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第3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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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厦门、福州、蚌埠等开设的33个银行账户、8个证券公司股份账户及个人存单。
到2000年9月，慕洋、李伟出国前提取3354万人民币、45万美元。据事后李云峰交代，李伟曾用王雪峰和苗绘的身份证，由李云峰出面以代理人的身份到沈阳广发证券公司开户取款。李云峰为慕洋、李伟存入资金约700万元人民币。在李伟、慕洋出国前提取现金400万元；李伟出国后，于2000年12月打回电话，安排李云峰把大连市一个叫李干的人两次送来的50万元和广发证券账户上的40万元存款提出换成10万美元。然后乘火车回蚌埠老家，用其父李崎的身份证，在站前的中信公司租用一个保险箱，将10万美元存好后，把保险箱的钥匙交给李崎，待李伟以后来取。不久，李云峰又按李伟的电话指令，把李伟的一部奔驰车以1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沈阳一个叫刘晓光的人，之后，又按李伟的指令，将其中的9万美元汇到深圳交通银行杨光的户头上，待杨光出国时将此款捎给慕洋的亲姨贾桂珍，另１万美元李云峰则存在自己的一卡通上。
“大手笔”与“生活圈”掩盖着大腐败（8）
热极生风，穷极思变。专案组经过大量艰苦的工作，现已将慕洋、李伟未提取的1326．4万元人民币、17．9万美元、2．25万港币依法冻结；还冻结了以李云峰名义在北京购买的住宅两套，价值人民币334万元。慕洋在上海购买的住宅一套，车库一个，价值19．6万美元，扣押林肯、桑塔纳轿车各一部。一共近2000万的钱物。
我们从这一个个枯燥无味的数字中，从这一笔笔巧取豪夺的交易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同时交叉运行的两条暴富轨迹。一条是“慕老大”是怎样挥动权力的魔杖，运用公共权力越权行政、损公肥私，在短短的三四年间，用沈阳人民的血汗，完成了一个“不称职父亲”到一个“好父亲”的过渡，把他的子女喂养成亿万富翁并送出国外享受最富有最奢侈的生活。而另一条是他的“恶少子女”们，又是怎样“拉大旗做虎皮”，狐假虎威，垄断市场，疯狂地掠夺沈阳最富有的“资源”，并迅速地转移财产，达到了用沈阳人民的财富，到国外过富有生活的目的。
“慕老大”的子女跑了，作俑者“慕老大”逃脱不了干系，他必须承担其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
这真是“桃生露井上，李树生桃旁，虫来齿桃树，李树代桃僵”。没有想到我们这位李代桃僵的“老李树”慕绥新，面对子女如此巧取豪夺贪赃枉法，面对子女如此转移财产逃避法律制裁，只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把自己推得一干二净：“对于慕洋、李伟办企业这件事我也有责任。他们办广告公司时，我在省里工作。到沈阳后我发现了这个问题也和他们谈过，他们答复我将从公司退出。并要我支持干别的，我也没有同意。为此，慕洋、李伟对我身边的工作人员意见都非常大。以后，我听说他们的广告公司仍在做，但我也不知道什么详情，我想说的是孩子们的事，我说了也管了，但没管住，我有责任。”
乖乖！说的多么轻巧！什么“我也有责任”、什么“我在省里工作，他们在沈阳办公司的”、什么“我该说的也说了，该管的也管了，只是没有管住！”作为清华高才生，慕绥新怎么这么一点地理常识都没有了，好像沈阳不是省会所在地，不归辽宁省管？作为一个慈爱的严父，怎么连一点亲情都看不出来？与儿女说话，怎么像局外人那么勉强？作为一任有政绩的市长，怎么连这么一点权威也没有，你的魄力呢？你的勇气呢？你的强烈责任心在哪里呢？
是的，我们不能靠武断推理，也不能“墙倒众人推”，把慕绥新子女违法乱纪的罪行全都扣到他头上。但是从专案组查实的大量事实，我们可以看清楚这样一条渠道，那就是在慕绥新的直接操纵下，他的子女才由“虫”变成“龙”的。随之，当沈阳的天空阴云翻滚，他政治生命出现危机之时，为了彻底解决后顾之忧，他又“暗渡陈仓”把儿女送到了国外享受着奢华生活。而后，面对专案组他却摆出一副“儿大不由爷”的委屈模样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由此可见，腐败隐藏得多么深，伪装得多么巧妙，现实又多么触目惊心呀！
“八面人”慕绥新魂归何处（1）
慕绥新说自己是个靠信仰生活的人，他坚信信仰是一切思想的先行官，如果没有信仰，就不可能有假设、原理、科学和数学。他还坚信信仰是思想的延伸，有了信仰我们才能承认有不可能的事情，否定信仰就等于反对自己，反对我们一切创造力的精神源泉。
当慕绥新那个靠信仰支撑起来的千古流芳美梦，那个充满激情的百年市长之约被现实击得粉碎之后；他那张金光闪闪的政绩市长画皮、那件非常能干事的外衣被彻底扒下来之后，他就像一只被拔去羽毛的寒号鸟什么也没有了，只剩下那副赤裸裸的大贪官病态形象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正如他写给平晓芳信中自嘲的画像： 我把所剩无几的头发全剃了，现在是一个金光闪闪的光头。
在人生最后的日子里，他那躁动不安的灵魂曾反复地问自己： 我是谁？怎么一个靠信仰活着的人，会成为“八面人”大贪官？这里有什么必然联系吗？最后连那悲惨的灵魂都无处可去。
那些难忘的最后岁月，慕绥新不知是被癌症病痛折磨得神情恍惚，还是被自己的痛苦精神折磨得神情恍惚。他躺在那里常常走神，让灵魂离开躯壳，轻盈地像一只孤独的蝴蝶，到处飘呀飘，到处舞呀舞、到处游呀游……因为只有那样，他才能又找回那种坐飞机的感觉，那种感觉真好！是出国考察访问？还是到北京开盛会？或者是天南地北的招商引资？反正每当他离开或者回来，当飞机在沈阳上空盘旋的时候，他都习惯地双手交叉抱肩，静静地坐在机舱口，带着一种独特眼光的欣赏窗外那个他亲手设计、描绘的美丽城市： 笔直、宽阔的马路，神圣、气派的广场以及美丽的百里绕城的水上公园，像一颗颗晶莹透剔的珍珠镶嵌在沈阳周围。对了，现在在铁西区又多了一条雪佛莱汽车生产线，沈阳有一个在全国叫响的金杯汽车；现在又增添了一条世界上最先进的汽车生产线；还有中国惟一一家全部是自己设计制造的“中华”轿车也投入生产了……在他的辛勤努力下，能够拉动沈阳经济腾飞的装备制造业与汽车行业，都初具规模……每逢此时，他的心口都在剧烈地跳动，猛烈地撞击： 是呀！作为一任市长，面对着如此骄绩，他完全有理由骄傲。
在法庭上接受审判的慕绥新已失去往日神话般的光环每一次噩梦醒来，慕绥新既相信又不敢相信。现在只有平晓芳给予他的一切都是真的。他们相差24岁，人家是研究生、是美女、是书香门第，不图他的地位、名声、金钱，凭什么非嫁给他一个近60岁的老头子？他埋在心里一直没有说。
1998年，慕绥新把平晓芳调到大连后，由于工作忙慕绥新不能天天守着她。而她一个人在大连呆得很闷，希望调到沈阳工作，守候在慕绥新身边。因为当时他们还处于“偷吃禁果”的地下保密阶段，慕绥新怕社会影响没有同意。她就和慕绥新赌气，准备靠自己的力量调到沈阳去。为此，她首先想到了1997年在鞍山时，认识的一个沈阳朋友“安老板”。当时那个安老板在鞍山干装修，对她很热心很上心，也非常仗义。有一天，她只念叨挺闷的想出国玩玩，那个安老板立即就去办出国手续，陪她去韩国玩了两天，一起去散了心。当然一切费用——飞机票、住宿、游玩、购物都是那个安老板包下的。回来时又在香港逗留一天，安老板还给她买了两件衣服，一件是达克思外衣，一件是时髦的围脖，还有一些她非常喜欢的小玩意。
她现在虽然有了这种特殊身份，但并不影响她与安老板还是好朋友。她坚信自己求到安老板门下，那位安老板一定会热心帮忙的。况且，她真想在沈阳开办一个服装公司，把名字都已经起好了，因为她与慕绥新都属羊的，她就起名叫“丹羊实业公司”，“丹”与“单”谐音，预示她要不依靠慕绥新，单独做生意。
也许是年龄相仿（安老板也是60年代初出生的），他们共同语言多；也许异性相吸，安老板年轻气盛出手很阔，对白领女人有一定的吸引力。他们的交往引起了慕绥新的注意，最后慕绥新不得不投降了，乖乖地把她调到沈阳某证券公司。
“八面人”慕绥新魂归何处（2）
安老板对平晓芳的热度有增无减，服务几乎是全方位的。比如1999年春节前，安老板主动地给平晓芳母亲的住宅全部装修了，当然没有要一分钱装修费。2000年3月她的弟弟想到外国读书，那个安老板就帮助办了。当然，她的弟弟也吃住在安老板在韩国的办事处里，所需要的学杂费，也是那个安老板交的，后来她的妹妹想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还是那个安老板帮助金钱铺路进去的。
婚后，她想玩玩小轿车，一个电话打给安老板说想借部车。安老板不到一个月，就把一辆崭新的欧宝车开到她的眼前。后来她才知道，安老板是以她的名义，花了30多万买的新车，她在大连托人办牌照办了手续。慕绥新知道后非常不满意，坚决不让她要，最后她只好把车退给安老板。
安老板也许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讨好平晓芳有更深的含义，那就是为了打通慕绥新的关节。1999年5月安老板送给慕绥新5万元人民币，要求承揽辽宁友谊宾馆15号楼装修工程；1999年友谊宾馆15号楼装修改造工程招标时，慕绥新对该宾馆副总经理讲，让安老板所在的沈阳某工程公司承揽该工程；1999年底，又是慕绥新批示让商业银行给该集团贷款800万元；2000年2月，沈阳商业银行又给他们公司贷款800万元。
2000年9月，安老板为了感谢慕绥新，听说慕绥新病了，到北京301医院看望慕绥新时送去了3万元。
2000年初冬，还是这个安老板又闯到空军大院平晓芳的住处，拿出一件黑色长款的貂皮大衣送给平晓芳。而平晓芳根本不缺貂皮大衣，她一共有4件，她平时穿的黑色短款貂皮大衣是自己买的；那件戴帽子黑色长款貂皮大衣，是她和慕绥新结婚后在沈阳通过熟人打折买的；还有那个最新款式的短款墨绿貂皮大衣是刘宝印妻子袁晶送的。
当平晓芳把安老板送来的大衣穿上给慕绥新看时，慕绥新脸上顿时不好看了：“你穿这件大衣像黑乌鸦，不好看，你别穿。”
其实平晓芳明白慕绥新不是反感黑色，而是反感那个安老板，所以一直没有再穿这件貂皮大衣。
在最后的时刻，慕绥新还在坚守着他的“灵魂阵地”，那就是专案组在调查核实他与马向东、刘涌的关系时，他却出人意外地坚守着三个问题，决不后退半步，尽管这已不涉及是不是受到更严厉的惩处。
其一，他坚决不愿意与黑社会为伍，充当黑社会的保护伞。也许他看到了腐败权力场中，通过无性繁殖方式，实现权力与资本高速双扩张，进而成为极具社会破坏性的黑恶势力的极大危险性；也许他熟悉“权力＋资本”是高官常见的非法敛财方式，即： 权力或者资本的一方拥有者，通过与另一方的秘密合作、交换，来实现自身原有资源的迅速扩张与增值。沈阳刘涌和慕马案中落马的官员，厦门远华走私案中的腐败高官和行贿奸商等，莫不如此。权力加资本再加社会黑恶势力的高度集中，正是他们和他们的关系网不断做大、做强的秘诀。而我国部分高官腐败分子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权力与资本的同体化加黑帮化，应是这种原始积累完成的一个重要特征。官员不得经商，资本不得化为政治，这是防止权力资本一体化必须恪守的底线。然而，红顶商人和商人红顶现象，并不仅仅是东北独特的现象。官员通过亲友曲线经商的现象屡禁不止，部分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身份在一些地方的商品化趋势，买官卖官现象在一些地方的蔓延等等，都在催生着新的慕绥新、马向东出现。因此，在专案组核实他是否收了刘涌的钱时，不知是因为涉及到黑社会，他坚决予以否认。其实在法律层面上讲，当时多一笔、少一笔，对于他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后来我也问了王立军，他在刘涌最后的岁月，曾经有过对话。王立军也说刘涌最后没有坚持说给慕绥新钱这件事。慕绥新在2001年4月15日中纪委的调查笔录上，非常气愤地写道： 沈阳盛传刘涌通过郭秘书给我十几万美�
