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七街安魂曲-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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拧！�
听到这儿，他打开了文件。
我说；“根据他在七十七街警局共用一个更衣室的同事以及许多跟他有染的女人的说法，罗伊·弗兰迪从不穿蓝色拳王短裤，他只穿白色的32号短裤。”
凯伦伯格又翻了翻文件中的记录。
我接着说下去：“除了9毫米伯朗宁手枪以外，那条蓝色的拳王短裤就是惟一可以寻找的线索了，所以我想知道的是，当时那个屋里的三个人当中，有没有人穿36号拳王短裤。”
他摘掉眼镜说：“共和军本来已经惹了够多的麻烦，他们为什么还要杀警察呢？”
“在一次银行抢劫案的审讯中，芭蒂·海斯特供认，当共和军搬到洛杉矶以后，‘辛基’不断地训练他们从事各种破坏活动——每天晚上他们都出去偷汽车或杀警察。在对死去的同伙的悼词中，她说南茜·琳·帕瑞曾告诫她：先把猪杀掉，直到确认它死了以后再去解剖。我想这是他们对杀死弗兰迪再恰当不过的描述。”
“真的吗？”他笑了一下说，“有什么证据呢？”
“除了动机和机会以外，他们还进行了周密的策划。”我在他面前坐下，看着他的眼睛说，“杀人犯把弗兰迪的手枪拿走了，那支枪后来再也没有找到；他的车被扔在贝尔大街南端，车子上的痕迹被处理得干干净净。”
他从文件里抽出一张纸递给我。我的手心开始出汗，心脏由于紧张而怦怦直跳。我想：这对于麦克来讲是一份多么珍贵的礼物啊！它将揭开弗兰迫凶杀案的真相，对于我要拍的片子也会大有裨益的。
那张纸是八十四大街那所房子内物品的模糊复印件，我仔细看着每一样东西：各种杂货、碗碟、褥垫、家具，还有两个纸箱，里面装着许多东西——有男女衣物；在一个手提箱里也装着男式和女式的衣服。除此之外，再看不出什么别的迹象。
我把那张纸又还给凯伦伯格，问：“这些东西现在保存在哪儿？”
他指了指那堆文件的底部，那些东西都是很久以前的了。凯伦伯格站了起来，我想这次采访可能就到此结束了，但我仍坐在椅子上没动。
“你说你负责这案子，能不能给我讲一下屋子当时是什么样子？”我问。
“我记得当时那屋里乱七八糟的。那几个人在那儿住过以后，只留下一大堆的垃圾。”
“解剖报告怎么说？”我问道，“有关于衣物的报告吗？”
“衣物？”他轻蔑地笑着说，“那场大火之后，连几根可以让法医鉴定的骨头都没剩下，更不用说衣服了。忘了它吧！我想除非那三个幸存者愿意和你谈，否则，你可能什么也得不到。”
“他们恐怕不会说出什么的，我知道联邦调查局在共和军里有卧底，可我并不指望你能告诉我有关他们的情况。”
他耸了耸肩说：“你确实不应该抱什么希望。”
“也许是吧。”我又翻开记录的第一页说，“在芭蒂绑架案中，还有另外一个人也被绑架，他是芭蒂邻居家的儿子——当时，他正准备去开屋子门前的车，南茜·琳·帕瑞用枪顶住了他的脑袋，帕瑞用那男孩的衬衣包住他的头，让他躺在汽车后座上，然后用毯子盖住了他。当那些人去绑架芭蒂时，那男孩仍待在车上，他们把芭蒂和他都放在他的车里，然后开走了。
“在奥克兰大街，芭蒂被转移到另外一辆车上，那些人对男孩说感谢他对共和军的帮助，然后就走了，车里留下了那些人的指纹。”
凯伦伯格说：“你认为这些对于我们来说是新鲜材料吗？你以为我们没有进行过全面的调查吗？”
“我知道你们做过全面调查，所以我才来找你。”
他盘起手，仔细盯了我半天，让我感到很不自在。他说：“你从哪儿得到这些消息的？”
“和你一样，通过警方、证人和报纸。”
“我猜也是。”他又坐直了身子，“所以你得到的消息并不全都准确。”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那支枪。”他说，“弗兰迪的枪在拉斯维加斯的旧货店出现过，你的警官朋友应当知道这一点。”
“什么时候？”
“凶杀案发生后的几年。”
“在拉斯维加斯？”我心头一震——道格·森尼克那天早晨提到过拉斯维加斯，“那枪是怎么跑到旧货商店里去的呢？”
“那枪的主人死了，所以它可能跑到任何地方。”凯伦伯格递给我一张报告的复印件，说，“他们仍在附近活动。”
“谁？”
“除了那次来洛杉矶的几个人之外，共和军里还有许多狂热分子。在那场大火中，他们并没有全部烧死。”他站了起来，伸出手说，“如果发现什么新情况，给我打个电话。”
“好的。”我说，“希望您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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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有一个大学时的好朋友，名叫道尔·伊赛尔顿，她在寻找失物方面很拿手——过去几年里，她在一个大建筑公司工作，负责寻找从建筑工地被偷走的装备。为了寻找那些被偷走的压路机和装货机，她几乎走遍了全国。只要一发现别的工地有自己要找的东西，这个混血女人会立刻爬上驾驶室，并且会毫不犹豫地开走它，没有人敢阻止她。
我到达制片厂后，给道尔打了个电话。
“我希望你能帮我找到一把手枪——是38毫米口径的史密斯·韦森牌的，枪管长两英寸，内装5发子弹的左轮手枪，枪号是328314。”
“你现在有什么线索吗？”
“那枪现在在拉斯维加斯。1974年5月，或者在那之后不久，它在那儿的一个旧货商店里出现过。”
“二十多年以前的事？”道尔笑道，“不会吧，亲爱的，这对我来说轻而易举，你真希望把它搞到手吗？”
“是的，而且如果你能帮我查到是谁、在什么时候、在哪儿找到那把枪的话，我当然更高兴。”
“我会打电话查的。”
“我想知道那枪是怎么从洛杉矶跑到拉斯维加斯的，我可以告诉你一些有关的人名。”我把弗兰迪的事告诉了她。道尔对追寻枪的事很感兴趣，她很希望能尽快查清此事。
“如果我查清此事，”她说，“你得请我吃饭。”
“即使你没查到，我也请你吃饭。”
为了躲避塞尔·丹罗格，我跑到剪辑室里帮编辑剪接片子。这时，麦克从帕克购物中心打来了电话。
“快跟我说会儿话吧！”他说，“我快忙死了，我调查的那个杀人犯还等着跟我通话呢，哎，管他呢，先让他等会儿吧！怎么样，你那儿有什么新消息吗？”
“那个杀手给你打电话了吗？”我反问他。
“没有，是我给他打的，上次他告诉过我他的电话号码，我们这一周一直都保持着联系。”
“告诉他让他马上到警察局自首，要不然的话你就要采取措施。”
“我把他的电话号码告诉你，你跟他说吧！”麦克开玩笑地说。
“好吧！”我问，“你现在怎么样？”
“我觉得屁股痒得很厉害。”
“回家后，我在你的屁股上压些东西，你就会好的。”
“什么？”
“我——”
他笑了起来。
我问：“你今天晚上还有别的安排吗？”
“看情况吧，今晚我得参加一个关于银行抢劫案的会。那群家伙在五个城市里都抢劫过银行，那五个地方的警察都来了。我们希望能把各个细节都连贯起来调查。”
“我猜你不单纯是为了破那个抢劫案吧？”
“对！我告诉你吧，那些杀手现在对我很感兴趣——有一个男的不断给我打恐吓电话，还有个女的总给我送小纸条。他们想让我调查这案子，现在我已经开始调查了。我有种感觉，那个男的一定是我从前抓过或指证过的人，他们对我有一种强烈的仇恨感。无论怎样，他们说一定不会让我好过。”
“真讨厌！”我说，“那纸条上写了些什么？”
“怎么，你嫉妒了？”他轻笑着问。
“一点也不，像你这么丑的人，才不会有女人跟你呢！除非你有什么可让那个女人利用的。但我并不是很了解你，麦克。”
我听到电话里有打开纸的声音，他说：“那纸条上说他们并不是抢劫银行，而是重新瓜分财富，当时他们告诉过人们趴在地上别动，所以那两个不老实的人被打死是活该，这不关他们的事。”
“你现在对他们的情况了解得差不多了吗？”
他哼了一声说：“我可不想让那些文绉绉的人告诉我什么所谓的大道理，比如说那群抢劫犯是因为家庭问题才犯罪，或者他们只是为了表达对政府的不满才去抢银行等等的托辞，我只知道，不管怎样他们一定会被我抓起来。”
“你真自信。”我说。
“是的。”他在电话那边喘着粗气说，“而且我的态度一直很坚定。”
“没有你办不到的事，今晚回来吃饭吗？”
“我当然要回去了，我还得让你帮我治屁股痒痒的病呢，你忘了吗？”
“我会满足你的要求的。”说这话时我觉得自己的脸好像忽然变红了，于是我赶紧调转话题问，“哦，对了，你找到风笛手了吗？”
“找到了。”他停了一下又说，“我发现了一件很可笑的事情——我在桑塔莫尼卡警局竟发现了有关海克特的报告，我还碰到了那个杀死他的家伙。他母亲说他并没有什么武器，因为她儿子得过精神病，所以她从来不允许家里有任何武器，她还说根本不知道那枪是从哪儿来的。”
“那么那支枪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
“我也不知道，不过据说那支枪是在十五年前的一起本地抢劫案中被偷走的。我觉得那可能是一把可扔掉的枪。”
“什么是‘可扔掉’的枪？”
“有时候我们出去执行任务抓住某个人后，如果他有枪，我们必须把他的枪给缴了，即使不逮捕这个人，也要办一些麻烦的手续给枪注册。有些家伙带着枪只是为了防身，当那家伙的手向裤带边儿摸时，你就会开枪打倒他，但当你上前把他翻过来时，你却发现他身上并没有枪。这样一来你就没法说是为了自卫而击中对方，所以，你就得为自己掩饰罪行——把一把枪放到那人身上，你明白吗？”
我听后感到十分震惊，但我尽量不让电话那边的麦克听出来。我从没有当过警察，我无法想象警察这种掩饰自己过失的手段，我也没法做出什么判断性的评论，我问他：“麦克，你有没有这么干过？”
“倒是没用枪干过，但有一两次我用刀那么做过。当我缴获枪后，我总要想些办法把枪处理掉，那样可以免去不少麻烦。”
“或许海克特自己带了枪，可能这也算是一种‘可扔掉’的枪吧？”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别人。当时，附近的一个女人看到他和几个朋友从海滩边回来，他穿了一条运动短裤和一件背心，根本没地方藏枪，而且就算他拿了枪，他也不会蠢得让人从他手里抢走。”
“对罗伊·弗兰迪的案子你也应该了解这么多。”我说。
“或许吧！”
“麦克，你为什么没跟我说过弗兰迪的枪曾经被发现了？”
他沉默了片刻，然后问：“谁告诉你的？”
“联邦调查局的人。”
“在警方的文件里并没有那枪被找到的记录呀！”他说。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说的不对，联邦调查局的人说那枪出现在拉斯维加斯。”
“哦，天那！千万别去那儿找枪，那里很危险！”
“我根本就没想去。”我说，“拉斯维加斯的人太杂。”
“为什么提起它？”
“我想起今天早晨森尼克曾经说过，洛治威跟拉斯维加斯有些关系。”
“你是说赌场？”
“你别总以警察的口气问我，先听我跟你说。”我说，“在洛杉矶那次袭击之后，那三个共和军的幸存者——比尔、艾米莉·海瑞斯和芭蒂·海斯特被一个激进的体育记者带到了东部。”
“对，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来着？他和那个长头发的篮球运动员经常联系，”麦克想了一下，“叫比尔·沃尔顿。”
“先别管那个篮球运动员，这个体育记者的父母住在拉斯维加斯，退休后开了一家汽车旅馆。”
“啊哈——”他打了个哈欠，好像是嫌我讲得太慢似的。
“芭蒂·海斯特、比尔以及艾米莉·海瑞斯在1974年6月到东部躲过一阵子，在途中，他们曾经去过了拉斯维加斯的那个汽车旅馆，之后跋涉去了伯克利。后来他们又第二次经过那家旅馆，那个体育记者的父母一直把芭蒂他们送到纽约州，那对年老的夫妇可真是好心人。”说到这儿我顿了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