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影三十八万-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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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我的朋友，那位让我一见面就心襟动摇又有些怕怕的路云，传承中国古老的幻术密法，是我见过听说过最擅于精神控制的人。如果她有心控制我，肯定能做到站在我面前也叫我看不见，当然她施展密术，从无到有之间，我还是能觉出异常，要是世间有能强出她十倍的人，就可以不知不觉陷我于毂中。
胡思乱想一番，我长长叹了口气。要强路云十倍的人？在我看来路云以近乎妖了。
恐怕杨宏民最后所说的“老鹰”才是关键，把这个破解出来，恐怕就能解了我的不白之冤。但警方会相信吗，如果一切证据都对我不利，恐怕不久之后我就要身陷囹圄，有谁能帮我奔波追查？
这样下去不行，一定要想个办法。
二、兄弟姐妹一起冲
“我能打个电话吗？”这是我第三次提出同样的要求。
“不行，和你说过多少遍了，听不懂中国话吗？”看守所的员警对我恶狠狠地说。
“就算我是杀人嫌犯，也不会没有和外界通讯的自由吧。何况我是冤枉的。”我抗声说。
“等北京警方来人把你押走，你和他们去提要求。在这之前，我们这里可不能出什么岔子。”
“我不会乱打电话的，就是让朋友帮着照顾一下父母，让家里安心。”我急着说，被困在这里，要是连电话都没得打，可真是求助无门了。看看眼前这年纪不大的小警察毫不在意的样子，我又试探着补了句：“您抽什么烟，我让家里给您带条来？”
这警察“嗤”了一声，道：“这算什么，我还图你的烟？”说着他打量了我一番，微微点头，说：“这样吧，你填张申请表，要打给谁，准备说些什么内容。我看看再说。”
这是在广州的一个看守所里。
我从海防艇上下来的时候又是一个深夜，直接被押上了警车，如果不是特意问了句，还不知道身处何地呢。
我对广州的印象并不是很好，相比上海，这里的治安要差一截，火车站更是出名的混乱，几次来广州出差，都提着一颗心。没想到这次来，却没了提防别人的资格。
“喏。”纸和笔从门上开的窗里递进来。
“好好想想该怎么写。”他用不知什么东西铛铛敲着铁门，好像要敲打敲打我的脑袋。
看样子最多只能打一个电话，我曾想过打给父母，很快自我否定掉了。这事情和他们说不明白，徒增他们的担忧，对于解决我目前的困境，他们是帮不上忙的。
思来想去，靠得住并且有能量的朋友，就只有梁应物一个人。
我在纸上写了我和梁应物的多年同学关系，他的大学讲师身份，以及托他照应父母的大致通话内容。
梁应物的另一重身份我自然不会写出来。普通的警察，是不可能清楚他所服务的X机构是个怎样的系统的。
由于我最终要被押解去北京，所以他们还未给我换上囚服，穿的还是原先的衣物。我把裤袋里的一张百元票取出来，塞进一折二的申请表里。我想这就是那小警察的言外之意吧，就是不知这点能不能让他点头。
我的钱包连同行李都被警方封存，这点钱忘了是哪一次打牌从李建手上赢来的，因为不多就顺手塞进了裤袋里。
我把纸笔递还出去，然后听见他把折起的纸打开。
没有一点动静，他仿佛没看见那张人民币，一声不响的慢慢走开了。
“是我，是我，那多！”电话接通的那刻，两日来的惊心动魄齐涌上头，身处这步田地，一时百感交集，不禁语塞。
百元递出不到半小时，我就被领到了给嫌犯打电话的专机旁。我想，这电话应该是有监听的吧。
“别超过五分钟。”那警察说了一句，往旁边让了让，却并不准备回避。
一根电话线连起的是两个世界。
我镇定了一下情绪，然后把此刻自己的处境告诉了电话那边的梁应物。
饶是梁应物钢丝一般的神经，听到我此刻居然是个杀人嫌犯，被关在广州，也不由得大大吃了一惊。
我只有短短五分钟，所以没法和他讲详细的情况，直接告诉了他死者是谁，以及突然出现在我手里的匕首。
在我用急促的语速说到应是有人把匕首轻巧地塞给我，但实际上周围又看不到人时，梁应物只是安静地听，并没有过激的反应。
倒是旁边的警察轻声冷笑，在他看来，我用这好不容易争取来的五分钟，和朋友说什么凭空出现的匕首，显然可笑之极。我说的和先前申请的显然有所不同，此时他倒也不来管我。
梁应物所在的X机构专事研究各类异常现象，我经历的事一般人会觉得荒谬，可他却不会认为我在胡言乱语，反而会认真对待。
我让梁应物去安抚一下我父母，先别赶着来广州或北京，该怎么说他看着办。
估算着快到时间，我又想起一个人，对梁应物说：“上海市公安局特事处的郭栋和我有些交情，你和他说一下我的情形，看看他有没办法。”
在警察的示意下，我匆匆结束通话，梁应物最后说了三个字：你放心。
其实肯定没有什么规章条例说我打电话不能超过五分钟，但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进了监狱也得乖乖劳动缝手套，管你外面什么身份，这一亩三分地警察说了算。
打了这个电话，我多少放松一些，梁应物是我所能想到的最强援，X机构虽是不公开的官方组织，但他们在研究各类怪异事件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会和各种各样的势力体系打交道，梁应物作为颇受器重的研究员，在这个社会里他的能量绝对要比普通政府官员强得多。
而郭栋，去年底我和他合作化解了一场巨大的危机，他本身是公安系统的人，处理我的事情要更便利些。
有这两个人帮忙，想必最起码我能得到公正的对待，所遭遇的蹊跷怪事，不会被当成我的凭空臆想而忽略过去。
“想什么呢，这边！”我后背的衣服被那看守警一把抓住。
“怎么，不是回去吗？”我记得拘留室的方向，没走错啊。
“谁和你说现在回去？审你了。”他推了我一把，让我往另一个方向去。
“是北京的公安来了吗？”我一边走一边问。
“没来我们就不能审你了？”他不耐烦地回答。
着实搞不明白，我只是嫌犯，还没定罪呢，问一句话用得着这样吗，再说还收了我点小贿赂，虽然金额不大。
在审讯室里等我的是个中年警察，虎着脸，面目阴沉。
去年在上海我也被“冤审”过一回，不过半天之后误会就解开了，什么苦头也没吃。那次是郭栋帮了忙，这次会怎么样？看着面前警服中年人严肃的脸，我心里一点底也没有。
“人不是我杀的。”我抢先对他说。
“姓名？”
“警官，虽然我所说的你可能难以相信，但……”
“姓名？”中年警察用相同的口气重复了前一个问题。
“那多。”我叹了口气回答。
“真名吗？”
“是的，这你们很容易就能查到的。”
“性别？”
“男性。”
这样回答的时候我心里想，如果他接着问“真实吗”，我就回答“从出生以来就没变过，而且这更容易查证”。
这种情形下还有心情自娱，和梁应物的电话真是让我大大减压了。
对面的人显然没有这样的娱乐精神，他又问道：“职业？”
“记者。上海晨星报社记者。”
我以为接下来他该进入正题，问我案情了。没想到中年警察神情缓和下来，甚至微微露出了些许笑容，问道：“你是跑什么的？”
“我没有固定条线，是机动部记者，跑突发新闻，或者读者打电话提供线索。”
“就是要随时待命喽，那可挺累的啊。”
“是挺累的，不过跑了几年也习惯了。”我小心翼翼地回答，不知道他为什么把审讯变得好似唠家常。
“看你模样挺年轻的，干记者这行几年了？”
“我零一年当的记者，到今年第六年。”
“哦，还不算很长嘛。”
“我那个报社历史不长，而且流动性大，我这样呆足五年的记者，算是资格很老的了。”说到这里，我仿佛有种错觉，这不是警官在审嫌犯，却像我在和一个采访对象聊天。
“是嘛，看样子你还挺受器重的呢。”中年警官微微一笑，温温和和地随意问了句：“那小刀子哪儿买的，品质不错啊。”
我张了张嘴，一时语塞，过了一两秒钟，心脏才后知后觉的凶猛收缩。
这家伙在套我的话！
他这样淡淡一路问下来，前几个问题都是我随口可答的，心理上的惯性，让我下意识地准备回答他的关键问题时，才发现我根本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果那匕首真是我的，很可能顺口就说了出来。
这个老刑侦可厉害得紧啊。
中年警察看我张口却没说话，大概是以为我临时把话收了回去，却也不着急，笑了笑，又说：“看见那么多血，会不会很慌？”
“看见那种场面，是有点慌，不过谁都会这样的。”
警察点了点头：“一般来说，第一次杀人是会这样，你还是好的，很多人会呕吐。”
“我是说任何一个人看见这样的凶杀现场都会很不适应，我是第一个现场目击者，而不是杀人犯。”我连忙分辨。
“你以前认识死者杨宏民吗？”
“不认识。”
“这么说一切都是一场偶然喽，你发现了一个凶杀案，可不管是凶手还是被害人都和你没有一点关系？”
“的确，是这样的。”
中年警察又笑了，这次他的眼睛眯起来，像已经瞄准了猎物的猎手。
“你那么肯定你和死者没关系，也不认识他，那么有许多人看见的，在太平洋翡翠号游泳池里发生的那场冲突，和杨宏民差点打起来的，是另一个那多吗？”
我愤怒地站起来，向他大声说道：“你在玩文字游戏，警官先生。我指的是在这场旅行前，从来没见过杨宏民这个人，我甚至没有听说过他。而后一个问题，你利用我急于证明自己清白的心情设了个语言陷井。难道你打算以这样的把戏来给我定罪吗？”
警察的眉毛挑了挑，好像对我的反应略有些意外。
“当然不是。”他回答：“请你坐下。”
我瞪着他，重新坐下来。
“那多先生，在我看来，你这种徒劳的辨解是毫无意义的。我相信你之前从来没干过类似的事情，以至于杀人之后愣在现场，甚至你都不懂戴副手套，做点最基本的掩饰工夫。”他不紧不漫地说着，好像已经吃定了我。
“什么？什么手套？”我不明白他话里的意思。
“匕首上的指纹鉴定上午已经完成了，你的指纹很清楚地印在上面。”
“那是当然的，不知怎么回事匕首到了我的手里，我不否认我接触过匕首，有我的指纹没什么好奇怪的。”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那上面只有你的指纹，杀人的凶器上只有一个叫那多的记者的指纹，而没有什么你声称的另一个凶手的指纹。凶手只有一个，那就是你，那多！”说到后来，中年警察已经声色俱厉，他狠狠地锤了一记桌子，把桌上的茶杯震得跳了跳。
“只有……我的指纹？那肯定是真正的凶手戴了手套。正如你所说，打算杀人的凶手会做最起码的掩饰。”我定了定神，说道。这个结果其实我已经想到了。
“哦？”中年警察冷笑着说道：“这么说来，所有人都在宴会厅里的时候，你独自一人跑到甲板上去也是偶然吗？你是去干什么的，突然想吹吹海风，还是专程前去发现一个谋杀现场？”
“有人给了我一张纸条，让我到甲板上去，说会有改变我命运的东西。看来是有人想好要栽赃给我。”
“谁给你的纸条？”
“不知道，它突然出现在我的空酒杯里。”
“就像突然出现在你手里的匕首那样？”警察以嘲讽的口气问我。
“是……的。”我觉得自己回答得无比艰难。
“那么纸条呢？”
我无言以对，许久才黯然回答：“掉了。”
的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