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移动-第4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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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改变了，是吗？”吴运韬用陌生的声音说。
“很难了。”苏北望着吴运韬，“这不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我非常感谢三年来您对我各方面的关照，这会成为最珍贵的记忆。我会写完这本书，我已经和钱宽谈妥，他会给我几个月时间。这样，我也对得住老太太……”
吴运韬抬起眼睛看苏北。他已经从苏北的叙述中记住了“钱宽”这个名字，但现在他不想说出它，就好像这两个字会给他带来疼痛一样。
静。苏北给吴运韬还很满的茶杯又续了水，重新坐下来。
“这事很难，苏北。”吴运韬抬起头看着苏北的眼睛。苏北从他睡眠不足的眼睛中看到哀婉和真诚。“首先，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是缺人的，你也知道……还有，小康要是知道了，我没有办法解释……这很难。希望你再考虑一下，再认真考虑一下……”
苏北十分感动。
“我可能有不周到的地方，比如应当事前和您商量一下……”苏北说，“但是这事的确很难改变了，我对钱宽说过，您不会不同意让我走，我是在做了这种保证之后，他才启动这件事情的。您知道，这里面有很多工作要做……如果让我明天对他说：老钱，我们老吴不让我走，这件事算了……我说不出口。老钱是一个很好的人，我不能对他说这样的话。”
“我知道，”吴运韬说，“但是这件事的确不行，苏北，的确不行……我们找一个机会好好谈一下，我想是我在哪些方面疏忽了……我们谈一下。我还没有对你说过，我将来有可能去Z部机关工作，党组一直在要求我考虑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领导班子问题，富烨和孙颖都到了退休年龄……你是知道咱们班子这种状况的，让谁来做？所以我想了，条件成熟的时候，班子恐怕要动一动……”
苏北什么都不说。
这个话题使他的抉择沾染上一种肮脏的觊觎权位的色彩。
吴运韬观察苏北。苏北没有表现出什么异常，对这个话题木然无知。吴运韬站起来在屋子里踱着步。这在他是很少有的，尤其是在别人家里。他站定在苏北面前，说：“我见一下钱宽行吗？”
“噢……”苏北怔了一下，他没想到吴运韬会提出这种要求。但是他马上想到目前这不失为一个办法，他认为钱宽是有理由说服吴运韬的。苏北说：“行，您见一下老钱……”他一边说一边想象他们见面之后事态有可能向哪个方向发展。
苏北在向钱宽说到这件事的时候，钱宽没有犹豫，就决定去看一看吴运韬。
无论苏北还是钱宽，都小看了吴运韬在这个问题上的坚定意志。
不管苏北怎样保证说他将按时完成《一个中国妇女的传奇》的写作，但吴运韬心中，这样一个逻辑是无法改变的：苏北一旦脱离开他能够绐与的利益范围，就不可能继续做那件事情。他知道苏北不可能把这本书当作自己的作品来珍重。如果他把《一个中国妇女的传奇》撂下……他无法想象后果。
他也曾经想过找一位作家来写，一是时间来不及了，二是他没有把握作家是不是会比苏北写得好，第三，他以前和作家打过交道，他知道要伺候那些自以为是的家伙很不容易，还要支付一大笔费用……这是一个无法实行的方案。
他反复问自己：苏北为什么要离开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他认为与关于调整领导班子的传闻有关。这么说来，表面上清心寡欲的苏北也在图谋一种东西？吴运韬内心升腾起一种连他自己都感到陌生的憎意。目前似乎没有什么好的办法留下苏北……惟一办法是给他一个位置，让他把这件事情做完……这个想法让吴运韬非常痛苦，他是极为艰难地做出决定的。
当苏北带着钱宽来到吴运韬家里的时候，吴运韬尽管很客气，内心里对这两个人却深恶痛觉。他目光如锥地着从未见过面但已经严重干扰了他的钱宽；钱宽则满脸挂着真诚的笑意，就像见到了一个很早就想见的朋友。
苏北在钱宽和吴运韬之间简单做了介绍，然后说：“行了，下面的事情我没有参与意见的资格。我等着你们两位领导做出决定。”
苏北对钱宽说过：“一定要坚决一些，但是绝对不要提让我做副总编辑的事情，绝对不要提。”
…………
回到家里，苏北心里仍然不踏实。李忆珍看了出来，宽慰他说：“老钱有经验，他能说服吴运韬，你不要担心。”李忆珍胸有成竹，她甚至已经在幻想苏北到远东工作以后的情形。
苏北尽力应酬，但他的意念都在钱宽和吴运韬的谈话上。他期望钱宽带来好消息。
一个小时以后，钱宽回来了，苏北和李忆珍都站起来迎向他。
“不行，”钱宽愁苦地说，“他态度僵硬……”
吴运韬说：“不行。绝对不行。一是我们正在准备使用这个干部，二是邱小康不会让他走。即使你我达成协议让他到您那里工作，邱小康也会把他要回来……我相信邱小康有这个能力，他一定会给你们文协主席打这个电话……”
吴运韬还说：“不行。我这个人很保守，或者说很本位主义。虽然我们第一次见面，但鉴于我们是在谈两个单位之间重要的事情，我还是不得不对您说：您这样做不对。从哪个角度讲都不对。不不不，不是这样。我不这样认为。这不对，我希望您知道，这不对。”
吴运韬最后说：“我很感谢您对苏北的信任，真的很感激。我为苏北有您这样—个朋友高兴。我们以后还是朋友。我们大致上是同行嘛！这事就这样说定了。就这样。”
事情就这样了。
苏北觉得对钱宽有一种无法弥补的歉意。
“这倒没什么……”钱宽沉吟着想别的事情。“吴运韬是一个工于心计的人，这样一个人，会很难相处……苏北，你不容易。”
苏北惊讶地看着钱宽。
李忆珍神情黯淡，默默坐着，一句话也不说。她扫视钱宽和苏北，不知道他们之间说了些什么。
钱宽说：“吴运韬说他很快要到Z部去工作。苏北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向北京文协党组解释一下，先放一放，但是我给你留着位置。吴运韬什么时候走，你什么时候调过来，那时候你就好说话了：你是因为吴运韬把你调进来才不好坚持说要走的，他不在了，也就没有什么理由留你了。”
但是这事很遥远，钱宽也知道这事很遥远。
钱宽又说：“他是因为那本书才留你的，那本书的事情一旦结束，他不一定这样坚决。你和他不是一种类型的人，苏北。”
李忆珍制止钱宽。
“小苏，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我看你也不必要想太多，先在这里干吧。老钱不是说了吗？等一等，如果有转机，再做调整也不迟。你说呢？”
苏北说：“我是觉得太对不住老钱为我操的心……”
钱宽摆摆手不让他说下去。
送钱宽和李忆珍走时，谁都不说话，默默走出门外。苏北给他们拦了一辆出租车。临上车，钱宽拉住苏北的手说：“谨慎一些，苏北。”
苏北远远地看着红色的出租车汇到了车流之中。
往回走的时候，一种孤独、痛苦的感觉油然而生，就好像被人遗弃了一样。
他知道必须接受这样一个现实了。
现在让他心里没底的是：到底能不能够通过努力和吴运韬建立起一种正常健康的关系？
他决心从自身努力做起。“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是吴运韬把他调进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是吴运韬给了他工作上很大的支持……一个人在世上行走，遇到其中一件事就是大恩大德了。
然而问题在于，就连苏北也不知道：苏北不单纯的是苏北，他同时还是一个作家，作家的理智和苏北的生存欲求不可能在这类问题上协调，也就是说，苏北命中注定要在他生活的这个世界中面临数不清的矛盾与冲突，和吴运韬的相处也是一样。
东方文化出版中心领导班子配备对于廖济舟来说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他听从吴运韬的建议，事情就按照吴运韬的人选设计定下来了。
按照Z部干部任用程序，Z部人事部开始对准备提拔的干部进行考察。周燕玲带着一个叫余馨娇的女孩子，来到东方文化出版中心。
余馨娇穿一双刚刚兴起的松糕鞋，一身式样奇特的黑色衣裤，头发的四分之一被染成了棕色，扎扎喇喇地束成一绺一绺的，看上去就像是正在追星的中学生。吴运韬带着他们往人事处走去的时候，余馨娇脸上莫名其妙显出一种痛苦的表情，好像身体的某个部位正在疼痛一样。她问周燕玲：“得多长时间啊？！”话说到一半儿，就被周燕玲用严厉的目光制止了。
人事处处长韩思成的儿子最近出了点儿事情：做阑尾切除手术的时候，让人家把一只肾给切走了，正奔走在医院、法院和卫生管理部门之间，想讨个说法。吴运韬很同情体贴，对他说：“你就跑那事去吧，不要来上班了。有什么事你让苏北帮你一下。”
今天他是特意从法院赶到单位来的。到了单位，韩思成就换成了另一个角色。听到脚步声，韩思成从里面把门打开，说着“欢迎欢迎”，站在门边等人进去。他已经把办公室收拾得整整齐齐，擦得干干净净。
周燕玲指着韩思成说：“老韩你好像是瘦了。”
周燕玲当了多年Z部人事部主任，在下属单位的权威不亚于Z部副部长。韩思成没想到周燕玲会这样亲近地跟他说话，连忙应答：“瘦了好，瘦了好。”
“怎么回事？”周燕玲一边问一边把目光转向吴运韬，就好像吴运韬应当为韩思成的消瘦负责似的。
吴运韬一直慈善地笑着的，这时转换了表情，用歉意的口气说：“老韩工作太辛苦了……我想了，明年无论如何再给他配两个人。”
面色苍白的韩思成说：“倒不仅仅因为工作，我最近……”他发现已经没有人再注意这个话题了，就转了口：“老吴，你看……”
“开始吧？”吴运韬问周燕玲。
“行，开始。”周燕玲已经坐在转椅上，打开公文包，取出一迭迭的纸张，还有—个很讲究的笔记本。
余馨娇被书柜里摆着的一只亮晶晶的铜佛吸引住了，瞪大了眼睛看。
吴运韬说：“老韩你帮助叫人吧。我就走了。”后一句话是对周燕玲说的。
韩思成欠欠身，说：“行了，老吴，就这样。”
“行。”吴运韬和韩思成一块儿出来了。
在楼道，韩思成压低了声音问吴运韬：“先叫谁？”
吴运韬看着前面，面无表情地说：“按名单叫。”
谈话进行着的时候，吴运韬坐在办公室，心里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他不是害怕周燕玲把握不住方向———处事老练的她不会将考察变为对被考察人的真正的讯问，她会认真严肃地把过场走完。
叫别的人韩思成都是用的电话，但是叫苏北的时候，他亲自来了。他来到苏北办公室，苏北正趴在办公桌上打盹———苏北已经深陷在了韩思成儿子失去右肾的案件之中，昨天晚上修改呈递给卫生管理部门的申诉材料，一直到今天早上五点。韩思成心里非常不安，反复说：“你看把你累的，你看把你累的……”
苏北摆摆手不让他说。
苏北往人事处办公室走的时候，脑袋昏沉沉的，脑子里喧嚣着的全是申诉材料里面的话，全是那个动刀的大夫沉着冷静的面容，愤愤不平的情绪和呼唤正义的理性交织成为可怕的音响。
苏北还记得韩思成在给儿子动手术前跟他讲给主刀大夫送红包的事情。
“那是一个独立的房间，”韩思成说，“房间里没有别的人。我把信封拿出来，从桌子上推给戴眼镜的大夫，说：‘这就是那么个意思。’大夫说：‘别，不必要这样。’我说：‘嗨！也就是那么个意思……’大夫又说：‘你看这样可不好。’就在他这样说着的时候，他已经把信封拿起来，装到白大褂里面的兜里了。大夫的态度就好起来，嘱咐这嘱咐那的。当时我挺感动的，觉得这红包送得还是对的。”
苏北也不觉得韩思成有什么不对———医院早已经成了道德肮脏的地方，韩思成不过是按照潜规则做了他应当做的事情。
“然后我就去办手续，”韩思成继续说，“过了不到半个小时，那个大夫在厕所门口拦住我，说：‘你刚才给我那东西，怎么不见了？’我说怎么可能呢？我亲眼看见您装到口袋里的呀！他解开白大褂，翻开口袋给我看。我说是不是掉到地上了？我把疼得喊爹叫娘的儿子安放在走廊里的椅子上，就和大夫一道到诊室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