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的论语-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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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译注》成书于1958年。
杨伯峻先生是一位语言学家，在古汉语语法和虚词的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他的叔父杨树达先生，更是一位重要的经学家、甲金文学家。杨伯峻先生的学术背景及其家学渊源，使他在注解《论语》、《孟子》和《春秋左传》等古籍时显得游刃有余。他的《论语译注》注重字音词义、语法规律、修辞规律及名物制度、风俗习惯等的考证，论证周详、语言流畅，表述清晰准确，不但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更是普通读者了解《论语》的一本入门参考书。
当然，《论语译注》在今天来看也是瑕瑜互见的。
首先，他的“增字解经”法受人非议极大。
所谓“增字解经”，就是使用原文中并不曾出现的内容，来补充说明经文的含义。例如：《论语·为政第二》中：“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杨译：我十五岁，有志于学问；三十岁，＇懂礼仪，＇说话做事都有把握；四十岁，＇掌握了各种知识，＇不致迷惑；五十岁，得知天命……
译句括号中的＇懂礼仪＇、 ＇掌握了各种知识＇，便是《论语》原文所没有的，也并非是经文中隐含的意思，而是杨先生为了对经文有所解释，使读者容易读懂白话翻译，而硬加于其中的，它未必符合经义。这种增字解经的做法，很可能会误导读者偏离经文真正的含义而不自知。
再如：《论语·卫灵公第十五》中：“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
杨译：君子＇对于事业＇，以合宜为原则，依礼节实行它……
译句括号里的内容，便将经义拘定为“对于事业”而言了，实则未必。
当然，杨伯峻这样做的原因，也有其不得已之处。因为《论语译注》全书旨在译、注，并不作经义的发挥阐述，使无个人意见搀杂其中。但这又很难完全做到。所以杨先生在译句不顺畅或读者难理解之处，不得已要增字。此增字可视为作者的加注，而不可视为原文所隐含之义，否则就难免谬误远矣。
其次，在一些语句的解说上，常有前后矛盾之处。
如《论语·学而第一》中的“学而时习之”，杨译为“学了，然后按一定的时间去实习它”。但后文曾子一日三省之“传不习乎”，杨又译为“老师传授我的学业是否复习了呢”，两个“习”，他在注释中明言：这“习”字和“学而时习之”的“习”一样。可翻译时一作“实习”，一作“复习”，并不一样。类似的问题还同样出现在“仁”、“立”、“礼”等字上，使读者常感迷惑。
第三，对《论语》所涉及的道、天、仁等心性学问，尚欠缺直指功力。
我们知道，道、天、仁等心性学问，是孔子思想中最深奥难明的部分。《论语》中子贡说过：“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若非多年修学儒家思想且悟性极高者，即便象子贡般善于经营、思辩敏捷，也难理解孔子之仁、道。杨伯峻先生虽精于语言学，博览群书，却并非儒家思想的修行实证者，因此并没有太多的哲思体验与我们分享。
钱穆《论语新解》：戴着脚镣起舞
《论语新解》成书于1963年。
钱穆先生早年是中学老师，自学成材，著作等身，在经、史、子等领域均着力极深，富真知灼见而成一家之言。他是那种典型的扎根于传统文化，并为之倾倒的人，浸淫儒家思想几十年，身体力行，如琢如磨，所以他的道德人品与其学问一样，广为时人尊敬。但是，他也为儒家思想背负了太多的负担，显得拘谨和不合时宜。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儒家思想被全面否定甚至是给摸黑的时代，人们对老祖宗留下的传统文化嘘声四起，国内时局又是革命声浪齐天、城头王旗变换，谦谦君子之道，庶几无存。钱穆中年、晚年所居住的香港和台湾，更是一片纸醉金迷，世人蝇营狗苟，也就难怪乎老先生要作孤独且倔强的坚守了。
《论语新解》一书是钱先生出入各注，“异说既多，贵能折中”后的产物，经由他的火眼金睛并与其时代呼应，确实能给我们极大的启发。更为重要的是，他对孔子生平事迹的详细考证，包括：生卒年月、父母、志学、初仕、设教、适齐、适卫、过匡、过宋、仕鲁、至陈、至蔡、及晚年居鲁等详细年表，以及孔子的政治活动和著述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另外，钱先生于各章注解之余，偶有一两句感悟，直有画龙点睛之妙，可说是字字如金！例如《论语·学而第一》中他评论有子一章说：
仁即人群相处之大道，故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然人道必本于人心，故孟子又曰：“仁，人心也。”本于此心而有此道。此心修养成德，所指极深极广。由其最先之心言，则是人与人间之一种温情与善意。发于仁心，乃有仁道。而此心实为人性所固有。其先发而可见者为孝弟，故培养仁心当自孝弟始。孝弟之道，则贵能推广而成为通行于人群之大道。有子此章，所指浅近，而实为孔门教学之要义。
以上感触，确是阐述“仁”内涵之至当至确之语，仅此便知钱先生的国学修为！
应该说，杨伯峻和钱穆正是可以优势互补的两位学者，若能将杨伯峻的语言学修为与钱穆的国学功底相结合，势必能写出一部更完美的《论语》新解。的确，比较起来，《论语新解》最大的问题便出在语言上。钱穆在序言里指出：“……当时力求通俗，专用白话。成稿未及四分一，乃复悔之。……意不如改用文言，惟求平易，较可确切。”可从实际效果看来，平易已不可得，确切更难企及矣。全篇都是半白半文、磕磕绊绊的语言风格，不仅使人读得吃力，且多数译句令人难究其义。
例如《论语·为政第二》中：“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钱译：仅向外面学，不知用思想，终于迷惘了。仅知用思想，不向外面学，那又危殆了。
这句译文，实在讲是有语病的。比如“终于迷惘了”的“终于”，既无出处，又与原文内涵的逻辑不合，使人佶屈聱牙。“那又危殆了”的“危殆”，便是典型的半文不白。这一章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经钱先生一译，似乎反见陌生了。
又如《论语·为政第二》中：“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钱译：君子待人忠信，但不阿私。小人以阿私相结，但不忠信。
“周”解为“待人忠信”已属奇论，而舍“营私”取“阿私”，又不符合常人的用词习惯。《论语新解》一书的行文、译句大抵如是，就不再多举例子了。
南怀瑾《论语别裁》：深入浅出
《论语别裁》成书于1976年。
南怀瑾先生是一位佛教界的大德居士，当代的禅宗泰斗，有修有证，近年致力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推广儿童读经运动。人们说“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经纶三大教，出入百家言”正是南师的写照。与他有过接触的，常以两句话评价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些评价很不简单，南先生一生的际遇更不简单，兼通儒、释、道的国学修养更令人高山仰止。我所说的国学修养，当然指恭行彻证、一日三省、死而后已的“学问”，并非一般人夸夸其谈的“知识”。
很巧的是，本人早些年好读佛经，因此看了不少南先生的著作。个人觉得他最重要的作品起码有三部：《楞严大义今释》、《如何修证佛法》和《论语别裁》，后两部都是根据他的讲座内容整理成书的。这里单说《论语别裁》。这本书洋洋洒洒六十五万字，内容丰富，生动有趣，语言通俗易懂，深入浅出，读起来让人趣味盎然，不忍释卷。《论语别裁》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都是革旧鼎新的。
首先，《论语》的价值在“讲”，而非“注”。
《论语》中的语录，原本就是孔子与其弟子在日常生活、学习中的对话，它是生动活泼的，更是有情境、有主体的。后人因其义宏深，而尊其为“经”，但并不需要我们在学习中也刻意板着个面孔不苟言笑，否则非但不能见仁见智，更是对孔子“乐而忘忧”为学精神的违逆。南怀瑾先生的《论语别裁》首先打破了古人学经时的呆板面谱，博古论今，侃侃而谈，所以能风靡于当世。
其次，南先生“经史合参”的方法令人耳目一新。
一般的读经方法，如曾国藩所言，盖自西汉以至于今，无非是义理、考据、词章三途。但是，《论语》学问的最大特点，乃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无论是为学、为政还是日常处世的智慧，无不与人的具体人生境遇息息相关。而义理、考据、词章三途，皆为读经而读经，缺乏活学活用的灵活方便。但是，如果一味和今天的时事结合，则事过境迁，难免给人炒冷饭之嫌。何况，褒贬当今的为政得失，总有诸多不便宜处。所以南怀瑾先生干脆用经史合参的方法，既能让人将经典的智慧与史实联系起来作深度思考，又能避免一味求新带来的时效短和政治上敏感的弊病。
最后，《论语别裁》图的是成为整个传统文化作普及，而并不局辖于儒家。
《论语别裁》象是一道门，这里不仅仅能指示读者通向儒家思想的殿堂，同样能指示我们进入佛学、老庄哲学及诸子百家的思想殿堂。南怀瑾先生的学问博大精深，但贯穿其中的，实在讲只是佛家之心性，儒家之天命，得此“一”，天以清、地以宁矣。南先生一生最大的贡献，便在于处处示人以“一”，不作门户之辩。真理，一定是殊途同归、光光互融的，除非它不是真理。那些因儒辟佛，崇法废墨之说，皆愚夫盲言也。
但是，若反而观之，以上三处特点，又恰恰是它的缺点之所在。
《论语别裁》因是讲座内容的整理，所以词繁不杀，读者第一次阅读不觉大碍，但再读时便有重复罗嗦之嫌；因其“经史合参”的解读方法，言辞间多有帝王将相，所以不免被张中行之流攻击，诬他为封建帝王颂赞歌；又因《论语别裁》内容驳杂佛、道及诸子，常使一般读者感觉“口味不够纯正”，而且全书重解、轻注、无译，没有可供参考的白话译文，常给研究者带来查阅上的不便。所以说有一得必有一失也。
李泽厚《论语今读》：中西结合
《论语今读》成书于1994年。
有人说：“文人一大耻，国内讲康德，国外谈孔子。”此语刻薄，却象是专门给李泽厚准备的。李泽厚成名于五十年代，以重实践、尚“人化”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美学观卓然成家。他的“美学三书”中，《美的历程》较有文学性和知识性，是美学研究者的必读之书。他也是较早将目光投向西方哲学领域的学者，著有《批判哲学的批判》，向国内读者系统介绍了康德的哲学思想。九十年代，李泽厚客居美国，出版了《论语今读》、《世纪新梦》等书，正应了上半生在国内讲康德、美学（亦是西方提出的哲学概念），后半生在美国谈孔子的讥语。
时下的明星学者易中天曾写《盘点李泽厚》一文，我看到“如果兼容性不够，或统摄力不足，自己心里想着‘集大成’，给人的感觉弄不好就是‘一勺烩’”时，忍俊不禁，真是一语中的！《论语今读》的最大特点，便是将马克思主义和康德哲学及李泽厚自己提出的各种新概念点缀其中，表面看显得中西通融，集古今之大成，实际上反而不伦不类，招人齿酸。
例如《论语·里仁第四》中：“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李泽厚便在“记”中对“士”大发感慨道：“总之，不可苛求人均具使命感的宗教性道德。梁启超在本世纪初曾作‘私德’‘公德’的区分，大约相当于我所讲的‘宗教性道德’与‘社会性道德’。因此，‘知识分子’今日亦可作主客观两解：客观解释即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主观解释则为负有上述使命感的知识者。此词颇为复杂，在其发源地本土，以撒·柏林（I。 Berlin）便认为屠格涅夫等自由派可称为知识分子，而托儿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等强调宗教、道德、反近代西方文化等等便不能算知识分子。这样，‘知识分子’一词又有某种‘现代倾向’或现代信仰、趣味、观念的时代特征了。”
这一大段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