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移动-第5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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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昕对陈怡的话印象深刻。
研讨和以往一样，一切都成为空忙。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仍然按照它的节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金超和吴运韬的节律———运转，这是一个知道白天就知道夜晚的过程，一个丧失激情的过程。所有人都徒劳地把自己摆到了这个过程之中，消耗着精神，消耗着生命。与此同时，苏北还鲜明地感受到金超心理上和他越来越大的距离，这使他很苦恼———自从来到东方文化出版中心，苏北一直恪守的中庸和谐的处人之道，非常轻易地被打破了，他现在成了人和人进行争斗的一极。
他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成为这个样子。
苏北惊异于自己为什么要违背刚刚来到中心时对自己的约束———他要求自己置身与一切事情之外。他知道生活由一系列矛盾分化组合而成，你只要不置身其中就不会有烦恼。自从到中心以来，他一直做得很好。这是消极吗？如果是消极，那也是因为在他眼前展开的这个世界太荒诞、太滑稽了。他为此感到悲哀。
这是一个作家的悲哀，不是生活的参与者的悲哀。
你愿意悲哀就悲哀去吧，太阳照样每天从东方升起，世界上到处都是爱情与仇恨，走兽们在远离人类的地方警觉地守候着越来越狭小的家园，长江大河奔腾不息，高耸的山峦轻蔑地俯瞰着被称之为“人”的那种东西没完没了的喧嚷……谁会了解在一个微不足道的地方有一个微不足道、只有在高倍显微镜下才被观察到的细菌有何思想呢？谁会了解这个细菌在一段时间内感受到的悲哀呢？如果把地球演化的历史比作二十四个小时的话，人类的历史不过才是几秒钟，在这几秒钟里，你的生命历程，哪怕是往长了说一百年，还有记录的必要吗？你的喜怒哀乐，还有述说的必要吗？
有时候，他经常有和什么东西一起毁灭的欲望……怎么办？没有办法，只能这样。想开一些，只能想开一些……像寒冷的鸟儿一样，紧紧地倚靠着能够和他进行精神交流的人。
苏北和王岚见面的时间越来越多了。
人就是在这样的时候感觉到生之可爱的，尽管他们不可能战胜严寒。
钱宽被调到北京文协当副主席去了，基本上是一个闲差，有时候约请苏北在一起聚聚，一同参加一些文学圈里的活动。苏北发现老人变化很大，两个人之间能够让人体会到灵魂对话的谈话越来越少，他变得很絮叨，很迷恋自己的过去。李忆珍说：“他老了。”他真的就老了吗？出去玩的时候，苏北看着钱宽缓慢的切面包动作，看着他不再闪耀深邃智慧的目光，心里异常难受。生活不断创造新人，不断地淘汰旧人，这是一个残酷无情的过程。
王岚开始在一家很著名的文学出版社上班。王岚变得很超脱，几乎不抱怨什么了，当然，她也不像在远东文艺出版社那样废寝忘食地工作了。
有一次，王岚攀住苏北的肩膀，用哄孩子一样的语气说：“别那么认真，行么？世界本来就没有意义，你却非要给它找出意义来，这怎么行呢？”
苏北默默地坐着，长叹一口气，说：“是啊。”
苏北很想对王岚说一些什么，却又什么都想不起来。
人与人之间最深刻的交流，有时候是摒弃语言的。
……然而这并不能消除苏北对于这个世界的疲倦感觉，它是那样强烈，甚至转变为生理的方式折磨着他。他经常这样问自己：你的生命为什么不能飞扬？是什么东西绑缚了它的手脚？你就这样让灰色的日月把鲜活的生命拖成迈向死亡的幽灵吗？
为什么非要飞扬？灰色的日月真的就是那样无法忍受？你是不是迷失人群中太久了？你为什么就不能以超脱的眼光看待一切呢？你为什么就不能把自己放到为自己活着的境界，像很多人那样平静地消磨人生呢？你想把自己的经历用理性的线索连缀为某种可以说明的东西，你对于小说主人公命运的关切实际上正是对自己的关切，所以你才永远处在焦虑之中……但是理性有什么用？你到底在期望什么？你是在期望正义、公理还是自我实现价值？你的全部精神活动因何而起？法国人克劳德？罗阿在萨特生前曾经说过一句著名的话：“萨特不知道他是萨特。”你难道就知道你是你吗？
你不知道。……有些话是不能够和任何人谈的。即使是和王岚在一起，也不是什么话都能够讲。有一些东西———比如痛苦或者幸福———是完全属于自己的，完全属于自己。王岚曾经说：“苏北，到目前为止，你是离我生命最近的人。”真的是这样吗？有时候，你越是渴望无间隙地交流，越是感受到隔膜，灵魂和肉体就像某种被结实的细胞壁包裹的细胞，独自飘荡在同一个肌体中而不能和任何别的细胞结合，它永远这样孤独，夫妻、伴侣和朋友丝毫不能够使这种状况有丝毫的改变，人永远处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之中。
……
太阳从东方升起，灿烂地关照着大地上的一切生灵。办公楼前面绿化地里去年栽上的一棵高大的雪松，熬过一个冬天，已经扎下了新根，正在吐露新枝，墨绿的枝桠上长出一层淡绿色的叶芽。阳光先是笼罩了树梢，缓慢地沿着树干移动，最后覆盖了整个林地，绿草像绿宝石一样泛着悦目的光彩。
苏北从敞开的窗户感觉到林地散发出温暖的带着香味的湿气。林地边缘，有一些活动着手脚的老人，把刚从市场上买来的青菜放在脚边，做着难看的健身动作。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像年轻人那样笑，指点着另一个老人。稍远的地方，高大楼房底下的树木融合成绿色的团块，可以听到鸟儿发出的响亮的叫声。
苏北从来不曾注意到在这个嘈杂的城市里，在他已经工作这么久的地方，还有
作家苏北对罗伯特？罗森说：“在权力的结构网上，一个人只是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并不体现一个人的内在质量，也不体现一个人的道德水平、情感状态、人格魅力之高下……只要一个人成了这个符号，那么他的地位、尊严和合法性也就与之俱生了。人常常对某一位领导表现出热爱和尊敬，甚至某种程度的谄媚，如果从这个角度看，那么这种谄媚就无可指责，因为权力天生是要求这种东西的，就像是一个人要吃饭，要呼吸，要性交一样。在某种权力覆盖范围以内，你必须给他提供这种东西，它才会维持住生命，才会做它应当做的事情，而你的利益也正在它所做的那些事情之中。”
罗伯特？罗森完全沉浸在谈话里，丝毫没有理会旁边发生的事情：一个就餐的人因为座位问题和另一个人发生了剧烈争吵，很快就要动起手来。
“这样说来，权力所有者是不是就被完全物化，以至于不再具有任何人格特征了？”
吵架的人已经打起来了。罗森蓦然惊醒，就像突然看见车祸一样急切，要去劝解。苏北把他拉住了。
架打得很惨烈，几张椅子飞到了空中，一块巨大的玻璃窗破碎了，旁边的人怀着很大的快意冷静地观察战场，像是要写出考察报告那样不错过任何细节。其中的一个斗殴者脸上挂了彩，殷红的鲜血顺着额头往下流，染红了雪白的衬衫，而他的丝绸领带还被脸色煞白的对方紧紧地揪着，这意味他还要继续承受烟灰缸的打击。幸好警察来了，分开了两个仇敌，把他们带走了。
罗森久久平静不下来，什么都不说。
服务员正在收拾残局，一个中年男人在向留下来的警察说着什么。
苏北解嘲道：“人人都想发作，人人都认为别人造成了自己的苦难。”
罗森痛苦地叹了一口气。
“人应当爱人，苏北。”
“那是你们的基督教文化。”
“你们的文化并不是野蛮人的文化，你们创造了这个世界最灿烂的文化……”
“但是，我们引以为自豪的是，我们的文化从最开始就摒弃了你说的那种爱人的成分，孔子把‘仁’变成了一种技艺性的东西，成为国君手里的工具……在绵绵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我们发扬了其中最野蛮的部分……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出自这里。”
罗森不表示赞同也不表示不赞同，看得出来，他很痛苦。不知道他为什么痛苦。
“生活中，令人恐惧或者说能够加害你的事物太多，”苏北说，“这造成了中国人的敏感和敌意。你想———我们还是回到刚才的话题———面对这种由权力凝结而成的令人畏惧的实体，我们能不能做一些什么？比如，我们能不能对于权力所有者做道德分析呢？这要分开来看。一方面，权力之于人的作用，类似于马克思说的金钱对于人的作用。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角度，即从权力的角度对权力所有者进行观察；另一方面，不管权力把人变成为何种状态，但是却无法改变权力所有者作为一个人行走人间的基本事实，这样，我们就得到了第二个角度，即从权力所有者的角度对权力进行观察。这是我们作为思想者有幸得到的仅有的幸福之一。”
罗伯特？罗森有些茫然。
“一个智力只及普通人百分之五十的人，可以得到比普通人高过一倍的智力上的承认，反映的是一种原理，这种原理是从上述第一个观察角度提取出来的；一个平庸的权力所有者却被人赋予一种生死与夺的权威性———权威性不是来自权力所有者的权威，而是来自权力本身，这又是一个原理，这个原理是从上述第二个观察角度提取出来的。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别是极细微的，既使忽略不计也不能说是犯了统计学上的错误，还是把它们区别一下为好。”
“我知道你的意思。”罗森说。
“一个素质远在平常人之下的领导者———这句话的确切含义是：由于家庭传统、阅历、悟性的差异，这位领导者对事情的反应能力、展望能力和控制能力都不及普通人。如果按照正常的逻辑推理，这个人无法胜任领导职责……无情的现实是，正是这个人领导着一百个、一千个乃至于无数个有独立思想和人格的人，这些鲜活的灵魂就在这位愚蠢的领导者的低能中挣扎，而且，没有任何出路。”
“我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说什么生活的总体趋向，说什么自由、民主，什么人的权利，说什么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都成了与人们的生活毫不相干的东西。”
就在这个时候，苏北惊讶地发现，褚立炀正从另一道门走进来。
褚立炀今天穿了一件铁灰色的夹克衫，看上去就像一个推销盗版软件的商人。早春时分，他的这身装束有些不合时宜。他的鼻头冻得像桃子那样红。他坐在靠窗的位置上，要了一杯啤酒。他过于明显地不向苏北和罗森这边看，反而能够使人确认他是冲他们来的。这已经是第三次在他们呆的地方看到褚立炀。
褚立炀在电话里对苏北说：“你们又吃又喝的时候，我他妈也不能总是在外边喝西北风呀！所以你甭管我。”
苏北不管他，但是他不再说什么了。
他知道，凡是褚立炀到的地方，都不是谈话的地方。
苏北用手指点点桌面，罗森会意，就聊别的。
我们必须加快叙述节奏了。
生活中总是充满了戏剧———夏昕和金超在工作上逐渐变得默契起来。
对于夏昕来说，默契起来的办法其实很简单：收缩了对中心问题的关注。就像杜一鸣被开除公职以后，收缩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关注一样。他让自己认为：“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问题是吴运韬的问题，是金超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你的问题是把主管的部门搞好。”现在，他也开始关心经济利益问题了———部门的效益起来了，至少，你可以多拿一些奖金。
对于自己姿态的巨大调整，夏昕给苏北的解释是：“老苏，陈怡跟我说过一句话，意思是：单位不过是个拿工资的地方……我越想越觉得这话有道理……”
苏北久久地看着夏昕，不知道该说什么。
人都是现实主义者，如果什么都不能改变，陈怡继续选择不给自己增添烦恼的姿态，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他态度安详地出现在工作之中。
现在，金超认为和他形成掣肘的，反倒是不做任何改变的苏北。
金超无法忍受苏北眼睛之后的那双眼睛的直视。
这个已经没有什么公开的敌人的人在极为顺利的时候，考虑问题就趋向于简单，做了他不该做的事情：他首先削减了苏北分管的部门，把这些部门集中到陈怡、夏昕和他自己手里；他利用一切方式凸显着夏昕和陈怡的作用，开职工大会的时候，他问夏昕还要说什么，问陈怡还要说什么，唯独不问苏北……
陈怡对金超说：“你是主持工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