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地龙虎 作者:陈宇-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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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马真好，一匹匹都长得膘肥体壮！”有位警卫员情不自禁地赞扬。
“别羡慕那些马！有什么好羡慕的！”毛泽东是斥责的口气。他发火了！
毛泽东的心情在翻越雪山后一度很不好，本来这是因为他的警卫班长胡昌保在６月４日行军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而牺牲。当时毛泽东就十分悲痛，亲手把自己的毛毯盖在了胡班长的遗体上。此后，他有时有事时仍习惯地喊“小胡”，但每当是另一个警卫员出现在他的面前时，他方才醒悟胡班长已经长眠在身后的长征路上。现在，又遇到了张国焘这种情况。
毛泽东陷入沉思，他对张国焘并不陌生。张国焘，字桤阴，化名国焘、涛、特、凯音、天师等，出生于江西省萍乡县一个官僚地主家庭。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时，张国焘当时是北大的学生。在北京大学，毛泽东和张国焘可说是同时受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以及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进步思想开导，随后都参与了筹建共产主义小组，一并出席了仅有１２人参加的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张国焘被选为中央组织主任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从事领导职工运动的工作。１９２２年初，张国焘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同年６月在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后因为反对党的国共合作方针，不同意共产党员和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的决定，故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落选。１９２４年春，中共派张国焘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这年５月，张国焘在北京被捕，写了自首书后获释。后来，在中共第四、五、六次代表大会上，他连续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不久，他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留苏学习。１９３１年回国后，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旋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鄂豫皖苏区反国民党第四次“围剿”失利后，在入川途中，张国焘任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
这位中共创始人之一的张国焘，由于资历较老，因此他在这抚边小镇一时有点“众星捧月”的自我良好感觉。毛泽东把镇上最好的房子让给张国焘住。这是一所镇北端的店铺，柜台内是张国焘的办公处，柜台外则住着张国焘的随从人员。
毛泽东与妻子贺子珍则住在镇南端一所简陋的房子内。
晚上，毛泽东邀请张国焘聚餐。
张国焘对毛泽东的盛情却感到有些别扭，他对博古嘟囔道：“这老毛真的成了大当家的了？”
博古明白张国焘话中之意，没有言语。
张国焘以同情的口吻继续对博古说：“我看有人把你的错误看得太重了，权无论如何不该交！”
“国焘同志，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博古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还是很讲原则的，说道：“作为党的总书记，我不可能没有错误。解除我总书记的职务，不是哪个人定的。既然组织上已经定了，我就应当服从和执行。”
张国焘连连摇着头，表示不可理解，摇头叹息道：“现在这个大当家的啊，我看他当不好这个家！”
抚边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欢迎会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感到党内潜伏着严重的分裂思想倾向，于是一面继续向北行军，一面决定立即召开一个政治局会议，就红军战略方向问题进行认真讨论和统一思想，会议地点拟定在抚边镇以北２７公里的两河口。
两河口，一个很有点巧合性的地名。它的得名，据说是来自于小镇旁两条小河，一条是汇北面大雪山梦笔山上流下的雪水而成河的梦笔河，一条是汇东面大雪山虹桥山上流下的雪水而成河的虹桥河。这两条奔流而下的溪水交汇处，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绿洲，两河口小镇就坐落在这盛开着满地野花的绿洲上。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的会合地点，就在这双溪并流的两河口。
饱含着太阳之光的雪水溶汇集到两河口后，在１９３５年阳光最充足的时令，同时清亮地映照出中国一代叱咤风云历史人物的音容笑貌与百结愁肠。
红军到来时正值繁花似锦的季节，星星点点的小花为两个方面军的会合献上了全年的美丽。兴高采烈的红军将士们庆贺两个方面军的会师，盼望着会合后红军的前程似锦，就如这绿洲身上遍地盛开的繁花；红军的力量将更加强大，就如这绿洲头上两水并一河的巨流。
６月２４日、２５日，中共中央领导和两个方面军的领导陆续到达两河口。
两河口的名字很响，可一走进镇子，却觉得它实在小的可怜。这是张国焘来到后的第一印象。他望着仅有三五家店铺的小街，数落着镇子中的房屋，这里充其量不过３０户人家。全镇最显眼的是位于街中段的那座关帝庙，毛泽东就暂时住宿在那里。周恩来和朱德住宿在左侧山坡上的观音阁内。
张国焘在两河口街上走了一遭，他愈加觉得中央红军是有其名而无其实。经过万里之行的中央红军指战员，所穿军衣的确多是褴褛不堪，很不整齐。在张国焘眼里，中央红军显然不如红四方面军有战斗力。这时的红四方面军，总数有８万多人。张国焘即把这个数字当作他闹独立的资本。由此，张国焘的野心开始萌动。
连日来不停思索的张国焘决心已定，他要把两河口会议作为他向中央发难的踏板。
两个方面军会合后，第一方面军中也确实有人从不良动机和个人利益出发，歪曲事实，把遵义会议和红一方面军的情况，偷偷地告诉了张国焘：“张副主席，你是知道的，原来的中央领导，第一位是王明，王明去苏联后就是博古，第三位是张闻天，第四位是王稼祥。他老毛是排不上号的，可现在中央的一切好像就是他说了算，周恩来和朱德也支持老毛。
这一切都是从遵义开的那个会后就变了……”
张国焘睁大眼睛，对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每一句话都感到新奇：“这个老毛怎么就会这样轻而易举地把博古赶下台了呢？博古和张闻天简直是软蛋两个！”
从这时起，张国焘的野心开始剧增，他就此认为中央红军内部不团结，有机可乘。
可以看出，张国焘在最初的攻击目标还不是毛泽东，而是博古、张闻天等人。张国焘和博古两人一见面，就互相就领导人之间的称呼问题发生了口角。张国焘由于受中国传统教育的熏陶，称呼毛泽东只称其别号“润之”，称呼朱德则为“玉阶”，有时还要在别号之下再加上个“兄”字，或者“老兄”。这对在莫斯科吃过洋面包的博古听来却有些不顺耳，往往是正在讨论问题时，张国焘一个别号或某某老兄的称呼，就会引得博古撇开正题，大发一通“革命道理”，质问道：“我说张国焘同志，想不到你怎么这样喜欢称兄道弟，这是与中共布尔什维克的意识极不相称的，这是国民党军阀的习惯作风！”
张国焘则反唇相讥，轻蔑地说：“我说博古老弟，你怎么说起话来，满口这个同志那个同志，什么毛同志、张同志的，真是莫斯科气味的充分流露。”
博古的话仍带有以中央领导自居的口气，说道：“中央在军队中改正了官长与士兵间的阶级观念，而代之以同志的亲切关系。如军师团长改称指挥员，伙夫马夫改称炊事员、饲养员等，而四方面军却仍沿用军阀时代的老名称。我说国焘同志，难道沿用这些旧的名称，不会保留旧的军阀观念吗？”张国焘则反驳道：“沿用旧名称，不一定就是保留旧观念，如果你去详细考察一下四方面军的内情，就会发现官兵之间是充满了同志友爱的。我们决不能因为四方面军仍沿用旧有军队的名称，就认为它是保留有旧传统。何况我们并没有接到中央有关这方面的改革的命令。如果我们自己根据新概念制定一些名称，那可能与中央制订的有些出入。那么，今日我们在这里相会，你作为总政治部主任，便会以为四方面军妄立名目，近于要造反了。”
“我没有说你们要造反，我只是说四方面军中有军阀作风。四方面军中的指挥员对战士的管理，仍采用打骂手段，这就是军阀统治的象征，我就亲眼看见四方面军的一个连长，高声喝斥他连队的一名战士。这就说明在四方面军官兵之间缺乏同志间的友爱，指挥员对战士缺乏说服教育的精神，所实行的自然是军阀统治。”
“博古！你这是对四方面军的污蔑，我表示坚决抗议！”张国焘怒气冲冲：“你以为布尔什维克只你博古一家，四方面军就不是布尔什维克了。我告诉你，博古，四方面军虽然不在中共中央身边作战，但并不缺少布尔什维克的气味，更不是军阀！相反，我看你博古还不如国民党军阀，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证明这一点：杨虎城部的一位代表，从汉中翻过巴山到通江来，经过我们在巴山的前哨连，目击前面的哨兵穿的是狐皮或羊皮大衣，而连长和排长则只穿棉袄棉裤，他认为这是红军与军阀军队最大的不同之点。”
张国焘继续说道：“四方面军的官兵，彼此充满友爱和民主的精神，各连官兵不仅生活打成一片，而且一般士兵对于连内生活常常开会讨论。他们的意见，往往有决定性的作用。官长爱护士兵已经蔚然成风；优待新兵，救助伤病员等，都做得无微不至。当然，我也承认四方面军中仍有打骂现象，但这是个别的，不是普遍现象，更不能因此就认为是军阀式的统治。红四方面军的打骂事件，在鄂豫皖时很少发生，到川北后有些增加，这与新兵太多和强迫戒烟等事有关。同样，红一方面军中也有打骂现象，但我决不因此就说红一方面军就是军阀统治。”
面红耳赤的博古又把问题扯到战略方向的问题上。两人又是一场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大争论。
博古拍着桌子指着张国焘质问道：“在两军会师之前，６月１６日、１８日，中央和军委两次致电给你，告知党中央关于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意见，你看到没有？”
“我不太清楚。反正我有意见。”
“好吧，我在这里再向你重复一遍。中央认为两个方面军会合后应以嘉陵江与岷江上游中间地区为目标，争取建立根据地。如不成，则应北出平武，到陕甘南部地区去创建根据地，切不可向川西发展。因为以懋功为中心的地区，纵横千余里，均为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出川西地区，均为下策。中央还指出实施这个计划的关键，当前是要将茂县、北川、威州控制在我们手中。但你张国焘就是不听，非要放弃川北的茂县、北川等地，率领第四方面军大部队向川西懋功一线转移。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我有意见。我没有兴趣和你吵，你博古也当不了什么家，被人家赶下台，在此谈何勇？”
“你，张国焘，你……你……你这是侮辱我的人格，好吧，我不与你谈了，咱们会上见！”博古气冲冲地转身走了。
６月２６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正式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求达到统一思想，明确两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目的。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张国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以及刘伯承、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林伯渠、李富春等人。陈昌浩和徐向前因还在茂县、北川一带，路途较远，来不及赶来参加会议。
在会上，相继发言的是张国焘、彭德怀、林彪、博古、毛泽东、王稼祥、邓发、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张闻天、朱德等。总的说来，与会人员一致的意见是赶快离开这个吃糌粑的地方，能暂时避开战争，到一个能休养生息的地方建立起新的根据地。但是，对究竟到什么地方？却存在着严重的争议，这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北进派和以张国焘为首的西进派之争。
会上，周恩来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分析了两军会合后的形势，指出：懋功、松潘、理番地区的经济条件和群众条件都不利于红军主力在这里建立根据地，部队向东、向南和向西北都不可能得到发展，应该北上到川陕甘建立根据地，以实现“背靠西北，面向西南”的发展战略。并建议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把兵权集中于军委。
毛泽东发言说：“我同意恩来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所作的关于战略方针、战略行动和战略指挥问题的报告。我认为，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