲当时三十四岁，他才二十四岁，没有成家。继父是城中心一个小业主，有二间小作坊，做牛骨塑料梳子，解放后公私合营，一丁点儿的资产合并到南岸一家塑料日用品厂，继父拿的“定息”，和工人的工资差不了多少，却还算作一个“资本家”。他中学一毕业就到工厂“实习”，地位不清不白，介于资方代理人和小干部之间。他安排零时工搬运组每天的工作，定时向管零时工的干部汇报。流汗当然比工人少，工作却勤勤恳恳。他找来伤湿止痛膏，给母亲贴到脚踝上，帮她料理一下家务和孩子。
母亲脚好后，就到小孙所在的塑料厂做搬运工。
过江抬石绵板，母亲比其他人慢几步，拉下一班轮渡，等船到岸，他就在趸船等着，帮母亲挑。
他说他是家中老大，两岁时丧父，母亲在孙家帮人时，被刚丧妻的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